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女企业家发展报告

　　在山西近30多年来的商业进程中，搏击商海的女性不在少数，从她们的机遇、命运与商业轨迹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人的成败，还有时代和潮流。　　2007年，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一问世便热销中国。这部号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大政治背景下企业和企业家的“货殖列传”的商业史书，显然又是一部“男人戏”，收录的众多“列传”中，鲜有女性。　　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不只有男人，还有女人。虽然在企业家群体中，她们并不占多数，但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女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的20%，其中个体和私营经济中的女企业家占企业家总数的40%以上，她们所领导的中小型企业盈利面在97%以上，有近50%的女企业家走上了国际化发展之路。　　在山西近30多年来的商业进程中，搏击商海的女性不在少数，从她们的机遇、命运与商业轨迹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人的成败，还有时代和潮流。　　开场前夕　　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是一个时代大幕即将拉开的前夕。　　在太原市副食品市场，有个很能干的女工，她出手快、能吃苦，在销售旺季时，每天下班后还要做出400个蛋糕，是厂里的劳模典范。这个年轻的女工扎着两条麻花辫，名叫赵光晋。很多年后，这个扎着小辫、戴着眼镜的女工形象成了百年老字号双合成的象征，而这家老字号的掌门人正是当年那个能干的女工赵光晋。　　临汾地区水泥厂，一个刚刚调回山西的年轻人正在学着做财务，她叫刘毅。五年前满怀激情的刘毅参加了祖国三线建设，搞过文艺，做过宣传，当过文秘，新岗位对她来说不算多大挑战，她学得勤，上手也快。那时的她，或许还不知道“期货”是怎么回事，更不会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中国期货界鼎鼎大名的人物，并掌舵涉及金融、房地产、矿产资源开发、农产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的金海投资集团。　　昔阳大寨，正笼罩在耀眼的明星光环中。“铁姑娘”郭凤莲一边组织社员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只有20多岁的郭凤莲已经身兼数职，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昔阳县委委员、县委副书记，从陈永贵手里接过大寨这面大旗后，年轻的郭凤莲就是大寨毫无争议的领头人。对于那时正风光无限的郭凤莲来说，离开大寨的领导岗位或者带着大寨人驰骋商海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在农村，有些年轻女子挎着篮子去各家收鸡蛋，然后偷偷拿到县城去卖。在当时，这是一件“胆子比天大”的事情，罪名叫做“投机倒把”，严重程度不亚于今天的走私，是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的。在温州地区的一份材料中，甚至有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了死刑。即便如此，一篮一篮的鸡蛋还是从农村进了县城……这些“商业萌芽”似乎在隐约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大幕将要开启。　　1984大幕拉开　　1984年的中国，空气里透着“创业”的味道。后来成为行业大佬的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潘宁、牟其中等人都在这一年开始了他们的事业。　　这一年的山西，有一个名叫崔晋宏的27岁年轻人，他花了半年的时间，从太原市到山西省再到北京部委厅局海关总署甚至找到了国务院，盖全了一套手续需要的七十多个公章，然后在当年的8月份，华杰电子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开张后的华杰公司像插上翅膀，其主打产品华杰电子表很快风行大江南北，成为全国钟表业新兴代言人。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历史上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两年后，山西省诞生了第二家合资企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太原夜宵的“祖师爷”、餐饮业“黄埔军校”的“广东酒家”。作为山西第一家晋港合资企业，当时的“迎春楼广东酒家”首个引入粤菜，打破了晋菜单一市场的格局，在山西省的餐饮业产生了领军式的影响，毫无悬念地在同行业中领军多年。昔日省城的多数企业家都以在这里用餐为荣。后来，这个企业的命运与一个女企业家的名字紧紧联系的在一起，她就是唐兰生。当然，在1980年代的这一幕中，唐兰生还未出场。　　