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格雷格里·贝特森评述

刘 蒙 之 赵俊峰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格雷格里·贝特森被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贝特森都做出了独特和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滋养了人类学、心理治疗、小群体互动社会学、动物学、传播研究、教育学、系统理论、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在传播学领域，贝特森也是许多学术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他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双重束缚 、元传播、关系传播等理论和问题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贝特森的学术生涯发展历程和其在各个阶段的重要学术理论贡献，以全面地呈现其智识生涯的全貌。

关键词： 贝特森 传播研究 三论 生态学 元传播 双重束缚 精神

在传播学早期研究者当中，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绝对算是一个异类。贝特森1904年生于英格兰的格兰切斯特，父亲是著名的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贝特森是许多学术问题的发现者和开创者,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双重束缚 、元传播、“生异之异”，关系传播理论、对称与补充等等不一而足。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它在新几内亚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参加了建立了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与维纳一道建立了控制论,但是他与计算机却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来去自如地出入许多不同的学科,生物学、语言学、方法论、精神治疗等等，他的一生大部分工作都涉及到四个学科，人类学、精神病学、传播学以及基于系统论和生态学的认识论的发明。这四个学科大致上与格雷戈里·贝特森

一生中主要的学术经历相对应。可以说，他的每一次对一个学科的参与都会改变一个学科的面貌。

1925年，贝特森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史专业，1927到1929年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其中于1928年贝特森在悉尼大学教授过一年的语言学,1930年，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在得到硕士学会以后，贝特森来到新几内亚研究两年,当时他选择研究的是塞皮克河流域雅特穆尔人的社会结构。在1932年这一年,贝特森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研究文章。但是后来贝特森在自己述说这段人类学田野调查经历的时候,他说自己是失败的,原因是他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这段经历并不像贝特森所说的一无是处,一件对贝特森的人生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家马格里特·米德。贝特森与米德与1936年春天在新加坡结婚，婚后贝特森和米德在1936到1939年这个期间回到了印度尼西亚，研究一个山区里的社群——巴厘人，他们花了3年时间在巴厘和新几内亚做研究。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利用电影和照相技术作为研究媒介和手段进行人类学研究，在他们的名著《巴厘人性格：摄影分析》里面收录有700多张黑白摄影照片，开创了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先河。

1940年贝特森来到美国，初到美国，它是以巴厘文化专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二战爆发以后， 1942年到1943年，他以一名人类学电影分析家的身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供职，从事德国宣传电影的分析研究。1940年代，贝特森参加了罗伯特·维纳领导的跨学科的控制论研究团队，维纳、贝特森和米德一起发现了控制系统的初级和次级过程，这段经历对贝特森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42年召开的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上，贝特森还遇到了沃伦·麦克罗齐（Warren McCulloch）和朱利安·比洛奇（ Julian Bigelow），这时他们才开始谈论一个在当时还很稚嫩如今广为接受的概念“反馈”（feedback），贝特森深深地感到他在1936年写作的后来被誉为人类学研究杰作的《纳文》，缺少的东西就是这种认识问题的视角。

系统论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离不开二战期间贝塔朗菲、阿纳托尔·拉波波特、肯尼思·博尔丁、艾什比、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等人的开创性研究。贝特森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系统的特点是信息流动，能量流动，物质流动和其他变量的流① Ohnston, Paul. 1976-1980. Bateson, Gregory. In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Supplement Ten, edited by Kenneth T. Jacks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p.27-29.

