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能力理论

作者：姜安印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03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2)06-0128-07

　　增强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一直是决策层持续关注的问题。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培育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以来，理论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从目前国内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的现状看，战略和对策研究比较充分，但大都围绕“发展差距”问题有感而发，或是专门针对特定区域的发展战略及对策的研究。若从能力成长的视角看，已有文献尚缺少实质性进展。典型的不足体现在常以产业竞争力(或可持续发展能力)替代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尤其是对区域总体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两大战略融合的基础性研究更为罕见。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对大国在广袤空间的落后地区实施开发的理论体系构建，仍处在探索之中，对于“继续推进”的新阶段而言，开发理论滞后于开发实践的状况需要尽快得到扭转。

　　大国的快速转型发展，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会引爆一系列的区域问题。中国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大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协调问题，在单个区域单元内部难以彻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最终会通过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不匹配性集中体现出来。因此，高度重视区域主体功能的差异性、分割性，以区域整体功能的互补性为前提，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统筹解决区域发展中的新难题，就成为了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应有之义，这同样需要区域发展理论从发展水平的关注向发展能力关注的转变。

　　纵观全球区域关系新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与区域合作领域的推展，传统意义的空间单元，如单一的行政区、城市中心、甚至单一国家已经不能满足竞争的需要。整合区域优势，充分利用不同空间单元的资源，形成互补优势，以区域整合的形式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已成为区域发展在新历史时期的内在要求。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现有的区域发展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在空间上深化的要求，要确立区域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就要使区域发展理论从“要素论”到“功能论”再到“能力论”的转化，形成区域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发展能力理论就是通过区域发展理念中的区域关怀，对区域发展内容重新界定，对区域功能分工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之间的交互性作用和匹配性机理进行梳理与分析，改变传统发展理论对区域发展的误解，提高区域主体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主动性，弥补区域主体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能力缺失。

　　一、对发展的“区域属性”的再认识

　　(一)已有经济学理论之不足

　　1.空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把“空间”仅看成是要素流动、集聚的场所，一般都在“均质”的空间上讨论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问题，这些特点在不同的区位理论中均有体现[1]。

　　在均质的空间上讨论经济行为的空间选择成本，是传统区位理论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空间成本都是其出发点。杜能从运输费用、级差地租、产品价格等角度论证了土地随离城市中心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和用途；韦伯通过对运输、劳动力和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将工业产品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工业企业布点的理想区位；帕兰德把不完全竞争概念引入区位论研究中，提出远距离运费衰减规律；克里斯塔勒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发展的区域基础及等级、规模的空间关系，将城市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廖什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提出生产者的目标是谋求最大化利润，而不是最低成本[2]。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中，空间初步具有了二元化的属性，但这是为了处理流动性要素的空间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属性的发现[3]。利用要素流动在空间上体现出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聚集效应，通过空间分割下的均衡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两地区、两部门的一般均衡区位模型，回答了两个地区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的交互作用下，逐渐分化，最终演化出不同的两种生产结构，并进而将产业的空间聚集、地理区域的分割、城市的形成、贸易的扩张等过程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中，但其研究的视角一直没有离开流动要素的空间属性问题，严格地讲，这不是空间本身的属性，是流动性要素的属性在空间上的体现。

　　2.主体。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分析范式中，“理性经济人”假定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行动的目标性，即行为选择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二是能力，能力在“理性经济人”中是暗含的，一般随理性程度的不同主体能力假定也不同，最一般意义上的能力是指主体选择过程能够保证偏好的一致性。另外，理性经济人假定中的主体还被赋予了强大的选择能力：他们掌握了各种选择方案结果的概率分布与收益，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迅速及时做出正确选择。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下，行为主体就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即这样的主体属性不会随着发展的深化而变化，不会受种族、性别、阶级、文化、宗教的影响，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如此。这种假定条件对于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建构是适宜的，但对于区域发展研究而言，一个永远如此的主体既没有考虑区域差异对主体行为属性的影响，也容不下区域与主体的双重“发展”问题。

　　(二)空间属性的新发现

　　1.异质性。区域经济研究把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等同于空间的异质性，以“发展趋同”为导向研究缩小差距的途径，使空间结构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上升到区域经济结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可以看作是发展经济学面对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一种反应。其中的倒“U”理论、中心—外围理论、收敛与发散理论无不认为区域差距的扩大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并且通过发展经济，可以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用不同的发展途径，实现区域发展趋同。其实，这些理论都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假说在空间领域的运用，空间的异质性完全被经济发展中的要素流动租金代替。这种仅以经济发展为视角看待空间异质性的研究思路，必然以人的同质性假定为前提。没有发现空间异质性的真正基础，反而用一些要素的流动性差异替代现实空间的非均质性，妨碍了人们对真正的空间异质性的理解。