时针终于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时间有人欢喜有人忧。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在当时这是一群农民“铤而走险”的无奈之举，但是后来被证明这件事改变了中国。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被中国农民普遍接受的时候，郭凤莲和大寨的转身却显得格外艰难，历史惯性的旋律还在她的脑海中盘旋。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中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哭了，哭了一顿之后说，“服从党的调动”。从此，她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同一时期，刘毅因表现出色由省经贸委调任省工业品销售中心担任临汾公司总经理。而在太谷县轧材厂工作了三年的高文变则在1989年下海从商，创办太原太师冶金实业有限公司，开始了她的创业历程和梦想之旅。　　申纪兰的商业试水　　提到郭凤莲，很多人会想到另外一个“红色明星”——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代表大会代表开始，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未缺席的申纪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大潮，申纪兰并没有受到“历史债性”的影响，她坚信“党不会错”，带头在西沟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村经济总收入、粮食产量、人均收入均有了大幅度提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到1986年，“五分天下有其一”。“山西也是这样，那时候还是物质匮乏阶段，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属于卖方市场的阶段。乡镇企业的日子很好过，生产的东西都可以消费掉。”山西社科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赵旭强说。　　在乡镇企业崛起的浪潮中，申纪兰没有“闭关自守”。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 　　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西沟村的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但是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开始下滑，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　　在西沟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中，申纪兰无疑发挥了很多大的作用。然而，申纪兰是商人吗？这依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申纪兰不从事具体的管理，在她的“商业生涯”中，更多的是用她的“面子”“个人影响力”为西沟村解决困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沟村与安泰集团合资注册饮料公司，因为有申纪兰的面子，北京市食品研究所为他们提供了免费培训和技术支持，还派了研究员下来实地指导。后来，该饮料公司捆绑资产入股山西省第一家饮料集团——山西夏普赛尔集团，组建山西夏普赛尔纪兰饮料有限公司。据公司的内部说法，2011年一年公司的销售收入1600多万，利润近500万元。　　在山西有不少以“申纪兰”命名的公司，据说，这些公司需要每年给西沟村委会交纳“代言费”。虽然事实有待确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申纪兰”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劳模做管理：从摆地摊开始　　在1985年之前，干活利索、很能吃苦的赵光晋是连续十年的劳模。但在1985年的时候，劳模被推上了领导岗位。这年夏天，32岁的赵光晋被派往双合成担任经理。　　“我不去，我只会做点心。”喜欢干活、不愿当官的赵光晋抗议道。在“挣扎”几次后，赵光晋被组织强令上任。　　那时候的双合成楼上楼下加起来只有60平方米，一踏上楼梯，就发出“吱吱”的响声；半尺长的老鼠排着队跑；头顶上的厂房是一线天，一下雨就手忙脚乱，又得搬糖，又得挪面……全部资产不足3万元，账面资金1000多元，员工们已经几个月领不到工资，70多名员工，几乎一半儿不上班。这个破摊子让刚去的赵光晋“憋得出不匀气”，她知道，再不赶紧抢救，企业就撑不了几个月了。　　赵光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卷起袖子在外面找砖头铺路、净化厂区卫生。　　一周后，赵光晋带着全体员工在店门口摆摊做片儿汤、炸麻叶，开了早点摊。她想挣些钱备战当年的中秋节。　　当年的月饼，赵光晋在严格要求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增加了不少花色。为了吸引顾客，赵光晋开始从商以来的第一次营销。她在店里大大地贴了几个字——“先尝后买”。