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承载的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承载的“大学精神”

记者 孙强

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

学家问他：“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人们都知道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其实联大还有一幅解释校训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

这也就说明了为何已经消逝66年了，西南联合大学还被人们念念不忘。“联大人”的性情、思想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性魅力。而联大，这所不普通的大学，就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化身。

1946年1月29日，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为研究生王瑶毕业的事宜致函梅贻琦（字月涵）和潘光旦——

月涵校长、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

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即乞核定。

嘱文书科办通知，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至纫公谊，敬颂， 道安。

闻一多 上

卅五，一，廿九

这封几十年前的短笺，让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封日常的工作信函，但谢泳认为，其实它体现了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而从“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一语，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 梅贻琦接到这封公函，连同名字、日期，只批示了几个字：“照办琦一，卅”。谢泳说，教授前一天写信，校长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见教授的地位。

联大的合作与宽容

张伯苓：“我的表，你带（戴）着。”蒋梦麟：“不管者所以管也。”梅贻琦：“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的名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这样定义什么是大学：“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

梅贻琦曾是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到了三校联合成了联大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而蒋梦麟则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身为联大三位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后来还说过，“孟真（傅斯年的字）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

其实蒋梦麟深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他对友人说过，“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痛的事。而在战乱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于难上加难。”

而主要负责联大日常事务的梅贻琦，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校园里流传着不

知是谁做的打油诗，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事无巨细，一丝不苟。而他在每一个踟蹰斟酌之后，处事都很坚定。中文系教授朱自清评价说，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

梅贻琦并非没有主见，宽容是为了三校合作。当年谈及联大的精神传统时，梅贻琦说，这传统就是北京大学的自由，清华的民主和南开的活泼。貌似无为而治，实则是为了保持大学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

育才先育人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的一角被设立为西南联大纪念馆，草坪里竖着梅、蒋、张的雕像和几块石碑，刻着他们的名言。其中一块是张伯苓说的“育才先育人”。

梅贻琦对育才的陈述就更为清晰些：“吾们在今日讲学问，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在太空泛了。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做人，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谢泳研究发现，联大三位常委，张伯苓生于1876年，蒋梦麟1886年，梅贻琦1889年，大致比南开、北大、清华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中国传统的（分别是上海南洋工学、南开学堂、北洋水师学堂），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留学国家分别是美国、美国和考察日本教育）。

而联大的教授也大多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年长的大约50岁，也有像钱钟书、华罗庚、陈省身这样刚刚学成归来的少壮教授，年龄不过30岁。可以说，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

这些教授的共同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意识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

谢泳认为，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这些为人师表的教授身上表现出的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这些教授骨子里是有真精神的。”他举例说，当年抗战即将胜利时，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先生曾夸赞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规矩、公正，最能感觉、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

“这一切我以为应当归功于上世纪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读书人。”谢泳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做人比做学问重要。

年近92岁的联大校友李良驷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说，“做学问和做人都是一辈子的事，有的人学问好，却干坏事，没学好怎么做人嘛！”做人，这是联大人念念不忘的根本。

一所“谁也不怕谁”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联大研究热逐渐兴起。当人们怀着浓厚兴趣追问这所已经消逝多年的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大学时，发现当年的大一新生心田这样说过：“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有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写过一本名为《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的书，试图揭开联大的诸多“谜团”。杨立德认为，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衙门”。

这种说法来自联大教授刘文典，他的名言“大学不是衙门”。北大先贤蔡元培更是反对把大学办成衙门式的，他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

而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特征。谢泳研究发现，以清华大学为例，1925年在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到1937年已成世界知名大学。“最重要的成功原因是她在开始时能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切断了这个命脉，大学的一切就都要变形。”

谢泳翻阅联大史料得出结论，“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

谢泳说，当年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就做不成，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

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听了就敢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这就是教授治校的传统。

联大学生、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的那段时光是“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学生更欣赏，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

