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替

浅谈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替

一、王朝兴衰的历史体现

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沉浮。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除汉、唐有些个别，其他各代都概莫能外。其实就是汉、唐两朝其实也是没有脱离这个轨道。

汉朝第五任皇帝是汉武帝，汉武晚年昏聩残暴，不但民间反对情绪溢于言表，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也被汉武的胡作非为所激怒。不过，汉武毕竟不同一般的帝王可比，他很快察觉了自己的危险的处境，他一面收买人心，一面洗刷罪行。让汉朝没有一蹶不振，通过汉昭帝、汉宣帝的两朝努力，汉朝居然维持到了破纪录的七任不败。

唐代，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再到唐玄宗，这里面经历了七任统治者。但唐中宗、唐睿宗的统治时间不但短暂而且了无新意，所以，唐代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任皇帝就是唐玄宗。也就是在唐玄宗这一代，唐朝走向衰落。从这个角度上说，，唐代其实也没有逃过五世（五任）而斩的周期律。

五代十国结束，中原以北宋为正统，北方则先后有辽、金崛起，西部则以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为主。北宋前五任皇帝分别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到了宋英宗执政期间，北宋的衰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宋英宗一死，宋神宗就公开打出改良的旗号。

而少数民族政权如金国也一样没有走脱这一规律，金的前五任皇帝分别是金太祖、金太宗、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到了金世宗末造，衰败的

现象已经露出端倪，金章宗即位后不仅没有纠正金世宗弊政，反而掩耳盗铃，坐视蒙元的尾大不掉。

元、明、清三朝是中国封建文化走向顶峰的最后阶段，其中元世祖改蒙古为“大元”，这是元朝名实俱在的开端。忽必烈一死，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居然先后有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泰定帝、天顺帝、元明宗、元文宗、元宁宗、元顺帝等十个统治者登场，可见政局之乱。

明朝前五任皇帝分别是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其中明惠帝在以明成祖为法统的这一支派中并不得到承认，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即便是这样，明朝的衰落从朱瞻基时代也开始了它的前行路程。朱瞻基死后，明英宗即立，土木之变不久发生，明朝就此步入中衰。

清朝如果从第一代算起（即清太宗，因为努尔哈赤的国号是金），第五任皇帝恰好是清高宗也就是乾隆帝，此人对于满清的全面衰落所作出的贡献自不必多说。

二、王朝兴衰的必然原因

总的来说一个王朝走向衰落可以概括为下几点原因:

1．土地不断集中的趋势2．官僚组织机构的扩张3．统治者消费扩张天性4．赋税增加的必然趋势5．人口增加的自然趋势6．各个因素的综合机制

中国古代盛极而衰, 衰而复振, 治乱兴衰, 周而复始, 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虽然每个朝代、每个政权兴衰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 但客观地看, 仍然有规律可寻。如同司马光说的那样：“治乱之道, 古今一贯” , “治乱之源, 古今同体” 。影响政权治乱兴衰的, 不外乎两大基本矛盾：一个是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 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这两大矛盾相互影响, 相互交织, 相互作用。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与劳动人民的矛盾, 双方则都不能按旧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 于是, 就会引起劳动人民的起义造反, 带来战乱, 兵连祸结, 社会动荡不已，甚至推翻旧王朝。

如果统治阶级没有处理好内部的矛盾, 也会引起朝廷政局的动荡, 以致整个社会的动乱, 带来旧王朝的崩溃, 新政权的诞生。

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表现为平稳、缓和、非对抗状态, 还是表现为紧张、尖锐、对抗状态, 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治国思路, 取决于统治阶级如何处理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关系。如果统治阶级严刑苛法, 刻剥过度, 就会使劳动人民无法承受, 导致矛盾激化, 转为尖锐的对抗；如果统治阶级与民休息, 轻摇薄赋, 劳动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顺从统治, 矛盾缓和。而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治国思路, 是否尊重劳动人民的利益, 又取决于最高统治集团对执政规律的认识, 以及对自己贪欲的约束, 对吏治的整顿。

商亡周兴, 秦亡汉兴, 隋亡唐兴, 都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规律。商朝末帝、秦朝二世、隋朝末代, 其最高统治集团莫不凶残暴虐, 贪得无厌, 极尽奢靡, 酒池肉林, 醉生梦死。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榨尽, 连起码的温饱都不能维持, 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障。

代之而起的周朝、西汉、唐朝, 初期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 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君舟民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的道理, 亲身感受到民众造反的巨大力量, 因而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约束、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 采取安民、利民、养民、富民的措施, 缓和与劳动人民的矛盾, 力争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求长治久安, 国祚永延。

但是, 这种稳定的局面, 甚至是某种“盛世”（诸如成康之治、开皇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 ,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后来统治者的昏聩残暴, 而逐渐被破坏。他们为满足自己的享乐, 不惜横征暴敛, 加重民众的赋税负担；大兴土木, 加重民众的徭役负担；好大喜功, 征战不已, 加重民众的兵役负担。由于上层的腐败, 又导致纲纪废弛, 中下层官吏竞相贪污受贿, 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 导致民不聊生, 逼上梁山, 只好拼个你死我活。

