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王怀超

科学社会主义 2014年04期

　　自从1978年中国拉开改革大幕至今的35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改革引领下的中国已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社会主义在中国改革中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客观事实，中华民族再度崛起的巨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场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35年来，在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实践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历史性抉择，这一正确抉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发展并正在引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

　　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了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改革经验。认真回顾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继续义无反顾地推进这场变革，意义重大而深远。回顾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的来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2-1992.2)

　　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有14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以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大讨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藩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当代中国改革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对外开放开始起步，成效显著。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改革探索逐步深入。

　　回顾这一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主要有六件：

　　第一件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这场大讨论，冲破了束缚人们多年的教条主义的藩篱，空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放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第二件是农村改革备受瞩目，成效显著。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起步的。农村改革，从1978年到1984年，六年的时间解决了一个长期没能解决的问题，即八亿农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即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农村改革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农村改革的初战告捷，既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坚定了改革的信心，也为此后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第三件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改革的步子一开始不敢迈得太大，先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实际上是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承包制移植到城市，承包制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做法。

　　第四件是创立了经济特区，就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这就是对外开放，邓小平说，开放也是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出一块地方，不受传统体制束缚，按国际惯例搞，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搞，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这叫改革开放的“倒灌效应”。实际上这几个特区，既是开放的前沿，也是改革的试验田、排头兵，30多年来一直起着这个作用。

　　第五件是1984年12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改革作出专门决定。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的论断，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六件是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始了改革的全面探索。

　　现在看来，这一阶段的六件大事对以后的改革开放有着长期持续的影响，对于当代中国改革来说，具有奠基意义。这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三个战略性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再把视线拉长一点，从建国60多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战略转变，就看得更清楚了。1978年以前，即改革开放前是毛泽东时代，其突出特点，是以政治为核心，以政治为本。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一切事情都上升到政治高度看，而当时对政治的解读就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从1978年到1992年，是邓小平时期，或者说邓小平时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为本，即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当做根本任务。邓小平也有一句名言：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坚持并继续推进以经济为本这一战略任务。从2003年始到十八大，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年，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标志应该是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在根本任务、中心工作和基本路线上，我们经历了两次战略转变，即从政治为本转向以经济为本，又从以经济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横跨了60多年，这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上进行的理论创新。

　　第二个转变：是从对外封闭转变为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对外封闭时期，我们经常夜郎自大，沾沾自喜，国家和人民普遍贫穷，还常常陶醉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是典型的封闭心态。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就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战略举措，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使开放的范围和步伐进一步扩大。现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已发展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格局。

　　第三个转变：是从固守陈规转变到大胆改革。在短短的60年多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心任务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三个战略转变，相当不简单！这是180度的大转变！今天看起来也许感觉不出什么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可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政治解放。这种冲破思想牢笼获得心灵解放的快感和心境只有经历了这场转变的人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从以政治为本转向以经济为本，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固守陈规转向大胆改革，这三大转变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为鲜明特点的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开创了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这一阶段的经历和经验很值得回顾和总结，特别值得大书一笔。

　　第二个发展阶段：大胆探索，重点攻坚，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全面探索阶段(1992.2—2013.11)

　　这一阶段从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表，历时21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确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继续向前推进。改革的重点在经济领域，主要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

　　1992年之前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这在本质上，是改革问题上的实践论，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边探索，边前进，边走边看，小步慢走。基本上是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小打小闹，零敲碎打，走走停停，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1989年国内的那场政治风波，加上苏东剧变，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迫使我们对十多年的改革进行思考。当时邓小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当时中国的改革能不能坚持下去，都有疑问了。国际上有疑问，国内也有疑问，党外党内都有疑问。邓小平思考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改革开放没有错，“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没有错。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②“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③要树立起改革开放的形象，要“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④中央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们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⑤邓小平强调“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⑥对的要继续坚持，不足的要加把劲，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在他的坚强领导下，才使我们度过了这一难关。如果我们对十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得出的是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真的很危险，有不少人，得出的是另外两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反和平演变”。他们提出：要把“反和平演变”当作中心任务，要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他们总结经验，反思“六四”事件，结论是改革开放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错了，要重新搞阶级斗争，把“反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说来说去，还是“文革”那一套。

