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

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今年八月，陈小鲁收到了同学黄坚发来的一组照片，关于1966年校领导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的照片。看到照片的陈小鲁在八中校友博客上，发表了这样一封道歉信。

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富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革命，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接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是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小鲁 2013年8月20日

这之后，在北京八中对面一家茶社的会议室里，一群两鬓斑白的老人，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聚会。与会的都是四十七年前在文革中受到波及的北京八中的老师和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有六十多岁了。陈毅之子陈小鲁作为代表，向他们做了正式的道歉。

“要说文革我有什么领悟的话，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宪。”

许戈辉：我们知道今年八月份，您在八中校友会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文革的反思道歉信，并且也和其他校友同回八中，举行了一场小型的道歉会。对于你们道歉的举动，老师持怎样的态度？

陈小鲁：老师们的态度很宽容、大度。我记得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张金凤老师就说，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上课，总讲些阶级斗争。运动一来，很多人都迷失了方向，学生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了一些事，作为老师也是有责任的。还有的老师就讲，学生就像老师的子女一样，子女犯了错，父母做最多的就是包容。

许戈辉：道歉之初，是否想过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有一部分声音觉得您这是为了出风头，您怎么看待这些质疑？

陈小鲁：没有，我一直觉得道歉是我个人的事，就是我和另两个同学，小范围的一个举动。我也从来没认为我的身份特殊。我父亲对我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要有优越感，对老师、同学、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尊重。所以即便是在运动期间，我对老师也是保护的，我没斗老师，更没出卖爸妈，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另外我也并不想通过我的道歉，引起什么大规模的道歉。实际上对于“文革”的反思，很早就开始了，很多同学都在各种场合道歉过。

许戈辉：说到对“文革”的反思，您多次在采访中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为什么？

陈小鲁：要说“文革”我有什么领悟的话，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宪。如果当时我们有宪法教育，有对人权的教育，有人道主义教育，那我们就可能少犯错误，学校悲剧就会减少。今天有个环球时报的记者采访我，我说你是哪年出生的？他说1985年的。我说你上学的时候，有宪法教育吗？有普法教育吗？有对公民权利、义务的教育吗？他说没有。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教育。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政府没有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往往是一个人上台讲一套话，大家就跟着去宣传这个话。我们最大的教学就是应该树立宪法的权威，让老百姓知道，要遵守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就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党内部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官民的矛盾永远都是有的。不单是中国有，国外也有。但怎么解决呢？法律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吗？过去说，生活好了就能解决这些矛盾了，我觉得不一定。比如2011年我们反对日本购买钓鱼岛，就出现了大家砸日系车的现象。有人说这是“文革”回潮，我说这不是回潮，这是文革的基因从来没有彻底清除。当时放出来那个恶魔，还没有完全收回去。

“我一直没有加入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官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之后陈小鲁倡议并组建了“西城区纠察队”，为遏制当时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极左的思潮下，部分红卫兵意识到乱揪乱斗革命老干部并不是真正的革命，于是1966年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他们以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总部设在北大附中。“联动”成员是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多为十六七岁的烈士子女、高干、军干子弟。

许戈辉：宪法是您在“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思，那么在文革当中您的思想有没有受到冲击或者转变的时候？

陈小鲁：本来最开始是文斗，但是8月18日以后，就开始武斗了。我的思想也开始由革命派转向保守派了。于是成立了西区纠察队，成立它的宗旨是为了遏制红卫兵的暴力。后来红卫兵被解散了，文化革命更加深入，像我父亲这些人都受到了冲击，我的思想就有了第二个转折，开始对文革产生了怀疑。所以后来开始发展到大规模批斗时，我在部队，已经是团级干部了，你必须得批斗，我非常难受，我不想说违心的话。于是我就申请调离了沈阳军区。

许戈辉：您刚开始是学生领袖，后来又成立了西区纠察队，很多人把您当做“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但其实您从未加入过“红卫兵”，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加入红卫兵？

陈小鲁：因为我上学早上一年，在同学中年龄最大，再加上当时的人缘又不错，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学生领袖。但我一直没有加入红卫兵。因为当时文革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造反有理”，当时的我，并不反对这个观点，我反对的是后来那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就是血统论。这个说法其实是扩大了打击面，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的很多同学出身都不好。所以我就提出来，我说既然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就应该用毛主席的话作为我们的口号，叫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你要讲别的口号，他们都不会接受，但毛主席的话，谁敢反对啊。果然谁都不说话了，但还是有人不服，因为别的红卫兵都用的原来那个口号，这样一变口号，大家就说算了吧，别搞了。所以你如果现在调查我们学校，红卫兵总部、宣言、领导人什么的，都没有。

许戈辉：当红卫兵解散，开始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文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您的父亲这时也受到了“文革”的波及，这个时候作为学生领袖，您的处境如何？

陈小鲁：四人帮认为我父亲是联动的后台，我是我父亲跟联动中间的联络人。我是他儿子，又是学生领袖，所以1968年的时候，他们就像抓我。但周总理不同意，总理说陈小鲁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没有掌握他任何问题就抓人，那最后没有问题的话你放不放人？如果认为陈小鲁是联络员，那我就把他孤立起来不就完了嘛。于是总理为了保护我，就把我送到了部队去锻炼，这样就切断了我和社会、家庭的联系，当然也可能间接保护了我的父亲。后来我就去部队参加劳动去了。

部队三年，未给家中写过一封信

许戈辉：您去部队前的这次和家里的告别，是不是有种生死离别的味道？陈毅元帅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坚毅，性格很豪放的人，但是当这样一个男人告别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

陈小鲁：其实家人不太知道我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我没说过，他们也没问过。所以当我要走的时候，他说你究竟干了什么，我说我什么都没干。等到我走的时候，父亲有些感伤，但是他也觉得我大了，到部队锻炼锻炼也是好事。我去部队的时候是1968年，22岁，到1971年的时候，我父亲碰到陈锡联，就是我们沈阳军区的司令，他就跟他提出来，说我的儿子在你那儿当兵，都三年了，一封信都没有。为什么我不写信呢？因为我走前，总理对我有要求，他跟我讲你不要写信，不要跟家人、社会联络。那后来陈司令一听我父亲这么说，立刻说我表现很好，已经当干部了。这之后我就回家了。

许戈辉：从部队上回到家后，到父亲过世前，这段时间里，你们父子的相处是怎样的？

陈小鲁：没有说太多。一个是我父亲身体不好，已经得了癌症嘛。另一个是党内的事情也很复杂。当时我父亲还背着一个“二陈合流”罪名，就是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他和陈伯达合谋反对毛主席，支持林彪。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讲了一句话，他说小鲁啊，可能这三年经历了很多，有很多话没有跟我们讲，其实我都讲了。因为部队的干部、战士对我都非常关心。我记得1970年我入党，指导员就讲，说陈小鲁同志的家庭以及他在文革中的表现，组织上保证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我们讨论的是根据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是不是够一个党员的标准。这其实是对我的保护啊。

许戈辉：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当年很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在现在这样一个拼爹的年代，您作为一个过来人回头看，您认为家庭到底给一个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陈小鲁：是这样，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等。追求平等是我们的一种愿望。社会始终有等级，特别是在东方。你如果是个干部子女，那就是有优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东西终归是要逐渐把它缩小，所以我们要政府干嘛？要改革干嘛？不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