这个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促销手段，在当时却引起了很大的热议。《中国食品报》用大篇幅做了报道，最后建议：“不能白尝，每次交费5分钱。”而《太原日报》则在怀疑，“这得吃掉多少啊？”　　那时候的赵光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营销，她只是觉得“让老百姓认可产品比啥也强，赔了也值”。　　此招一出，双合成职工开始天天加班，赶制月饼。经理赵光晋也直接上手干，早班连两班，夜班也得上。俨然一个生产队长。　　那年的中秋节，双合成销售月饼12万斤，比上一年整整多了10万斤。赵光晋清楚地记得，当时挣了3.4万元，这是她带领双合成淘来的第一桶金。见此情景，不上班的工人们回来了，作坊里干活的工人第一次比店内站柜台的多起来。　　国企的队伍不好带，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赵光晋不时出些“狠招”。有一次生产一种鸡肉月饼，工人将整鸡直接扔进和面机里，这种月饼做出500斤后，被赵光晋发现了，她发了很大的火：“我总不能贴个标签告诉顾客，这月饼味道不错，就是里面有碎骨头，吃的时候要小心吧！”那个生产组有7个人，赵光晋指了两条路：罚款一万元或是花钱将这些月饼全部买回家。7个人一合计，还是买回去划算，于是买回去分给亲朋好友，并于叮咛万嘱咐要小心吃。　　因为责任心不强影响产品质量的员工，赵光晋就要求他自己花钱把产品买回去。后来，工人们一听买就头痛，纷纷要求交罚款，因为“让家人知道自己工作没干好多没面子”。　　到1990年，双合成月饼花色品种大幅度增加。虽然只有柳巷一家店，但销量逐步提升，前店后厂，年销售月饼30多万斤，为日后双合成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晋商风范：“药”通天下　　在这一时期，太原药材有限公司的吕改英已经在行业内大放光芒。1986年，27岁的吕改英担任了太原药材有限公司的经理。虽然年轻，但是从16岁参加工作算起，吕改英已经是拥有10年工龄的老员工，从跟着师傅学抓药开始，一步一步升到了经理的位置。年轻的女经理很快展现出了她的果敢和魄力。1987年，吕改英带着两个男同志到哈尔滨，她把当时哈尔滨13个医药公司的经理及业务员请到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议，向他们介绍山西的安宫牛黄丸。这一趟哈尔滨之行，他们卖出了150万元的安宫牛黄丸。　　为了以最低价拿到药材，吕改英远赴千里跑到鹿茸的原产地吉林省四平市。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末，吕改英怀揣着86万元的支票，与随行的两个男同事从县城出发，坐着“三轮奔奔车”，前往深山老林里的鹿场收购鹿茸。当他们带着300公斤的鹿茸回到县城时，天已经黑了，整个县城黑漆漆的一片。三个^就在招待所里，点着蜡烛，守着鹿茸一直到天亮。天亮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百货公司买纸箱。这么大的一笔生意，小小的县城人人皆知。所以当他们去买纸箱时，一个纸箱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块钱。没办法，5块钱也得买啊。买了纸箱，三人又用报纸把鹿茸一个一个包好，然后还是坐着“三轮奔奔车”赶到火车站，把鹿茸运回山西。这十几箱鹿茸一到山西就直接送到了当时山西响当当的老字号广誉远去。　　在吕改英担任经理后，太原药材有限公司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公司的业务已经做到了全国。在90年代初期，他们一个药交会上的协议就要订到几百万。吕改英的名字，在当时的业内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女企业家少之又少，并且大多活跃在国有企业的范畴。相比沿海地区，山西的民营经济大潮要来的略晚一些。如果从1984年首个以“个体企业”登记的义安安民焦化厂算起，彼时山西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当然这第一家私营企业和我们关注的女性企业家并无关联。事实上，她们的绽放，要等到90年代，甚至90年代后期。 　　1991—1996奋斗　　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高春平在《晋商巡览》一文中写道：“当时代年轮驶进20世纪90年代第四个春天的时候，正是中华大地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市场经济大门向三晋敞开之时。机遇、风险、希望、未来成为每个人面临的问题，伴随着时代的脉搏，一批批南方人拥进太原的大街小巷，钉鞋、烫发、油刷、裁衣，各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招徕省城顾客，成为太原市第三产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仅在桃园四巷一段长约百米、宽不到两米的小街两侧便挤满了60多家温州人开的服装加工店。”　　我们无从考证当年的服装加工店缘何消失了，倘若存在至今，难免会诞生一位统领华北服装界的女企业家。不过，就是从这些街巷里，也确实走出了一些女企业家，比如，江南餐饮的王艳梅。　　王艳梅的小饭店　　1991年，年仅27岁的王艳梅在太原市开化寺街开了一个200平米的饭庄，在当时，这样的饭庄有不少，生意好的也有不少，所以王艳梅并不算突出。　　