　　空间异质性是理解发展的空间属性的出发点，空间异质性可以从量和质两方面理解。量的方面指空间结构中的比例关系，质的方面指空间结构中具体空间单元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结合区域发展的深化，在理论上把握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

　　2.非流动性。当把空间资源作为要素处理时，流动性与不可流动性是对空间要素性质的一种基本判断。不可流动性假定的分析传统，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了在理论上处理空间因素(差异)，他将环境差异简约为土地生产力差异，然后用比较成本替代空间差异，并最终在贸易理论中回避了对空间因素的分析。这种以假定的不可流动性为基础，然后主要分析流动性要素的传统，对“后来者”在理论上处理空间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理论视角中长期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

　　基于李嘉图的要素完全不流动和商品完全流动假定的非现实性，杜能把部分要素(劳动力)的可流动性引入研究模型中，并以空间流动成本约束为视角，讨论了当要素流动时，在空间成本的作用下它将向何处流动的问题，在理论上解决了生产的区位选择问题。

　　克鲁格曼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流动性要素为研究对象，对流动性要素的空间属性进行了一般化处理，但这一理论仅解决了流动性要素的“生产的空间区位”选择问题，仅仅证明了要素空间聚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空间是固定的(尤其是从空间功能的永续性上看更是如此)，但要素的流动性，以及由流动性导致的空间聚集效应，使人们把空间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仅作为一个假设条件，过分专注于微观层面上空间内的结构优化问题，如特定空间的基础设施的空间结构、产业的空间转移以及自然与景观组合的空间优化等，对于依附于特定空间单元上的空间功能的固定性、不可交换性和永续性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3.功能互补与不可替代性[4]。连续空间、替代选择是传统空间分析的基础性假定，在这些假定条件下，空间经济学对流动性要素的空间聚集现象做出了科学解释。可一旦考虑到空间要素的功能互补性问题，如果仍把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仅建立在空间成本的替代性选择机制上，以个体行为选择中成本—效益分析视角为出发点，就会遗漏发展在空间深化中表现出的另一种更重要的价值形式，即空间的功能互补与不可替代性。

　　传统的空间分析理论体系一直存在着对区域发展中的空间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以及空间功能的不可替代性问题重视不足的现象，除了在假设上对不可流动性做了简单化处理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对空间功能的不可替代性缺少理论发现，直接的原因是没有在自然环境的不可逆性同空间功能互补之间架起分析的桥梁。这同经济学对互补性认识的水平密切相关，用数学语言表达，互补性指一个变量的边际收益是另一个变量的增函数，它以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为基础，而空间功能的互补，是在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基础上的功能分割，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性，以边际替代率的视角分析空间功能的互补性，仅仅适合于对空间正效应的分析，并不能真正把握空间功能互补性的实质。

　　二、已有能力理论评述

　　严格地讲，目前尚无真正针对区域发展能力的理论，国内以此为“名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区域产业竞争力研究，二是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三是区域创新能力研究。这些内容只是区域发展能力“显示性”方面的某些特征，并不是区域发展能力本身。

　　对于构建区域发展能力理论体系而言，如下几种能力理论值得总结和凝练。

　　(一)森的能力理论

　　森的能力理论具有很强的发展指向，他通过理性与自由、自由与发展的内在逻辑递进关系，建立了发展与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森的能力理论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功能性活动”、“可行能力”和“自由”。在森看来，“功能性活动”指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欲达的事情或状态。“可行能力”指一个人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自由”是在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中进行选择的机会，它指的是实际机会，即选择的自由度。可见，这里的能力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能力”，而是赖以做什么的必要条件，包括个人具有的和社会提供的两个方面。

　　森认为，一个人的能力一方面决定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以及社会对于各种权利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提供这种机会和选择的体制又取决于个人如何“自由”地参与社会选择、公共决策以及确立制度安排的方式。从能力视角看发展，发展是拓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能力既是发展之基，也是发展之源，还是发展之的。

　　沿着森的能力理论路径，很容易发现能力的区域属性，即当能力被看作是发展所要求的功能性活动的条件时，在“现实人”的具体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原因，能力便在不同空间单元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5]。

