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定位及与现代文明的对接[1]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定位及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即使是其中优秀的精华，也不能不带上时代的痕迹，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都是适用的。因此，对传统文化的定位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复兴传统文化。现代化带来的是现代文明，传统中国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与现代文明的生长点，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将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不同的文化基源组合,不同的社会环境孕育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德泽深厚,历数千载演进亦能生生不息,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这是我们民族珍贵的精神宝库和文化资源。要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融合在一起。要实现文化复兴就得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就必须与现代化结合起来考虑。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三步为:到205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到底何谓“现代化”呢? 按照一般的定义，现代化主要是指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使现代生产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这表明，现代化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伴随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经济上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政治上的民主政治等等，总之现代化的指向是一种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但为了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应该认真地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事业，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不能照搬来运用于今天的现实，我们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在传统文化上找到能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生长点作为基础。因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首先定位好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及与现代化的冲突

对传统文化的定位关系到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也涉及如何与现代文明对接，只有在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上找到现代文明的生长点，文化的复兴才有其现实的根基。传统文化毕竟不是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因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以及传统文化中可以改造、并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部分。这就需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中消极的部分加以克服同时把可以作为生长点的文化加以创新发展。

毋庸置疑，作为封建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集中反映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有其不合理性，许多东西不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深蒂固的血缘宗法思想。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不可能在其内部产生出精细明确的分工，不可能在其外部产生出广泛的交换。因而也不可能产生出丰富的社会关系。农民只能把社会关系建立在自然的、初级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上，这种强有力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便交织成传统社会的主要关系网络。而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家国结构相同，所异主要在于其规模：家小国大。在国的层次上，君为臣纲：在家的层次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政权与父权、夫权、族权紧密结合，形成了对社会及每个人的严密控制。然而在家庭和家族里面，集权力于一身的男性家长，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一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来侵害自己

子女或亲属的利益。而在效仿家庭建构起来的国家里面，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由于和他的子民之间没有同样的血缘亲情关系，于是容易滥用权力来获得更大的利益。传统文化的许多思想观念和制度是建立在这种家国同构的血缘宗法关系之中，在漫长的两千年的封建文化的发展中演绎出了一套成熟的思想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及国家机器，至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都有消极的影响。如今社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找其根源都会发现这种宗法家长制仍然起着制约作用，影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国传统文明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人也是以道德为中心来展开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价值追求的，传统文化的主导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理性知识系统。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其生成方式和交往方式，与此同时传统伦理道德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确定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传统道德观认为，道德是至高无尚的，而这个道德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它要人们按既定的尊卑、长幼行事，不得越雷池一步。著名学者邓晓芒在其著作《人论三题》中指出：中国人自古以来把人性归结为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等级名分，而把一切违背这一等级模式的行为直呼为“禽兽”。这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已经被死死的禁锢住，当然也就更没有解放思想的可能了。历朝历代统治者也是据此而施行其封建统治的，这种论资排辈，以伦理道德为判断准则的模式至今还存在着，其消极影响仍然未能根除。而在全部的人伦关系中，除朋友一伦还保存着平等的关系，其他处于所有人伦关系的人们，都被分为两个极端。一端是至尊、至高、至贵，一端是至卑、至贱、至低。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似乎丛生到死都被注定了是一种从属物，是为对方而存在的，他不允许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特殊需要。这显然是与现代化所要求的个体独立精神背道而驰的。除此之外，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具典型影响的就是所谓“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之辩”备受重视，其实质是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之争，“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成为正宗大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确实能起到很大作用，要人民群众空守所谓“义”，而不必为利去反抗统治者。但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不重功利的直接后果是客观地阻碍了物质文明的进步，进而也就阻碍了精神文明的进步。因为物质的匾乏往往是道德败坏的先导，往往会引起一个社会普遍的伪善。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正确地看待“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必定会起阻碍作用。

