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与现代生活

新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评阅表

孔孟之道与现代生活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从古到今"礼仪"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各种场合上体现出不同"礼仪"特点。从出行坐卧之间,传统文化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渗入,都有相当讲究的一套传统方式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孔孟之道对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影响。 孔孟之道最基本的东西是民本主义。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孟子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孔孟的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历代儒家所继承,但孔孟的许多光辉思想和宝贵品质却极大地影响着他们。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一则轶事，孔子和子路、冉有、公西华及曾皙谈志向，轮到曾皙时，他说出一段诗情画意的话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下子把孔子感动得心旷神怡，喟然叹服。一袭布衫，大袖飘飘，身体的宽舒与心灵的自由相得益彰，几个大人，又配上几个嬉闹无忧的顽童，这气氛活泼而不拘谨，游戏而不功利。这正是孔子乐观、积极、热情、率性、纯真品性的形象写照。到后期我们所了解到的程朱理学禁绝人的七情六欲，而孔子竟是这么一个活泼泼的、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 在孔子的思想中没有直接说明白人的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

孟子就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倡导自省精神，以身作则，言行中也处处体现出这种自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为人自信自傲，认为人人都可为圣贤，且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交锋，欲争必胜，揪住君王就讲道理，并且直言不讳，咄咄逼人，指责统治者“望之不似人君”，甚至当面批评当权者不实行仁政，“率兽而食人”，把政治搞得一团糟，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言语坦率，嬉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两者思

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放眼现代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的，他对孔孟之道没有做过多的阐述，但是，邓小平非常重视仁义礼智信，他赋予了孔孟之道新时代的精神，孔孟之道所提倡的“仁德”、“民为重”，邓小平都在不断地发扬着其中的伟大精神。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将仁义礼智信、仁德、民为重等重要思想理论用到了现代化生产力、现代化市场经济、现代化民营企业、以及现代化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并号召通过诚信、民为重等重要思想来激活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中庸的本质精神，邓小平反对、打击和批判崇洋媚外和盲目移民之类的不良风气，并努力发展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

201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他说了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内容很丰富，习总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总还针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话题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他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文化的讲话精神至关重要，对今后我国文化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正确发展，对中国工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升品牌与社会影响力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儒家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批判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及合理成分，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加强新时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孔孟思想精华毕竟是王权帝制的产物，不应夸大其现代意义。如果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中国弘扬“民贵君轻”，势必贻笑大方。

现今，名副其实的儒教国家已经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彻底颠覆，推行儒教政治的社会基础也被基本铲除。凡是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坚决反对“重建儒教国家”的政治图谋。任何开历史倒车的人迟早都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复辟帝制并尊崇孔教的袁世凯、搞国家儒学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推行尊孔读经的蒋介石统治集团都是前车之鉴。

“帝制”与“儒学”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明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君主专制及孔孟之道，既是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兴盛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是促

使中国古代文明衰亡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颠覆君主专制及孔孟之道，开创中华新文明、新传统的产物。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历史条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其实质性的变革就是旧制度的核心价值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制度的核心价值观逐步占据主导位置。无论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所取代，还是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这种思想文化的质变一再重演。核心价值观变革的实质是改造文化基因，这就意味着原有的文化基因有的可以传承，有的必须剔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倡导民主、平等、自由、法治，而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倡导专制、等差、名教、人治。无论儒家有多少精彩的东西可供借鉴与传承，其核心成分都必然会被现代社会所剔除。儒家最看重的尊者专制及等差名分，恰恰是现代社会所要抛弃的。剔除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缺陷是缔造中华新文明、构建中华新传统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华文明的复兴绝对不能走“回到孔孟去”的道路，我们能做到的是，批判的继承，在继承中发展，不断探索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思想上明确方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