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的"新叙事":何以可能,何以终结?

　　《南风窗》开展关于中国体制的“新叙事”的讨论，体现了这本老牌杂志的担当和勇气。笔者在过去的几期里发表了四篇文章，对“新叙事”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在社会各界引起一定的反响，更有幸得到几位学者的垂青，在本期加盟讨论，对“新叙事”各抒己见。在感叹和敬佩之余，笔者不揣冒昧，借此机会回应一下各位学者的观点并做一些引申。

　　中国仍然在追赶的途中

　　笔者赞同许章润教授大胆的政治想象，但对宏大的叙事框架也有一些隐隐的担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固然是各民族国家追求过的终极目标，但如何将自己选择的“主义”落地实施，恐怕对于当下中国更加重要。正如笔者在前四篇文章里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夸大了个体间的实质性平等，不加区别的实施将可能导致政治的不可治理性，而共和主义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在当代且极易被“民主斜坡”所瓦解。本文继续做一些补充。

　　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观念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的解放的结晶，任何意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拒绝。然而，在实现这些观念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可能走不同的道路。条条大路固然都通向罗马，但条条大路都有不同的起点，沿途的风景各有不同，路上行走的人各有千秋，最终，罗马也会因为各条大路上涌来的各色人群而变得丰富多彩。

　　就政治变革而言，西方现代民主起始于英国革命。革命之后建立的宪制不是一个计划的产物，而是议会与王权斗争并达成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化不是一夜间完成的事业。如果以1688年光荣革命为起点，以1928年妇女获得选举权为终点，英国花了240年才完成了民主化进程。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美国的宪制是设计出来的，但要实现真正的普选，美国还要等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让黑人获得同等选举权之后。

　　对比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我们也会发现很大的差别。英国的议会制度大大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但让政治变得更加稳定，且更易于保留精英主义因素；美国的总统制给予政府很大的权力，但总统直选往往造成政治动荡，且更可能滋生民粹主义或多头政治。这个差别植根于两国不同的宪制历史之中。英国是议会和王权妥协的结果，光荣革命大大加强了议会的权力，最终，经过二百年的演变，行政权彻底地从国王转移到首相的手中，而首相必须是议会多数党领袖，受议会的钳制。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出于建立一个强大合众国的需要，赋予了总统近乎国王的权力，但同时设立三权分立的防火墙，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

　　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尽管包含着现代化的过程，但最根本的主线是救国图存，是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对现代列强军事、经济和文化扩张的回应。改革开放至今依然如此。邓小平能够把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恐怕一句“不然就有被开除出球籍的危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才是近代中国种种努力和苦难的最大关切之所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在经济总量上雄踞世界第二，沿海一线城市的人均收入也直逼宝岛台湾，但赶超仍然是上上下下、政府和民间最大的共识。

　　笔者多次参加中小企�I的大型年会，每每被会议的气氛所感染。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年会一定充满了挣大钱、挣快钱的铜臭味，但实际相反，组织者不是用赚钱术打动参会者，而是用民族复兴和对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赶超激发场上的热情，并得到参会者们雷鸣般掌声的回应。中国仍然在追赶的途中，在现代化的路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然和世界前沿接轨，但民众还在为“我不是潘金莲”奔走呼号，旅游部门还在提醒出国旅游的国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遵守公共秩序。以此观之，中国恐怕还没有到达“踢出临门一脚”的时刻，而是还在筚路蓝缕、奔向现代国家的途中。

　　这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性拒绝人类价值的普适性，而是要以中国近代史为起点，以中国当代的实践为载体，实现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人类价值。正因为西方早我们两百年开始现代化的历程，我们才可以从西方那里学到东西，避免走西方走过的弯路。经过二百多年的摸索，西方的政体收敛到以代议制民主为主干的共和体制，或笔者所说的“混合体制”。但是，这种体制是不稳定的，特别是经历战后民权运动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全世界的民主政体都走上了民主斜坡，民主制度中的精英成分损失殆尽，到现在，反体制成为欧洲和美国政治生态的主旋律，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1949年新政协的精神以及数年之后形成的《宪法》来看，当代中国体制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负责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并选拔和管理官员；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表达的场所，体现了民主制的成分；最后，人民政协对中国共产党起到监督的作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和继承制度经受住了考验，党内民主得到加强，干部管理和选拔机制趋于完善。就党是中国宪法架构之一部分而言，党的制度化就是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当代中国体制并不完美，但至少是在代议制民主之外实现混合体制的一个有益尝试。 中国世俗文化里存在鼓励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马云在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党不仅是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制度

　　强世功教授从法学家的视角出发，很早就敏锐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提供了一个法理基础。笔者完全赞同他的这个理论；事实上，笔者对于当代中国体制的描述，也是以这个理论为出发点的。然而，对于党在宪法架构中所起到的作用，笔者与强文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笔者不敢确定，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思想教育的功用会有多大。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对于宗教权威、还是世俗权威而言，思想教化的目的都是让民众成为自愿的顺民，从而降低他们独断专行的成本。启蒙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让社会摆脱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专断意志，让理性成为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针。在中国，经历五四运动的启蒙和上世纪80年代的再启蒙、特别是90年代以来市场化大潮的洗礼之后，至少在知识阶层和城市中产阶层当中，价值多元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存在和社会取向，任何以国家名义实行的价值教育都将在现实中以碰壁收场。 　　其次，现代国家公认的一个政治标准是国家的价值中立性，因为，现代国家是全体公民的自愿联合体，首要目标是实现无压制的和平相处。在《亚当・斯密在北京》这本书里，阿里吉区分了两种国家。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家是管理资产阶级的委员会”，另一种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国家，即国家独立于所有公民。前者的国家具有阶级属性，因而必然是有偏的，进而是带有暴力倾向的；后者的国家是中性的，因而可以超越阶级和党派之争，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国家。由此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中国体制下的国家是价值中立的。