② Interview with Gregory Bateson and Margaret Mead, in: CoEvolutionary Quarterly, June 1973. pp. 32-44. ②①

动。他认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信息的流动是最为特殊的，这是因为只有信息的流动可以从a处到b处然后再回到a处。在对信息与能量关系的认识上，他认为系统依赖于信息,而不是能量，并认为元传播是复杂系统的特征。贝特森对系统论最特殊的贡献就探索了系统中次级的更为复杂的领域，是贝特森首先发现了系统的层次和等级问题，环境的范围和矛盾的范围。 贝特森（Bateson,1972） 把信息定义为“生异之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贝特森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如果所获得的东西不能分辨出来，或者即使分辨出来了，却不会造成任何变化，他就断定这只是噪声。贝特森解释说，神经细胞只在事情发生变化的时候才向大脑报告。信息就是差异和不同。一只蜥蜴捕捉昆虫。蜥蜴的眼睛只把运动传送到大脑。如果树叶上的昆虫不动弹，那么蜥蜴很难看到昆虫。但是当昆虫开始运动，蜥蜴就能够很快伸出舌头逮住昆虫。这就是关键或者说重要的差异——差异生产信息。信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固守在某一个点上，信息永远都是一个“回路（circulation）”。在回路中，信息不断地进行互动和影响。贝特森关注的是在相异部分之间的信息互动。

1943年到1944年贝特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和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签订有服务协议，和战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贝特森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也加入了战时临时机构。从1944年到1947年，他主持了旨在削弱日本官方宣传的著名的“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贝特森一开始不愿意为军事或情报部门工作，甚至在考虑参加战略服务办公室（OSS）后，贝特森还是对在战争中人类学家把他的知识作为武器的行为感到一种伦理困扰。 “黑色宣传”这个词指的是个人或者群体假冒敌人进行宣传，用负面的虚假的信息混淆视听。贝特森通过跟踪日本的官方电台但是却夸大事实的方法进行虚假宣传为战争服务，效果证明这个项目在战争期间的确削弱了日本的宣传。在主持“黑色宣传”工作期间，贝特森应用了他的动态分裂症（schismogenesis）理论来在敌人中间制造混乱。贝特森在二战期间的这段经历，造成了他后来对应用人类学的负面评价。尽管米德和贝特森都对战争期间心理战中使用的欺骗感到困扰，但是米德没有贝特森那样严重。战后，天生乐观的米德没有失去对科学的基本信仰，她认为科学如果被负责地应用，就会有助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但是贝③ Levy, Robert and Roy Rappaport. 1982. Obituaries: Gregory Bateson (1904-1980).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pp. 379-387.

④ Klopfer, Peter H. 1979. Bateson, Gregor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Biographical Supplement. Vol. XVIII, edited by David L. Sill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42-44. ④③

特森却为战争期间的经历深感不安，认为将科学应用于社会带有内在的危险性，他认为科学最大的作用是形成理解而不是促进行动。

二战结束后，贝特森在中国、缅甸、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都有短期停留，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贝特森和米德离婚，和米德离婚之后,贝特森来到了加利福尼亚,他远离了主流的人类学家（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主流人类学家忽视他）,开始研究心理学和传播学。起先在这里他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资助用于研究传播中的矛盾问题。在这笔资助用完以后，他又接着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过这一次资助的项目是“双重束缚”假设的研究。在帕洛阿尔托小组，贝特森和他的同事（Bateson, G., Jackson, D. D., Haley, J. & Weakland,1956）唐纳德·杰克、杰伊·哈利和约翰·维克兰德提出了双重束缚（Double Bind） 的概念。双重束缚是“无论一个人怎么做，他都不能“赢”的情况”。双重束缚就是一种典型的传播与行为的撕裂现象，是一个陈述本身暗含一个与自己主张相反的意思。双重束缚的概念能够研究广泛的人类行为，包括进行一些动物的行为和传播研究。贝特森举例说，如果一位母亲嘴上对自己的宝宝说“我爱你”，同时却扭过头去不理孩子，这时孩子就受到了“双重束缚。小孩子在身心上都严重依赖于母亲，面临这种情景，他（她）无法对母亲表达出自己心理上的矛盾感受。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构造一种传播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传播的背景。此间，他还获得梅西基金会的资助用于研究精神病学。 在度过了哈佛大学的美好时光以后，贝特森来到旧金山，他进行了一年的动物传播研究。他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曾经养了一只章鱼，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严密的观察研究。不幸的是，这个研究的资助后来停止，直接导致了研究的流产。1963年，在章鱼传播研究项目下马后，贝特森被泰勒·普赖尔邀请到夏威夷的海洋基金会去从事鲸鱼、其他动物和人类传播问题的研究。从1963年到1964年，贝特森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海豚实验室担任主任，从事海豚的传播研究，在那里他也同时研究了鲸鱼的传播问题。但是他对实验室的管理问题感到头疼，后来终于辞职不干，专心研究。 ⑤⑥⑤ Bateson, G., Jackson, D. D., Jay Haley & Weakland, J. 1956.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Behavioral Science.vol.1. pp.251-264.