　　另一个结论，说中共十三大报告有些提法不准确。主要是指十三大报告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如果否定了市场经济，也就否定了经济改革。对此，邓小平断然制止。回答很明确：“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⑦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仅不能停步，而且还要加快！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⑧“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的试，大胆地闯。”⑨

　　“六四”事件之后，准确地说是从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这三年多，改革开放基本停滞。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民经济也停滞不前。邓小平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心，他特别担心中国贻误发展的时机，于是在88岁高龄毅然南巡，于1992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吹起了一股“东南风”。东南风是改革开放的风啊！西方人称之为“邓旋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第二轮改革的热潮。邓小平南方谈话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篇文献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启动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宣言书，是邓小平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是邓小平自己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具有划阶段的意义。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的集中表达，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集中思考，是他对自己几十年思考的结果加以概括，加以提炼，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政治智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政治交代”，即政治遗嘱。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并得到系统阐发。这篇讲话的突出贡献，就是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联系今天的现实，回顾当年历史，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多亏有一个邓小平！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么大一场改革很可能要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可能夭折。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其水平高低，平时看不清楚，只有在关键时刻，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才能看出水平，看出气魄！邓小平又一次在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展现出了他的伟人风范。壮哉！邓小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为此争论了十四年，直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才把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划了一个句号。其实邓小平也没讲多少大道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⑩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没姓，就是个手段。这就扫清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巨大思想障碍，既然计划与市场“没姓”，都是经济手段，那就谁都能用，社会主义可以用，而且可以大胆地用。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继实践标准讨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使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为放手、放胆、放心发展市场经济开启了理论闸门，解除了政治枷锁。

　　1978年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这个抉择，是历史逼出来的，是饥饿逼出来的。我们是被饥饿逼上改革之路的。“文革”这场灾难导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全体国民普遍贫困。政治体制极度扭曲，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所以，必须走出灾难的深渊。但是，往哪儿去？不知道。这就好比走路走到死胡同了，没有路了，没有路就得找出个路来，另辟蹊径，边走边看，边摸索，边前进，即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当年讲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就是市场经济。摸了14年，小平同志带着我们摸到了，就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了不起！所以思想解放很不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邓小平南方讲话是新一轮改革浪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也是党的十四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和灵魂。十四大报告的理论依据，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或者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十四大报告的灵魂，政治灵魂、理论灵魂。其实，十四大报告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展开。十四大报告最重要的贡献是：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在政治上的意义是：通过十四大，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变成了全党的行动纲领，这就是十四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作为一名退休党员，尽管他很特殊，但再特殊也还是一个退休党员，要把他的讲话变成全党的行动纲领，需要通过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十四大)。十四大不仅明确肯定了市场经济，而且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事实是，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快速发展就是在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股票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都是92年之后迅速兴起的。

　　1993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个政治理论纲领，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十四大把南方谈话的思想变成了全党必须遵循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的改革开放政策。

　　1997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得很好，党的十五大报告是一个包含有许多新思想的好报告，好就好在理论创新。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需要有能够在市场上自主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权的独立，财产权的法律用语就是所有权，你不能搞一个没有商品所有者的商品经济，没有商品主体的商品经济，没有市场主体的市场经济。苏联就搞过“休克疗法”，结果，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最后变成寡头经济。中共十五大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在这方面有三个新论断：第一个论断是，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原来只是个政策，现在上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个论断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我们已有的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实际上是把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都拓宽了。更重要的是第三个论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个论断从经济体制、所有制到分配制度都说清楚了。生产关系或者说经济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制度；二是财产制度，即所有制；三是分配制度。十五大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创新。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即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对传统所有制理论的一个突破，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解除了束缚，对其后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的创新。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上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的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在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二是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执政党建设新思路；三是作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论断；四是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些新思路和新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直面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发生的新变化，更深刻地认识到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尝试确立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政治—文化关系、政治—社会关系。这就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基础。被外电视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

　　2002年秋召开的十六大，也是一次很好的会议，十六大报告也有理论创新。其主要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提出实际上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要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之后，就要去完善它。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作了一个基本估计，即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最终确立起来。这个决定的作出，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特殊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制度创新。即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以科学发展观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思路的提出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个制度创新既包括经济制度创新，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

　　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值得关注的是：一是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二是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要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并专门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全和和谐。其实，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历史。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这既有利于锻炼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能从多方面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认真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以及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概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讲这样尖锐鲜明的几句话，是有所指的，是针对一股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的。