餐饮行业进入门槛低，但能长久生存下来的却很少。“眼见它开业了，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倒闭了”，餐饮行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剧目。也有人突破了这样的轮回，王艳梅就是其中的一个。　　1993年，王艳梅将自己的饭庄进行扩建，然后改名为开化寺江南酒楼，即“江南一部”，同年成立了山西江南饮食服务公司。1995年“江南二部”——桃园春江南酒楼开业，成为当时山西人商务宴请的首选酒店之一。1997年“江南三部”——江南美食城开业，王艳梅在太原市首先引进了全国先进的餐饮业态—明档，即厨师现场制作，开放的烹调方法让消费者吃得更施心。当时推出的萝卜干、毛豆等菜更是在太原市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并在全省得到了推广。1998年创立江南食品配送公司。2000年创立“江南四部”——江南大酒店。　　从小饭馆开始，王艳梅开创了众多先例，一步步走来，“江南系列”已经成为山西餐饮业一面不倒的旗帜。“铁姑娘”归来　　郭凤莲离开后，大寨村换了4任支书。虽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宽裕一些，但不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自己勇立潮头。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祈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1991年11月15日，在群众的呼吁声中，离开了11年的郭凤莲被任命为大寨村第8任党支部书记，再次回来的她已经45岁，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刚回到大寨不久的郭凤莲读到了一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在这篇改变了许多人思想和命运的著名文章中，郭凤莲被邓小平一系列精彩而深刻的话语所打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这些话宛若闪电，劈开了郭凤莲心头的阴影。她终于在新的时代寻找到新的历史逻辑——致富光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无论是自力更生还是艰苦奋斗，此时都有了新的意义，郭凤莲开始带领大寨进行第二次创业。1992年春，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乘火车前往上海。在这个即将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领跑者的城市，郭凤莲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　　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郭凤莲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学着经营，学着商业谈判，甚至学着陪笑脸求人，学着喝酒。　　走过了一段五味杂陈的创业路，郭凤莲逐渐得心应手。她甚至学会了品牌的有效扩张，在三家与外地的合资企业中，光是“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占有25%多的股份。在她的带领下，“卧薪尝胆”的大寨，十年来成立了经济开发总公司，建起了羊毛衫厂、水泥厂、核桃露饮品厂、酒厂、制衣公司等；以“大寨”命名的产品不断涌现，包括酒、醋、面粉、杂粮、核桃露等，很多产品都是联合经营，大寨“品牌投资”。昔日计划经济排头兵的大寨，在市场经济的风潮下重获新生，昔日的“铁姑娘”也已经成为了驰骋商海的“铁娘子”。　　如今，在大寨这个500多口人的小山村，每家每户门口都停着小汽车，每一位村民都是大寨集团的员工，每个人每年都有股份分红。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而大寨人均纯收入达到13000多元。然而，作为董事长的郭凤莲从来没有从集团拿一分钱工资，只领着她那份公务员工资。　　这几年，红色旅游兴起，郭凤莲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如今成了大寨最响亮的宣传语，“现在大寨是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大寨的人越来越多，来了以后总是要买东西，所以我们尽量把这些循环经济搞好。”在郭凤莲的带领下，拥有17家企业的大寨集团，一年销售总收入达到17亿元。无奈的“回马枪”　　太原制药厂，十几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然而，这个名字，也曾是山西的骄傲。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太原制药厂就与“东北制药总厂”“山东新华制药厂”“华北制药厂”并称为中国医药界的“四大家族”。“诺氟沙星”就是由太原制药厂在国内最先研制。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太原制药长走起了下坡路，负债累累，终于在1998年被华北制药兼并。　　