⑥ Marcus, George E. 1984. Gregory Bateson: The Legacy of a Scientist (Book review).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pp.427-428.

贝特森1960年代大多数的思考都集中在他1972年出版的《走向精神的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中。贝特森在这本书中探索了“精神（mind）” 的概念——精神用来指代复杂、自治和控制的系统，比如生态、组织、心灵和文化。在《心灵与自然：必要的统一（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1980)中，他认为人类学习和生物进化是相同的过程，它们都是“随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随机的选择因素和随机产生的变量结合在一起。贝特森利用“精神”（Mind） 这个概念来描述复杂的控制系统。包括无意识的精神。他喜欢改述帕斯卡的表述“精神有属于它自己的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动机”，“精神有自己精确的运算法则” 。运算法则是处理和运算的一个数学用语，经常用与计算机编程中。贝特森用这个词语来解释我们认识，思考和行动的潜在前提，这个潜在前提不能被我们语言的运算法则所理解和掌握。在贝特森看来，所有的认识和反应、所有种类的行为，所有的神经病学、生理学和内分泌学，所有的组织和进化都可以被看成是传播现象，这些领域广泛的现象都受到传播法则的支配。事实上，人们不能不传播。我们出生在这个传播的世界， 我们自愿或者无意识地成为这个传播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在我们死后也被别人传说着，这也是传播。

贝特森晚年一直待在夏威夷，他和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进行过很多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在夏威夷的这个时期，贝特森发明了一种新的认识——来源于系统论和生态学。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贝特森关注人类生态系统中信息的传播和转化。他的研究聚焦于人类生态系统中关系的生态学和信息问题。贝特森把“三论”的观点带入了对 “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生态系统”这个词语在1930年由罗伊·克拉彭发明的，用来指代一个环境中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关系的物理和生物的组成部分。英国生态学者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后来重新定义了这个术语，把生态系统定义成建立在生物群落（一个动物的群体）和小生境（生物群体生存的环境）之间的互动系统。人类生态系统的概念是建立在人类/自然的二分法的基础上，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有的物种和构成小生境的非生命物质彼此都在生态环境里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共成一体。生态系统可以描述任何生物体和他们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系统小到一个家庭或者一所企业，大到一个民族国家都可以被看作一个人类生态系统。人类生态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于一个复杂的人类和生态关系的网络中相互作用并共同组成一个生物圈。人类生态系统的分析经常被一些生态人类学家使用，比如罗伊·拉波波特,他分析了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仪式和传播。贝特森、E.N. 安德森、玛丽·道格拉斯、基思·百索（ Keith Basso）和保罗·纳达斯第(paul Nadasdy)等人类学家都把人类生态系统作为分析的对象。大多数