　　(二)企业自生能力理论

　　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把能力作为一个参照系运用，企业自生能力作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个前提条件，被市场竞争理论所隐含。林毅夫的发现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这一体制内生的，由于这种经济体制实施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大量企业进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为保障这些企业的存活，就要对生产要素价格进行制度性扭曲，给企业制造出一个“人工”的生存环境，这样的企业在真实的竞争环境中是不可能存活的。通过企业自生能力这一概念，计划与市场的真正体制区别以企业能力—产业选择—价格体系—发展战略选择的逻辑路径，被“体制性”地刻画出来了，相应地，通过这一“参照系”，计划向市场的转型途径也就得到了彰显。

　　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虽没有涉及能力的实质内容，但借用“能力”概念，刻画了成长环境与主体(企业)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会导致主体基本能力的丧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能力生成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条件[6]。

　　(三)国家能力理论

　　王绍光、胡鞍钢的国家能力是对转型经济中央政府功能的一种新界定，即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很大程度取决于预算能力，预算能力包括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和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的能力。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与体制的双重转型中，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做保障，并以此来补充市场失灵，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体制的正常成长都是不可能的。基于此，该理论认为国家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与完成国家任务而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结合分税制改革前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现状，该理论认为从国家的意志到行动，中间的连接环节是能力，决定能力的关键节点是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其中，核心是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通过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反映。

　　显然，这里的能力是功能性的，即当赋予组织一种特定功能时，需要给组织赋予相应的能力，使组织的能力与其功能相匹配。

　　这种国家能力理论虽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批评，但对于区域发展能力理论体系的构建，它有助于我们深化功能与能力之间的认识，尤其是匹配性的认识[7]。

　　(四)企业能力理论

　　最丰富、最系统的能力理论是企业能力理论(包括技术能力理论)，这一理论将能力看成是效率的源泉，从企业的异质性出发，遵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线路。寻求企业内在的效率源泉，认为企业能力就是被组织化了的知识。

　　按照企业能力理论，企业可以看成是成员在内部专业化生产和协作过程中互动形成的知识联结和知识集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将企业视为一个“有机体”，其显著特征就是企业能够像人一样拥有知识，具有学习能力[8]。潘罗斯也指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根植于企业中的知识；企业能够预见并把握各种机会的能力源自于企业所产生的各种经验和知识。

　　企业能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组织，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通过知识的累积和组合是克服这一局限的唯一途径，因而对于企业而言，学习能力是企业形成核心能力的基石[9]。核心能力既是企业中共享的知识体系，也是如何协调各种不同的生产技能，整合不同私人知识的能力。

　　核心能力具有稀缺性、可延展性、高效率性、难模仿难复制性，这种能力在企业日常中往往以“惯例”的形态运行。企业的惯例可以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包括决策规则、技术、技巧、标准操作程序、管理实践、政策、战略、信息系统、信息结构、程序、规则和组织形式，等等[10]。它们把组织知识进行编码，并可以历史地、社会性地生产、复制，“惯例”通过模仿、习得、遗传等形式，保证了其内在的一致性和传承性。

　　通过对已有能力理论的简单回顾，在初步领略到能力同何相关、能力因何而异的同时，也看到这样一些事实：首先，能力研究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不同的研究视角存在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对研究对象差异性的刻画；其次，从个体到组织，从企业到国家，能力的来源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赋能；二是育力；前者由对象的功能决定，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生成内化。这就启发我们，在区域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系中，特定区域单元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样存在两个不同的源泉。

　　三、区域发展能力分析框架

　　(一)定义

　　能力是一个复合函数，发展中的能力问题涉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所有方面，区域发展能力的成长受制于不同的积累机制，由此，给区域发展能力一个确切的定义仍然是困难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是，从显示性的角度，可以将能力等同于“果实”，但从成长性的角度，能力更深层的指向包含了“土壤”、“种子”、“气候”等要素。按照对能力这样的解读和理解，给出一个笔者关于区域发展能力的定义，以便于分析框架的构建。

　　鉴于能力本身具有存量和流量两种特性，可以从两方面定义区域发展能力。静态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一个特定区域的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动态看，区域发展能力是在区域功能给定的前提下，不同区域单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的集合。