随着太原制药厂的没落，以及广誉远等老字号的改制，再加上各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吕改英的全国战线不得不收缩回山西。从1995年开始，吕改英带着她的团队开始主攻医院这块肥沃的市场。凭借着吕改英手中掌握的各种“药源”，这个市场转变很快获得了成功。　　虽然太原药材有限公司没有因为局势的变化陷入困境，甚至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从全国舞台到山西舞台，即使是以旁观者的角度，也觉得非常惋惜。　　1997之后绽放　　绽放的能量源于两种，一种是机遇的降临，另一种则是危难的催生。　　1997年的经济形势跌宕起伏，这一年秦池崩溃，三株分崩瓦解，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空气里隐约有着某种焦虑和不安。在山西，这种情绪，同样肆虐在两个女人的身体中，一个是六味斋的阎继红，一个是广东酒家的唐兰生。　　老字号的救赎 　　“杏花村里老白汾，太原城内六味斋”这是山西的一句俗语。六味斋最初的名字其实是“福记六味斋酱肘鸡鸭店”，1938年由酱肉老字号天福号传至太原。最初地址位于太原市达达巷27号，1940年才迁到繁华的市中心桥头街1号（现柳巷134号）。在经历了“公私合营”“十年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地方名优产品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六味斋”的名称才得以恢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六味斋受到当时合资潮的影响，先后与港商、台商进行了合资，结果使六味斋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到1995年阎继红担任六味斋厂长时，企业资不抵债，负债1100万元，隐亏600万元，濒临倒闭。　　“没有阎继红，就没有六味斋的今天”，这是六味斋人的共识。在最初接手的日子里，阎继红每天就是四处借钱——发工资。在阎继红上任的第二年，六味斋就减亏了70万元。　　然而，对于阎继红来说，发工资、扭亏、还债都不是根本的问题，企业最大的发展障碍来自于当时的合资体制和与董事会经营观念的分歧。　　眼瞅二百多年老字号的沉沦，阎继红与当时的董事会进行过好几次短兵相接。1997年，企业终于迎来了改制，阎继红高票当选董事长。六味斋从此跨上了快速发展的企业之路。　　阎继红认为产品的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她经常对员工讲一句话：“吃不吃自己生产的肉？”她说，员工在公司上班，亲眼目睹着产品的生产过程，甚至自己就负责着生产线的一个环节，产品质量如何，员工自己最清楚。“我就和我们的职工讲，你还在这里加工食品呢，那你的亲人父母已经买上在吃你的产品了，你说我这个产品有毒，不卫生，你回去是吃还是不吃，还是你告诉你的家人说你们不要买六味斋的东西，不能吃？”　　在加盟店一事上，雷厉风行的阎继红表现得“异常小心”，那就是坚持不开加盟店。“我怕加盟以后经营者对企业不理解，会使用假冒伪劣商品，以次充好，我怕损坏六味斋这个牌子，从这个角度考虑，坚决不搞加盟店。我认为宁可制约一点企业的发展，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消费者，让消费者去鉴别这个东西去。”　　广东酒家的重生　　市场的淘汰能力是惊人的。不论是华杰电子表还是海棠洗衣机，那些曾经山西人引以为傲的很多品牌，最终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永远地消失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广东酒家显然也陷入了这样的危机中。随着省内餐饮业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广东酒家昔日引以为傲的企业优势变得风光不再，管理方式落后、问题成堆、经营滑坡，如不做重大调整，就有垮掉的可能。广东酒家当时作出了一个决定，从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　　1997年3月，时任太原市食品办副主任的唐兰生接到通知，上级领导找她代表市财贸系统去竞聘晋港合资的迎春楼广东酒家总经理。从通知应聘，到参加答辩，到宣布到任，仅仅五天时间，唐兰生便一路过关斩将夺得魁首。　　上任后的唐兰生认为企业在走过阶段性的辉煌之后，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依靠放低身段“调整思路打时间差”，来应对餐饮行业新时期的发展环境。　　这期间，她引领企业从早年间立足高档的餐饮业金字塔顶，主动“放了两个台阶”，逐步调整为以经营高、中端产品为主的餐饮企业，以期渡过难关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时隔四年之后，刚刚重新站稳脚跟的“广东酒家”，再度面临着一次生死抉择：企业所在地的拓路改造，以及鼓楼街片区的大规模推倒重建，广东酒家随时面临搬迁拆除的问题。当时，“外商要撤资，房子等拆迁，职工在流失，经营全停顿。”　　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唐兰生一方面反复与企业员工协商，请大家给她一些时间、给她个扭转时局的机会，一方面苦口婆心地跑政府部门、与外商代表接洽，力求为摇摇欲坠的“广东酒家”找一个生存空间，或奠定一个可以自然延续的基础。　　