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精神

“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面的人，不能干涉。”“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很多研究者都为西南联大的精神着迷，那是一种特有的气质。谢泳认为，一所大学消逝了近70年，还是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说明这所大学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这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而对这种精神的理解，联大教授均作出过独立的思考与阐释——

联大教授冯友兰在那篇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说，“联合大学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他在《南渡集》中还写过一篇《大学与学术独立》的文章，说得更为透彻：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面的人，不能干涉。

联大另一位著名教授傅斯年有一篇《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的文章，一开头即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教授们的这些观点影响到联大学生，经济系有个学生叫马灿华的，也撰文支持说，所有真正的思想都应是从怀疑中产生的。

梅贻琦针对一些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认为“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也”。他说，“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联大的存在和光荣的获得，既是依靠自由民主和活泼的传统，联大的师生绝不自私独占这全国人民所羡慕的传统，这传统必须普及全中国。”1945年12月，西南联大即将解散、三校复员北返之际，梅贻琦如是说。

“闻一多，朱自清，张奚若，吴宓，陈寅恪，刘文典，陈序经，潘光旦„„”这是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几十年前就已熠熠生辉，如今念起更显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刚毅坚卓”的精神。他们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从那时起，就在书籍和口碑中流传。

联大学生眼中的教授形象各异

1946年7月，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编纂的《联大八年》一书记载了联大的102位教授，是由学生来写心目中的教授形象，每位教授的描述不过数百字，栩栩如生，读来别有风味。

“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吴大猷先生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简直活像一个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

“知名的自学数学家华罗庚，一腿失健，走起路来右腿总在画圆弧。有一次临大考，同学们都很紧张，华先生走上讲堂说了一句，今天不考了，改上一堂课吧，结果皆大欢喜。”

数学系还有位教授陈毓淮先生，“讲课异常认真，反复讲解，一定要使你明白之后才能罢休”。他为人谦虚，“有一次一个问题讲错了，忙向同学说，刚才有点糊涂。” 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留着长髯，常常身穿长袍，远望颇有些得道的气象。一次他去上课，路遇金岳霖，金教授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先生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而过，各自上课去了。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而商学系主任陈岱孙，“平时最难讲话，脸上不露一丝笑容”。这位26岁回国即任清华法学院长的“老教授”，只有在办公室才接见同学，但讲话决不超过三句。“你如果在学校章程之外找他啰嗦，他会取下从不离嘴的烟斗，说一声，出去。”

联大学生周明道记得一桩旧事：有次，一名同学在选课单上填了门“国济贸易”，陈先生用铅笔一指“济”字，说“改一改”。那同学马上改为“暨”字。陈先生便用红笔把这门课一划，写了“大一国文，3学分”。

经济学家陈岱孙活了97岁，晚年自称“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在联大学生们的记忆中，他讲课“直如背讲稿，有条不紊，没有一句废话，记笔记最方便，而且掌握时间分秒不差，往往他也刚好讲完，下课钟声响了。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后来一查，原来是钟敲晚了。”

陈岱孙身材高大，常常西服笔挺，一表人才，却一辈子独身。“教书是他全部生命的诠解，几近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和投入。”

泾阳人吴宓教授抱歉一笑，“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

西南联大有四位出名的单身教授：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外文系的吴宓。

吴宓是陕西泾阳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贯中西。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主张学外文不能说掌握了西方的语言文字就满足了，还要了解西方的文化精神，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

有关吴宓教授的故事很多，流传在联大学生的口碑中。傅举晋第一次见吴宓，只见是“一脑袋呈炸弹型，身着紧身细腿旧式西装的中年人”。吴宓和另一位教授刘文典的关系要好。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有时他讲课，吴宓也会去旁听，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到得意处，便向后排张望，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啊？”吴宓就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看到两位名教授可爱的模样，同学们就哄笑起来。