　　(二)坐标系

　　只有把问题的思考放在一个合理的坐标系中，才能得出真实的命题。对于区域发展能力问题的思考，本文选择的坐标系是区域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构成的二维坐标，选择这一坐标系的理由是，在一个区域发展的完成式中，区域功能的完善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等价的。

　　(三)核心概念

　　1.类需求。类需求是指“抽象的人”的永续发展需求在空间功能可持续性上的反映，表达的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永续性生存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功能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抽象的人”既包括当下人类的全部，也指“不在场”的后代。永续性需求与生态环境功能的可持续性关系，可以通过类需求产品的供给与空间功能的关系来刻画，可以把类需求产品抽象为生态产品、农产品和工业品三种，当三种产品再生产的空间单元具有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关系时，类需求就是对空间资源功能性的三元分割。类需求是一种客观需求，是人类发展的根本需求，不受主体意愿的影响，具有永恒性。

　　2.区位租。成本、利润、租金这些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在引入空间价值后都有重新界定的必要。区位租概念就是在区位概念与租金概念创新的基础上，加入区域发展空间属性的新内容，对区位租赋予了新的含义。

　　首先，把区位租看成是反映人与自然(空间)关系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这一概念既包括流动性要素的空间价值属性，又包括非流动性要素的空间价值属性，是对空间价值完全、完整的概括；同时，区位租还反映着区域发展过程中主体的利益诉求，当不同区域的主体由于产品贸易、地缘关系、外部性等原因，形成区域利益关系时，区位租就是依据习俗、规则、制度安排对空间价值的分成。因此，区位租既表示空间价值的生成，又表示区域利益的分成。

　　“区位租”概念能起到整合空间理论与区域发展理论的作用，使空间价值与区域利益在这一概念中同时得到了体现，使“空间”要素真正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而不是像以往的空间理论那样，空间仅是以“空间上”要素的流动、集聚来显示“空间”问题的存在，使区域发展理论一开始就建立在“空间单元”的差异性上。同时，这一概念顺应发展的空间深化趋势，突出了空间功能性分工导致的空间价值与区域利益之间的矛盾，强调了空间价值的整体性在永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根据区位租的含义，当区域利益处于协调状态时，存在一个理论意义上的空间价值最大值的租值，当区域利益处在不协调状态时，潜在的最大化租值就会出现耗散，这样，就可以用区位租的增值与耗散来处理区域发展过程的相关变量关系。

　　(四)构成要素与生成条件

　　1.构成要素。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区域属性角度，可以把区域发展能力看成是功能、权力、资源、知识四个变量的函数。

　　这里的功能是指由空间单元的生态系统决定的区域主体功能，区域主体功能决定了特定空间单元“该干什么?”按照主体功能与区域发展能力的匹配性原理，特定的主体功能决定着区域发展能力的发展类型与培育方式。

　　这里的权力是指区域主体在空间资源价值运动中的可行能力，一般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是通过历史传承形成的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二是通过法律和政策构成正式制度安排获得。社会的权力结构一方面通过对空间价值增值的分成和价值耗散的承担影响区域发展能力的形成，一方面通过对区域主体的选择机会的限制与扩展影响区域发展能力的形成。

　　资源同区域发展能力的关系，一般通过丰裕程度与能力的关系来表示，但区域发展的实践证明，二者的关系远比此复杂，相对比率只能表示特定空间单元资源与能力的一般关系，区域发展中还存在着大量“资源诅咒”现象，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丰裕度与发展能力负相关。基于区域功能完善基础上的区域发展能力理论，是通过空间单元的流动性要素与不可流动性要素的禀赋结构决定的区域资源开发强度、开发领域来影响区域发展能力的。

　　知识同区域发展能力的关系更复杂，原因是知识有着宽泛的意义，一般包含着感知和认知、价值判断、技能与经验等内容。关于主体的选择能力与知识的逻辑关系，经济学是通过情景理性建立起来。在知识与区域发展能力的关系上，可以通过区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存量(增量)与区位租增值与耗散关系建立分析路径。

　　2.生成条件。如果区域发展能力是“果实”，在上一部分的构成要素中我们回答了什么是区域发展能力的“种子”，那么，区域发展能力的生成条件回答的是什么是区域发展能力生成的“土壤”和“气候”?