的人类生态环境分析和研究关注一些特殊环境，比如生物学、个人、社会文化、环境等等。比如世界系统理论由沃伦斯坦提出，是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纬度分析人类生态系统的全球网络的一个例子。贝特森认为自己是个行为科学家，他有着宽广和没有偏见的研究视野，研究了生物体，比如人类和哺乳动物自然的传播。贝特森采用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精神分裂症家庭的传播，这种现象被他称为“双重束缚。他还参加了酗酒者恢复项目，这些研究的材料日后成为他研究西方文化的基础。贝特森（Bateson ,1967）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称关系。对称关系就是一种行为的增加导致对方相同形式的反应。比如军备竞赛、体育比赛、酗酒等等。补充关系是一种相异行为，这个关系中的双方互相补充。比如统治和顺从，照顾和依靠，虐待狂和受虐狂。贝特森还发现西方文化中另一个思考习惯是把部分从整体从分离出来，单方面控制一个部分，据此认为另一个部分是敌对的，反对边界外面的部分。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人类征服自然”、“人与社会”、“我们与他人”、“精神与肉体” ，从而忽略我们是一个更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点和中国古代的“ 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点背道而驰。

贝特森一生成就卓然，是一位杰出的传播教育家。无论是在帕洛阿尔托小组，还是其他的组织和研究生涯中，他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人才。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奠基者和早期核心人物。在帕洛阿尔托学派他培养了一批跨学科的杰出的社会科学家。贝特森合作过的后辈有杰伊·哈利和保罗·瓦拉茨维克以及他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其中最杰出的学生之一就是瓦兹拉维克。贝特森去世后，瓦兹拉维克继承贝特森的衣钵，继续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束缚” 。瓦兹拉维克1967年出版的建立在贝特森思想基础上的《人类传播语用学》 是传播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瓦兹拉维克（, Paul., Janet Beavin Bavelas., and Don D. Jackson,1967）最有名的贡献是他所提出的五个传播命题，纵观这五个传播命题,无一例外地都源自贝特森研究的启迪，其中许多都集中在《走向精神生态学》（1972）这本书中。这五个命题是（1） 人们不能不传播。每一个行为都是一种传播，人们不可能不去传播。（2） 每一种传播都有内容和关系两个方面，后者对前者进行分类构成元传播。（3） 关系的本质依赖于交流者交流过程中的停顿。（4） 人类传播包括数字形态和类比形态两种形态。传播不仅仅通过说出来的语言（数字传播），而且还有非语言的类比的传播。（5）人际传播的过程或者是对称的或者是补充的。这取决于交流着的关系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此外，贝特森还是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的开创者。他是传播生态学的启蒙者，他的思想还是框架理论的思想源头。他从传播的角度研究精神病，从而使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奇妙世界。他的许多警句令人深思，比如：“逻辑是贫乏的因

果模型”、“语言通常强调互动的一个方面”、“信息是生异之异”、“数字和数量是不同的”、“地图不是领土”等给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很多启迪。

1980年7月4日,贝特森因为癌症逝世于旧金山的公寓里，终年76岁。至此，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走完了自己博学和精彩的智识生涯。人们说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心理学家、 生物学家、控制论专家，语言学家等，也可以一言以蔽之称其为一个全面的社会思想家。和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卢因、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一样，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的研究也是偶尔驻足，与四位奠基人不同的是，他没有局限专业或是方向，而是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思想或者说范式来纵览对未知的世界——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这种视野就是传播——“人们不能不传播”是贝特森传播学思想的浓缩。贝特森的大部分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被误解或者不受欣赏，这是因为他总是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并挑战学科的界限。今天，我们很难将格雷戈里·贝特森的智识生涯归结为哪一个学科或是哪一个领域，无论从哪一个独立学科来盖棺定论贝特森的学术贡献，都将会大大化约贝特森的成就。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可以说贝特森智识生涯的凝练概括。

参考书目：

[1]Bateson, G. (1958 (1936)).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Bateson, G., Mead, M.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3]Ruesch, J., Bateson, G. (1951).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W.W. Norton & Company.

[4]Bateson, G.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Bateson, G. (1980).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Advances in Systems Theory, Complexit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Hampton Press.

[6]Watzlawick, Paul., Janet Beavin Bavelas., and Don D. Jackson.（1967）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Interactional Patterns, Pathologie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Norton.

[7]Bateson, G., Jackson, D. D., Haley, J. & Weakland, J., 1956, Toward 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 Behavioral Science.vol.1.

作 者：刘蒙之，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7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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