而吴宓讲课时“常常一面敲黑板或桌子，一面有节奏地念着讲词”。到了考试时，“吴先生总是半小时前就到讲堂，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装，如临大典，同学进去，他就很谦和地递一份考卷给你，并且有点抱歉的向你一笑，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到下课钟响时，吴先生不像别的先生催你交卷，相反的，他很紧张的向同学说，不要慌，慢慢写，不要紧。”

很多后来的著名学者都曾是吴宓的学生，比如钱钟书、曹禺、季羡林。陕西蒲城人李仪祉之子、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是吴宓在联大时的高足，“师徒俩谈话，常常用法文”。

陕西籍教授张奚若当面批评蒋介石

西南联大还有位陕西籍教授，张奚若，是吴宓在泾阳崇道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故事流传更广。

张奚若是陕西朝邑人（朝邑县，1958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撤县并入大荔县，改为朝邑镇），早年曾参加同盟会，191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后认识到国家富强须靠民主政治，遂改读政治。

在1928年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时，张奚若就以敢讲话著称，公开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抗战时，身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张奚若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当时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人员，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张奚若拒不填表。

张奚若的弟子杜汝楫1988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国民党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蒋介石听得不高兴，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后来，他接到寄来的开会通知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也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

在联大师生眼中，张奚若是“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他批评国民党腐败的官僚，说，“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做事，以自己的腐败衬托出别人的前进。” 【专

访】大学若无独立自觉意识 学术自由则是空话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为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学者，他被誉为“善于从丰富的史料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转述史实。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谢泳开始留意西南联大的时候，关注的“是她的精神和学术传统”。那时，他还没到大学任教，是山西省作协下属一本刊物的主编。

“虽然不在大学中，但对当时中国大学的一些变化也有察觉，这个学术倾向的选择，来源于现实感受，也来源于想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学术兴趣。” 1998年，谢泳把陆续写就的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汇成一本不到10万字的书，《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版社对这本书并不感兴趣，“不愿意出，只印了2000册，条件是不支付稿酬，给你500本书。”谢泳见人就发，如今西南联大成为很热的研究了，想找一本反倒很难了。

8月下旬，谢泳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联大的精髓就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记者：作为大陆最早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有评价说，您的研究不是一般地叙述联大的历史，而是在其中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特别是联大的自由传统。这是出自您的兴趣吗？

谢泳：我的西南联大研究开始于20年前，我以搜集原始材料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也访问过许多联大的学生。当时搜集材料的方法远不能和今天相比，难度很大。 我不能算是国内最早研究西南联大的，但我是比较自觉地注意提倡西南联大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点我有相当的自觉性。我所有研究都围绕这个中心，自由主义是我研究西南联大的基本出发点，我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注是以西南联大为切入点的，因为这个传统在1949年后消失得比较彻底，所以要有意识恢复。

记者：我看到有个记载，林语堂形容联大学生生活：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您觉得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精髓是什么？那种大学精神为何会出现在那个时代？

谢泳：林语堂的概括很有说服力。联大的精髓就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这些精神所以能在联大成为真实存在，主要是当时中国的大学制度不由国家垄断，它是国立私立两种制度并存，在私立大学中，教会大学也有独立存在的空间。这些制度方面的保障，让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

在联大是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大家为人处事的习惯融合了东西方优秀传统

记者：在您20多年的研究中，西南联大的哪些旧事印象最深，最佩服的是哪位教授，为什么？

谢泳：联大教授令人佩服的很多。比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他公开说过，如果要让他加入国民党，他就不做院长，以保持他的独立精神。当时教育当局想统一教材，联大教授就联名上书拒绝，他们认为联大长年教学，自有传统，不必强求一律。 这些体现独立精神的旧事，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大学相对独立，政府对大学的干涉通常会受到教授的抵制，而这些教授敢于做出这样的选择，关键是当时中国大学制度中有自由流动的机制，政府不可能实现对大学教授的精神控制。