　　2008年2月，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当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标志着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既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在地方试点并逐步向前推进。

　　2010年2月3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发表重要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胡锦涛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多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推推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党中央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急切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强调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推动。把深化改革视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举措。这反过来又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同志首次明确指出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把社会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分离出来，并列为四大改革之一。社会体制改革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社会改革的方向、重点和原则是什么？还有待于探讨。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

　　这些有关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新论断的提出和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表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重点，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全面改革的探索阶段。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不能单单在经济领域解决，必须着力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深层体制矛盾，必须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大胆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的奋力推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应该说，改革的理论准备越来越充分，改革思路越来越明确，改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改革的实施越来越切合实际，这就为今后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和宝贵经验。

　　第三个发展阶段：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3.11— )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主题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部《决定》的发表，表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有以下三点：

　　一、突出制度创新，强化制度建设

　　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破除旧体制创建新体制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经济体制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是政治体制创新。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5年，是进行制度建设的时候了。所谓制度建设，就是建章立制，就是把30多年改革实践中成熟的经验、看准的事情上升为法律法规，在制度上确定下来，使社会生活有序、规范，有章可循。通观《决定》，发现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化制度建设。《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在制度建设上，明确提出时间表，这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还是首次。《决定》还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等。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制度建设。这是《决定》给人们的突出印象。

　　二、对改革性质、地位和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入

　　关于改革的性质和地位，《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地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关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二是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四是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反映了我们党对改革指导思想认识的深化。

　　关于改革的目标，《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与之前对改革目标的认识相比，明显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了。尤其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目标，这是一次理论创新，也是管理国家理念的重大转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把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国人民作为改革的目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于改革的基本经验，《决定》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关于改革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可见，在涉及改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决定》都作出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观念新举措，把中国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新思路新观念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市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决定》鲜明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观点的提出，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理论方面的一次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又进了一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个错误认识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邓小平的这一著名论断，使人们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也使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性质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懈地探索。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对此，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讲到，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这个新论断一旦转化为实践，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有突破

　　《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决定》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尤其是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两个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方面，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异己力量。企图搞“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果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付出了沉重代价和巨额学费。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补充，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此，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到今天，全国非公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4000万户，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对就业的贡献率超过80%，对每年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90%，这一组冷冰冰、硬邦邦的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经济的希望在民间，潜力在民营，出路在市场。《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其主旨就在于激活市场，激活民间，放开民营。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3)说的多好啊，全会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措施。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不可侵犯，非公有制财产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一条街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14)

　　3、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意识，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的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查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行使。

　　《决定》还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们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4、提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这既是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又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贡献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现在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这反映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新认识。社会管理是传统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概念，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的管理观念。从主体上看，传统的管理是一元的，是自上而下的，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带有强制性。而社会治理则是多元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即除了国家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力量，如社会组织、社区自治、公民参与。既有自上而下的强制，也有多元主体的共治，还有居民自治、法治和德治等。即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从方式上看，传统的管理，主要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带有强制性，是刚性的，被管理对象是被动的、消极的。而社会治理是多种形式的，是民主协商的，是柔性的，更多的是自治、法治、德治、共治。治理参与者是积极主动的，是自觉的行为。从内容上看，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是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控，而社会治理则是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从本质上看，是全体社会成员自主地管理自己的社会生活。相互提供社会服务。其内容还包括规范社会行为，净化社会风气，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现实社会安定有序。

　　5、《决定》在国家层面有两项重大制度安排，对国家未来的改革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单靠某一个或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全会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为了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对于顺利推进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国家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局势来看，急需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跨部门国家安全咨询、决策机构，是党和国家的关键工作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一目标之下，统筹协调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情报等部门，形成强大合力，以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强力机构既是为内政，也是为外交，对内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维持社会秩序，保证改革措施得以实施。

　　当然《决定》中的这些新思路、新观念和新举措，还都是纲领性、方向性、原则性的论断，要把这些论断落到实处，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可操作的政策措施。然而，改革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已经开通，共识已经形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奋力开拓，锲而不舍，狠抓落实，理想一定会变为现实！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296、297、298-300、300、308、296、312、374、373页。

　　(11)《求是》2013年第22期，第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3页。

　　(14)《求是》2013年第22期，第23页。

作者介绍：王怀超，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