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虽然短暂,但为中华文明留下三个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陈嵘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开始到结束，历经了许多朝代。仔细观察便可发现，以唐朝为代表长久强盛的王朝，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发展，而较为短暂或动荡的王朝，由于时间短暂、国内政局不稳，国家还未来得及发展就灭亡了，故没有给后世留下值得称道的历史遗产。但凡事皆有例外，有这样一个朝代，建国时间也很短暂、往往会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忽视，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这个朝代就是盛唐之前的——隋朝！或许是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或许是盛唐的光芒将其掩盖的了无踪迹，亦或是因为对“荒淫无道”的隋炀帝的厌恶连带到了整个王朝。总之，人们对隋朝的历史很少提及，对隋朝的两位皇帝也很少关注。但通过对其短暂的史实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隋朝立国时间虽短，但同秦朝一样，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贡献一 ：确立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先进制度。

现今对于唐朝的辉煌及强盛，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和不知晓。众人或许也清楚唐朝辉煌的原因，那就是有了先进政治制度的保证。唐朝从太宗开始，采用和推行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行政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其中的优点与作用逐渐显现。三省六部制将国家权力机关分为三省六部，其职权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它们之间相互牵制，互相监督，权力更加平均化，制衡的作用明显，同时完整的相权被分割，避免权臣独揽大权；此外，该制度分工细致，职责明确，做事之人各司其职，提高了办事的效率。而科举制则打破了原先形成的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开创了寒门的优秀子弟也能进入中央和地方做官的先河，为国家选拔了大批的人才，并结合各自的特点人尽其才；同时科举制也促成了读书风尚，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

众人所不知的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等先进制度的确立却皆源自于隋朝。或许是由于隋朝太过短暂的缘故，制度还未实施多久便夭折了，所以并未显示出其优越性和先进性。唐朝沿用了隋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并完善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而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沿用，保证了唐朝行政机构能够平稳有序的运转，国内政治逐渐趋于稳定；在此良性的政治环境下，经济持续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尤其是在盛唐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均有很大的发展，唐王朝也逐渐走向繁荣，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唐朝的辉煌从侧面证明了隋朝两位皇帝的精明强干和所确立制度的正确性，若是隋朝照此制度运行，恐怕不会弱于唐朝。

贡献二：与突厥的作战和对高句丽的讨伐。

隋朝结束了自西晋以来四分五裂的局面，统一了全国，此举使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感受到了些许的安宁。但是，天下初定，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却日趋强大，屡屡对中原用兵，对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隋文帝采纳大臣长孙晟的建议——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以谋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他对突厥内部较为熟悉，其策略避免了大规模的用兵，对立国不久的隋来说，是很有利的。而通过长孙晟的离间，突厥内部矛盾渐起，各部互不信任，继而兵戎相见，互相攻杀，战争不断。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最容易被攻破、控制，也是最容易衰亡的。由于隋文帝采用了正确的御敌对策，用力少而收效多，最终击败了突厥这个强大的敌人，解除了隋朝边境之患边境的安定，保证了隋内部的稳定，使百姓免除了战争的苦难。也为唐朝日后消灭东突厥，收服西突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不论是史书还是后人的评价，对隋唐征伐高句丽一事均颇有微词。唐朝因为太宗的缘故，对唐征伐高丽的过程并未太过提及，隋朝却因为隋炀帝的三征高丽导致隋的间接灭亡而被后人极力批判。史学家多以劳民伤财、不体恤百姓、对弱小国家的侵略等作为诟病隋朝君王的理由。如果从体恤百姓的角度看，史学家批评并没有错。隋从文帝开始就将征高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隋炀帝更是将征高丽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隋的征高丽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和严重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然凡事总有两面性，若从国家复兴的角度来看，隋朝君王的雄才大略和独到眼光却不得不令人佩服。史书虽对隋唐征伐高丽的根本原因记载不详，但通过对高句丽这个国家的了解，再加上对几次征伐的分析，可以渐渐悟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

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到了隋朝时期，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所以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华的复兴。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力大，兵民不分，战斗力强。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

鉴于以上几点的分析，隋的两位皇帝当时已经意识到，高句丽已经成为了隋的一个潜在且强劲的对手，这就如同，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为了中华的复兴，汉文化的延续，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百姓不必再被异族统治，那就必须除掉高句丽，即便冒着覆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隋朝皇帝的这份眼光和胆略确实值得后人学习。

贡献三：京杭大运河的开凿

此项工程也是后人用来证明隋炀帝“奢侈浪费，荒淫无度”的证据。但笔者在此想强调一点，历史向来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连当今公认的，最能够客观反映历史的巨著——《史记》都存在着司马迁的个人观点和情绪，那又如何敢肯定描述隋炀帝的那段历史就一定公正客观呢？此项工程的进行，

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的游玩而实施的，它其实体现了隋炀帝的远见卓识。古代的交通运输，有路路和水路两种方式。路路运输存在缓慢、艰险，安全性无法保障等缺点，相较于此，水路运输便利、迅速，安全性更高；而快速、便捷的运输渠道则有利于两地经济、商贸以及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京杭运河的开通，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的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工程，闻名世界。与长城一样，大运河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地位身份的象征。的确，开凿运河工程浩大，耗费人力，物力惊人，工程具体到隋朝的百姓来说，确实没有实际意义，这恐怕是运河工程存在的弊端，但与前面描述运河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意义相比，还是利大于弊的。

再者，后人批评隋炀帝为了一己私欲而好大喜功、不爱惜百姓，但历史上很多同样骄奢淫逸，不顾百姓死活的昏君，他们在满足自己的私欲后，又为后世留下了什么呢？可以说，运河的开通可能没有给隋朝带来实际效益，但它却为后世唐宋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京杭运河的开通，恐怕也没有宋朝清明上河图中描述的那般繁荣景象了。

隋朝的两任皇帝都是有治国之才、雄才大略的皇帝。隋文帝沉稳睿智，从开国之初即实行切合实际且优良的治国方略，使国家趋于稳定，国力逐步增强。隋炀帝具备了成为一

代明君的潜质，从冒着灭国的危险而武力征伐高句丽和开凿大运河来看，他非常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隋王朝能够更进一步，最终走向辉煌。只是这位皇帝太不懂得进退和轻重缓急，只是一味的用强，最终导致了隋帝国的崩溃。

隋朝在中国历史中存在的时间虽短，然而它的作用及其地位是绝对不应被遗忘和忽视的。若是能再给其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其成就和辉煌恐怕不亚于后来的唐宋，更强于后来的明朝，而中国也必将多出一个强盛王朝，书写一段耀眼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