第三，淡薄的法治观念。发展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规则与公正。只有法制，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自由贸易。所以，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正常有效运转的保证。法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是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是通过经济法规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体系；三是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益。企业的组建、商品的交易、政府的调控等各方面都需要法律的制约。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缺陷。从总体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长期实行的是人治。封建专制者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联即国家，因而君言就是法，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己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封建特权思想以及推崇家长制，推崇血缘关系等旧意识，在实际生活中仍有相当的市场。所以，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在社会上还时有发生，与我们当今构建公平民主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以上只是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冲突的几个方面，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定要有理性的认识，要走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心理模式。正视传统文化的问题及与现代化的冲突，积极改造 ①

并创新传统文化中的可利用成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生长点

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要从历史境遇来理解，并持有足够的敬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结合今天的现实，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思考和追问他们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上找到与现代化的生长点。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许多伦理道德规范是可以改造并适应我国现代化要求的。

首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外敌侵略压迫面前奋起反抗，中国终究没有被灭亡。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深深的注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无疑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目前我国人民活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全民族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不仅有利于我们积聚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实现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奋斗。第二，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利于提升全民族的精神境界。现代化是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但现代化决不仅仅是先进的物质设施，也不仅仅是一整套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仅促使人们改变着现实的物质生活环境，而且塑造着社会实践主体的整个精神世界。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没有过时的，也是必须加以弘扬的，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动力。

第二、以“仁”为核心的“博爱”精神及人际关系准则。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爱人”，就是一个人必须以“爱”来对待自己的同类。那么，怎样才能达到道德的最高价值“仁”呢?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种“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方法，正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子还提出“孝”为“仁”之根本的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提出对人要讲“恭、宽、信、敏、惠”五德，这样才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就可以“天下归仁”。儒家这种“仁文化”中所包含的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仍然有一定借鉴作用。孟子说：“亲亲，仁也”，强调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爱百姓、爱万物，将“仁爱”意识推之于整个自然界。墨子更是以提倡“兼爱”著称。这是将“小我”同群体、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实现人己合一，人群合一，人与万物合一。从仁爱意识出发，传统伦理道德认为，在人和入的关系中，只有从“爱人”出发，才能达到“人恒爱之”的彼此相爱的和谐关系，并提出了以“诚”、“信”作为做人做事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尽管儒家提出“爱人”是有等级的爱，并不是博爱，但是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仁”或“爱人”的基本理念是可以加以改造为现代化所用。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而来的是人们之间竞争的加大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微妙和疏远，传统文化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灵魂之中，用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加以创新然后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将有利于人们接受。

第三、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但一般都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人对自然界应取顺从、友善的态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也较多，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提出“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理想境界。现代人类随着生产的发展，正在向大自然索取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随之便带来了不合理的、过度的开发，全世界的自然资源趋向短缺，陷入了生态失衡的危机。面对严酷的现实，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时，古人朴素的天人观，确有可资借鉴的长处。若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赞天地之化育”与西方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恰当地结合起来，或许能成为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正确途径。“天人合一”观。这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或“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的子思、孟子最先提出这一观点,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在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天与人之间是相通融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原则的驱动强化了人们的财富欲望，在这其中使“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起来，导致了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因此，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重新阐释“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开发出它的现代意义，使这一观念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文化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积极意义。

综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封建社会相联的那一部分,与现代化是不适应的,应当抛弃。例如,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与封建社会相联的东西。像这样的东西是不应当保留的,因为它与现代化的精神是相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这样一些部分,它们不需要根据现代化来进行改造,它们调节着人与人的关系、调节着人与社会的关系。尽管它们与现代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却是现代化的保证,因为它们保持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保持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还有一些是可以找到与现代文明的生长点的，这就需要人文工作者的努力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待传统文化的两种错误倾向都是需要力图克服的。一种是民族自卑心理，基本或全盘否地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只是与封建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文化形态。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认为“孔孟”之道重新实行，就可以使国人面貌焕然一新。对于文明的传统文化文明要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结合今天的现实，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思考和探索，在传统文化上找到与现代化的生长点。在传统文化的这些生长点上，现代化和对西方和世界各国文化的借鉴才有了现实的根基，文化的复兴才有了现实的前提，中国才能在多元文化中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