和员工商定的两个月期限内，唐兰生像个上满发条的陀螺，每天不停地转动在有关部门办公室和外商办公室，以及一切可能涉及问题解决的单位或部门，要求只有一个：争取广东酒家不被拆。她说：“留住酒店，一切就有希望。”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唐大娘”，终于争取到了企业不被拆除的结果。“这是当时，我常跑的几个部门工作人员给我起的外号。”唐兰生说：“这期间，我们的隔壁邻居们都关门了，只有广东酒家留了下来。2002年，我们终于能安心地重新开业。”　　三立期货的女掌门　　山西省经委副主任，作为一个女人，在当年这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是刘毅不是一个满足于安逸现状的人。当中国掀起“下海”潮时，刘毅毅然选择了投身商界。　　1998年，国企改革进入“国退民进”阶段。这一年，刘毅开始着手收购她的第一例金融牌照：三立期货。　　山西省三立期货成立于1994年，是我省第一家期货公司。1999年，山西省三立期货进行第一次增资和股权变更，增资到3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海南三立工贸公司和山西金海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而刘毅，正是山西金海机电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的老板。2005年到2007年三年，三立期货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2006年交易金额突破1000亿，2007年总成交金额破3500亿元，成交量在全国180余家期货公司中三年的排名分别为第61、44、23位，在中西部处于龙头地位。　　在2008年，三立期货进行第二次股权变更，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北京金海投资有限公司66%，山西汇通天下担保有限责任公司30%，北京瑞丰鑫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4%。这三家公司其实都是刘毅旗下的公司。　　在山西三立期货的董事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公司董事长刘毅，第二位是董事李玲青。李玲青同时还是北京瑞丰鑫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金海投资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在金海投资集团，谁都知道，李玲青是仅次于刘毅的二号人物。　　只要说起刘毅，就不能不提李玲青。在素以男性为绝对主角的全国金融业中，一、二把手都为女性的金融集团显然并不多见，而更鲜见的，是这两个女人以清晰缜密的思维和大胆的创新，让公司不仅成为了金融业的一流公司，同时实现了其他主营业务的强势发展。“一个业务模式，当你讲给她之后，她总是能很快学会，还能创造性地发挥。我没有见过像李玲青这么聪明、这么富有创造力的人”，刘毅如是评价李玲青。　　刘毅以善用人著称，而重用李玲青无疑充分展现了刘毅的眼光。李玲青性情温和，不事张扬，闲暇时喜欢写诗作画弹钢琴，唱一口地道的山西民歌，但在投资领域，却机敏果敢。刘毅看中的，正是李玲这种青柔中带刚的个性，和她机智大胆的头脑。　　多年中，这两个女人以自己的聪慧、果敢和坚持，共同将金海打造成了一家集金融、房地产、矿产开发、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这种“玫瑰组合”，不能不让人惊叹。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时代。机遇与挑战无处不在，困难与失败也无处不在。有人展翅高飞，也有人折戟沙场。　　进入21世纪，女性的光芒越来越耀眼，因为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和影响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在山西，原来凤毛麟角的女企业家们，明显开始在数量上呈现出增势，取得的成就也更胜往昔。　　高文变在以男性居多的钢铁行业里摸爬滚打二十几个年头，白手起家创建的山西太师冶金实业集团如今成绩卓著；更在行业集体遭遇危机时，她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山西钢材商会会长这个重担，率领行业“抱团取胜”。　　刘毅从农产品、矿产品起家，逐步涉足金融资本、房地产等诸多领域，逾知天命之年，更是将投资视角伸出了国门，投向蒙古国。出国买矿，很多男企业家都没有做到，但是刘毅做到了。　　农业、IT、物流、房地产、环保……很多女性都投入了创业的大潮中，各个领域几乎都有杰出女企业的身影。　　如果说中国用30年浓缩了西方300年的发展和成就，而山西在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交出的答卷不够恢弘壮阔的话，那么巾帼女杰们用她们或艰辛、或悲壮、或多彩、或纠结的创业之旅，或可成为这幅画卷中的一道异彩。　　如果说30年前她们主要是通过证明自己、解放自己、发展自己，赶到了人类的新一次起跑的起跑线的话，那么跑好新的30年就不仅仅是企业一己之事，而很可能为转型跨越发展的山西带来新的价值。　　正如开篇所述：女人，正在释放她们的能量，而这种释放，显然，才只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