无数史实证明, 一切弊政的产生, 大多源于统治者贪图享乐、奢侈无度。统治者追求享乐奢侈, 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民力不堪, 民心不服, 于是用严刑苛法逼之, 逼之则导致矛盾激化。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历朝都有, 表现为争权夺利, 特别是围绕皇位的继承, 牵连进众多的皇后皇妃、太子王子、文臣武将、宦官外戚。他们勾心斗角, 玩弄阴谋, 往往兵戎相见, 骨肉相残, 有你无我, 不共戴天。不论是皇家内部的斗争, 还是宦官与外戚的斗争, 抑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藩镇的斗争, 他们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 对抗起来, 彼此仇恨并不亚于起义时期官府与农民军的仇恨。皇室内部及其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剥削人民的权利而厮杀, 伤害的往往不仅是统治者自身, 还殃及大量平民, 牺牲众多无辜。如西汉初期的“ 吴楚七国之乱” , 东汉时期宦官与外戚的斗争,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 不胜枚举。

西晋统治集团几乎集中了封建剥削阶级的所有恶习和特性, 他们见权利必争, 以杀取胜, 愈杀愈烈, 导致了史称“ 八王之乱”。这场混战长达十六年之久, 外加连年天灾, 迫使人民大量流亡, 总计流民达三十万户, 占西晋总户数的十二分之一强。“ 八王之乱” 又引起流民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与统治阶级同劳动人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又给北方少数民族贵族以可乘之机, 攻灭了西晋, 北方陷入十六国的分裂局面, 把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还表现为这一集团与另一集团的兼并战争。例如, “ 春秋无义战” 。当时诸侯们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侵占更多的土地和民众, 为争当霸主, 不断发动战争, 驱使本国民众当炮灰。据记载, 齐吞掉了三十个小国及一些部落；楚灭掉了四十余国及一些部落；晋灭掉了二十余国, 征服了四十余国；秦灭掉了二十余国, 等等。这些战争一方面有利于民族走向统一, 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造成民众的苦难与牺牲。孟子批评这些诸侯, “ 争地以战, 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 认为他们是“ 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于死” 。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 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往往交织在一起, 相互作用。例如秦朝末年, 由于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增多, 危及秦王朝的统治, 于是引发了垂相李斯和近臣宦官赵高之间的矛盾, 李斯因谗言被腰斩。赵高指鹿为马, 独断专行, 恶化了他与众大臣的关系。上层的分裂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溃, 最后都逃不脱悲惨的下场。再如隋场帝, 开运河, 修龙船, 建离宫别馆, 三征高丽, 弄得天怒人怨, 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广大民众极度厌恶无休止的兵役、摇役, 爆发了以王薄为首的农民起义, 当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 规模强大后, 诱发了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公开分裂。对隋王朝统治早就不满的世家豪族趁机起兵反隋。这大大削弱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 又大大鼓舞了农民起义军的发展, “ 百姓从乱者如归市” , “败而复聚, 其势益盛” 。在农民起义的连续打击下, 隋王朝摇摇欲坠。此时, 炀帝派驻太原的留守李渊, 起兵反隋, 迅速发展。强大的隋朝就是在两重矛盾

的夹击下短命而亡的。其间, 两重矛盾相互推动, 交织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 还有一大矛盾, 即民族矛盾, 也就是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当中原地区强大时, 边务纠纷较少；当中原陷入分裂、割据、战乱状态, 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 趁火打劫” , 促使中原政权的衰亡, 如宋代。民族矛盾是随国内矛盾的变化而变化, 也就是说, “ 国必自伐, 而后人伐之。” 只要统治阶级处理好了与劳动人民的矛盾, 同时处理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国内政通人和, 民族矛盾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就不大, 即使有外敌侵犯, 也能同仇敌忾, 抵御外侮。正如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说的那样：“《书》曰：‘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自古虽极治之时, 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 家给人足, 则虽有外患, 而邦本深固, 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 民不聊生, 然后夷狄盗贼, 乘之而起。”所以, 归根结底, 决定治乱兴衰的还是上述两大基本矛盾。

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跳不出“其兴也悖焉, 其亡也忽焉” , 治乱兴衰、周而复始的周期率,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专制社会, 是人治社会, 缺乏民主与法制。在这种人治的体制下, 如果能遇上一个好皇帝, 好皇帝又能起用一批有德性、有才华的文臣武将, 处理好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 轻摇薄赋；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关系, 防止大的腐败和窝里斗；没有大的灾害和战争, 政策没有大的失误, 这样也能使少数王朝创造盛世, 一度辉煌。但是, 这种盛世总是难以持久, 不久就走向衰落, 走向动乱与败亡, 将盛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毁于一旦。由于最高权力的绝对化和世袭制, 又很难出现一个好皇帝。即便是百年一遇出现了一个好皇帝, 这个好皇帝也难以做到慎终。唐玄宗便是一个代表。

为什么走向动乱衰亡？ 因为腐败；为什么出现腐败？因为对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为什么没有监督和制约；因为是专制和人治。事情的逻辑似乎就是这么简明, 这么朴素。历代王朝的创立者栉风沐雨、艰苦倍尝乃有天下，所以经营起来无不万分小心，像唐太宗、朱元璋都是一生勤政、宵衣旰食，至少在他们统治前期是这样的。然而到了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这种作风已经渐行渐远。

几千年来虽然许多思想家、政治家, 寻找救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设计诸多避免动乱衰亡的方案, 提出种种长治久安的思路, 但是, 都未能走出人治的体制。虽然有少数思想家看到了君主专制是祸根, 甚至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 无君论” , 有过民主的设想, 但毕竟未能成为朝野的共识, 未能成为主流思想, 未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倒是儒家“ 内圣外王” 的人治思路, 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成为代复一代不懈追求的理想。说到底是体制的原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