　　建立在区域功能完善基础上的区域发展，必然要囊括生态—社会—个人三大体系，必将是一个复杂系统，而区域发展能力既是历史积累过程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同样具有复杂性特征。区域发展能力的生成条件必然要尽可能包括能力形成的所有条件。从成长视角看，这些条件包括特定区域内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

　　由五大资本形成的功能性结构，决定着区域发展能力的层次和水平。其中，自然资本可以分为可贸易部分和不可贸易部分，前者如矿产资源，后者如生态环境；物质资本可以分为私人物质资本和公共物质资本，前者如厂房设备，后者如交通设施；社会资本主要着重于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重点从观念、组织与制度的角度考察；人力资本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必备条件，重点从健康、技能的角度考察；知识资本主要从区域的技术资源、研发水平等方面考察。

　　把区域发展能力的生成条件的功能性结构转化为五大资本，坚持了能力是一种功能性活动这样的思考路径，按照这样的思路，五大资本在整体上就构成人们功能性活动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对人的行为选择而言，既是基础性的，又是约束性的。从而在整体上决定了特定空间范围内人的能力大小。

　　(五)两个基本原理

　　1.匹配性原理。在人的全面发展等价于区域发展这一坐标系下，当全面发展的人的需求简约为三大产品需求并映射到空间上时，此时的空间需求会导致空间功能分割，并要求特定的空间按照自身的功能特征来发展自己，这是保证全面发展的人的空间需求得到永续满足的前提条件。

　　要使分割的空间按照功能分工得到优化，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即特定区域的发展能力与区域功能定位相匹配。区域功能定位与能力的匹配，包括区域发展能力与特定区域单元功能的匹配性、区域单元之间功能与能力的匹配性。

　　匹配性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空间条件的全面揭示，它既是区域功能完善的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同时还是空间功能永续再生产的保障。匹配性原理决定着区域发展能力培育的基本方向。

　　2.能力缺口原理。匹配性原理刻画了区域功能与能力关系的理想状态，现实中两者多以不匹配的形式存在。能力缺口原理就是对这种状态的揭示。

　　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使不同区域单元在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集合”方面参差不齐，因此，同区域功能定位要求的能力相比，区域发展中不同的区域总会存在能力缺口，能力缺口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特定区域功能定位相对应的功能型能力缺口，一种是同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水平型能力缺口。

　　区域发展过程中能力的区域属性，以“能力缺口”的形式存在于区域发展过程之中，区域发展能力的培育，就是针对产生两种不同能力缺口的具体原因，通过相应措施缩小、消除能力缺口。在一些特殊区域，可能存在两种能力缺口叠加的现象，这会提高区域发展能力培育的难度。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面对人类生存环境中物质稀少性问题，经济学一直探讨如何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现在人类发展中出现了生存空间的功能性衰退问题。这一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一是这种稀少性不能通过增加供给来解决，二是这种问题不论是首先出现在全局还是出现在区域，问题的解决首先都要从区域开始。这说明随着发展在空间上的深化，空间功能的价值稀少性在不断增强，不可流动的特定空间功能的永续性问题已成区域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瓶颈，但现有的理论体系只能将其作为“外部性”问题处理。这说明区域发展研究存在着范式上的缺陷，尚不能解决区域功能的稀少性问题。区域经济学应该结合这一重大的变故，在发展理论上对此做出呼应，力争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贯穿在区域发展理论体系中。

　　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家总是以后发国家(地区)“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发展，现在，开始思考后发国家(地区)“有什么”，什么是他们的比较优势，怎样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的问题。但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发展经济学包括新结构发展经济学[11]研究的仍是一个简化的区域发展问题，即发展水平二元化的空间，这只是区域发展中的一少部分内容，区域发展应从水平关注向能力关注转变，区域发展能力理论要解决特定区域“应该干什么”的同时，区域主体在能力上“应该有什么”，以实现区域功能与区域能力的匹配。

　　本文虽然按照这样的思路做了一些基础研究，形成了区域发展能力的初步分析框架，但仍有大量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1.今天的区域发展问题，已经是一个自然选择、社会选择和个人选择的三重过程，区域协调的内容和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区域发展能力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但能力的空间属性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

　　2.区域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构建问题，决定着这一理论的应用价值。可以选择能力生成的五大资本作为构建评价指标的基础，但仍需要首先在理论上解决五大资本的区域黏性问题，才能给不同功能区二级指标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3.按照能力缺口原理，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发展能力的培育方式问题，既需要评价指标支持，也需要结合区域发展中区域分异，探讨在主体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类型细分的方法，以便能力培育更有针对性。

作者介绍：姜安印，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姜安印(1961—)，男，甘肃会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区域、产业成长与产业竞争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