　　而对于干部选拔制的时候，笔者想强调两点。

　　首先，今天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在本质上与中国自西�h以来建立的官员选拔制度没有本质的差别。诚然，当代官员的评价体系与历史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选拔有能力和德性的人才这点上，上下两千年，基本没有变化。钱穆在《历代中国政治得失》、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都意识到，中国是最早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的国家，而国家治理需要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

　　其次，强调党在干部选拔过程的教育功能，不能掩盖党作为一种制度在国家治理层面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党构成宪法架构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必须从党在国家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加以论证。在现代国家里，选拔官员和反映民意是国家治理的两大任务。民主体制采取二合一的方式―即通过全体公民的投票选举能够代表民意的官员―来实现这两个目标。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让公民具有政治参与感，并限制了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坏处是官员为了获得选票而不得不迎合民众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并不总是符合全社会的长远利益。

　　中国共产党体制调和这个矛盾的方式是将官员的选拔和民意的代表区分开来，前者由党来完成，后者由人民代表大会来完成。官员的培养和选拔制度是当代中国体制的一大特色，党是这个制度的中枢机构，是对民主体制下的选举制度的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党不仅是一个组织，而且是一个制度。笔者认为，只有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党的作用，我们才能够获得“党是宪法架构的一部分”这个命题。

　　中国文化有鼓励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

　　当代中国不缺儒家，也不缺儒家道德的布道者，但是却极缺能够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学理和分析方法对儒家进行现代化阐释的学者。这可能和中国传统倾向于培养学问家而不是理论家的学术导向有关。在这个背景下，陈晓平教授的文章对“自由”的儒家的论述就更显得难能可贵。笔者在此愿意再做一些引申。

　　儒家经宋明理学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教条，失去了孔子时代的生动和激情。但是，正如基督教曾经成为束缚欧洲的桎梏并不影响今天西方从耶稣那里获得灵感一样，儒家所走过的弯路亦不应该成为我们回到孔子的障碍。另一方面，古希腊固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将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到轴心时代的希腊，恐怕也是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知识分子用心构造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五千年，无需人为构造，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中国还原为孔子时代的中国。

　　在此，我们不得不赞叹孔子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在人类走出蒙昧之初，就参透了人心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文明之巅。但是，由于地理原因，中国失去了发现美洲大陆的机会，因而也失去了首先进入工业文明的机会，不得不成为现代化的后来者。率先开始现代化的西方将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理性代替教条成为人类决策的基础。然而，与理性的兴起并行，个人主义以及建立其上的抽象的平等主义也在西方蔚然成风，最终导致今日所见的西方政治的衰败。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发现儒家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孔子从一开始思考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儒家学说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的实然描述的基础上的。对于孔子而言，人生而有差异，以此为起点，他思考如何构建一个良序的社会。孔子的学说因此是一个诚实的学说。相比之下，尽管抽象的平等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对付旧制度的一句口号，但不幸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二百年间，它却演变成了民主制度的基石。由此便产生了制度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为消弭这个差距，西方社会、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发展出了一套接一套的粉饰说辞。但是，人人抽象平等的大同社会终究无法经受住现实的考验，美国特朗普的上台、欧洲的难民问题、英国脱欧，已经让西方自由派的粉饰碎了一地。

　　相比之下，孔子对人的实然描述，不仅是更诚实的，而且是更积极的，因为他促使我们打开思想，努力去追求平等。被美国自由派恨之入骨的阿兰・布鲁姆写过一本书《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对美国自由派的虚伪鞭笞有加，恰恰从反面论证了孔子的伟大。事实上，儒家并不认为人的秉性是固化的，而是可以发展和改善的，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尧舜”，都是这个意思。

　　将儒家的忠恕之道与柏林两种自由勾连起来，是对儒家的一个新颖解读。笔者想补充的是，不仅儒家可以和自由学说的某些面向统一起来，而且，中国世俗文化里也存在鼓励个人价值的积极因素。比如，马云在中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这在欧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中国这部分世俗文化是否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尚不得而知，但两者的一致性值得学者进一步研究。

　　最后，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中国体制的“新叙事”何以可能，何以终结？中国体制的“新叙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体制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为正当政体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选项。这个选项奠基于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学说的哲学基座之上，成长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之中。中国体制的“新叙事”终结于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对公民参政的开放以及对良治的不断追求。中国共产党向所有有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愿意提高自我德行的人士开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公民的参政议政权利，而过去近40年间中国经济大发展、社会取得长足进步，无不依赖于国家良治水平的提高。

　　中国体制的“新叙事”要向世界敞开对话的大门，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应该有充足的底气和信心与世界展开平心静气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