记者：在您接触过的联大教员和学生身上，什么样的气质使人印象深刻？而他们念念不忘的又是什么？

谢泳：我写《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本小册子时，参加过两次西南

联大的校友聚会，直接接触西南联大教授、学生就更多了。他们对联大的怀念主要是怀念她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立精神。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算学系的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就说过，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大家为人处事，有一种暗合西方价值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恰好是融合了东西方优秀传统，也就是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

虽然历经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但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还是体现了相当鲜明的独立性，他们念念不忘的是为国家做事，让民族独立富强。

联大三校在合作中也有许多矛盾，但因为基本精神一致，所以能求同存异

记者：大陆与台湾都成立了联大校友会或研究机构，为什么这所早已没有实体的学校还会引起人们的纪念？

谢泳：大陆和台湾纪念联大的出发点不同，台湾多是怀旧，而大陆多是借怀念联大精神来批判中国的大学教育。这是合理的，因为大陆和台湾的现实处境不同。台湾的大学也有问题，但基本制度设计和一般学风没有制度缺陷。相对来说，联大精神是他们的自然选择，不需要特别强调。

记者：西南联大由三所不同文化、不同作风的大学合并，却能患难与共、志同道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和而不同，坚持共同的目标？

谢泳：西南联大之所以能三校合作成功，原因相当复杂。但三校以往自由主义传统是主要的精神气质。

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中，基本是以美国教育精神为取法的。三校教授中，以留学欧美的最多，这些教授基本认同自由主义价值观。比如前面说到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

合作最需要的是包容气质，因为没有一个学校的风格完全相同，但它的基本精神如果具备包容性质，那么在合作方面当然容易成功。其实西南联大三校在合作中也有许多矛盾，但因为基本精神一致，所以能够求同存异。

对西南联大的纪念，是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反思

记者：西南联大对当时及后世产生的影响中，您认为哪些方面最重要？

谢泳：大学独立，政党不在校园活动，学术自由等是最重要的。联大当时即享有自由精神、民主堡垒的美称。

记者：您的著作《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阶层的自杀问题》，都将视角聚焦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上，您觉得当下的所谓知识分子，与过去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或是缺少了些什么？

谢泳：今天知识分子和过去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有两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明显不足，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代知识分子明显有优势；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独立性，对于权贵始终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很差，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各种制度，基本以压制个人独立人格为前提，知识分子从事的行业普遍由国家垄断，个人自由极难实现。

记者：曾有报道的标题很有意思：《西南联大谁在纪念谁在遗忘》。一方面是联大教授及学生一个个年事已高，一方面是联大遗产的传承，会不会随着这些老人的逝去，联大的精神遗产也灰飞烟灭。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谢泳：对西南联大的纪念，情感不仅是怀旧，更是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反思。有过联大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会消失，但这种精神应当留存下来，

这些年的各种纪念方式，我以为是保存历史记忆的一种正面方式，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联大精神我们要大讲特讲，要大讲自由主义精神的正面作用。

记者：您从太原到厦门，在高校中已经多年，看到和发现大学存在哪些问题？ 谢泳：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大学本身不独立，大学文化中没有独立的自觉意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基本是一句空话。

现在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是过分追求功利目的，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老大，钱多为王，就业为上。对于那些不能马上带来现实效应的学科普遍漠视。学生不读无用之书，教授不教无用的知识。所以文史哲学科，是现在中国大学中最低落的时候。 记者：现在的大学教育每每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如今屡屡提及联大的大学精神，您认为现实能从中学到些什么？

谢泳：这些年纪念联大，多数还是在精神方面，在现实中能落到实处的极少，还是在观念方面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保障大学的独立精神方面的冲突，所以大学的问题并不是大学本身可以解决的。比如大学的官员化，是中国大学制度由国家垄断造成的自然结果，不改变大的制度，大学里的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