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嘲笑章衣萍的一桩趣事

　　章衣萍（1902―1947），乳名灶辉，又名洪熙，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幼年入蒙堂馆，1908年赴潜阜读书后进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章衣萍很小就离开绩溪北村老家，他其实是在休宁潜阜长大的。那时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在潜阜开有一家“同德仁”的中药分铺。他是在休宁万安上的中学。潜阜，当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码头，许多绩溪的族人都在那里经营小本生意。自他十八岁和柯庆施（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一同被学校开除，他便离开故乡去了南京、北京，最后客死在成都。 　　章在1921年进入当时的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北大毕业后，就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改进社主编《教育杂志》，后任上海大东书局总编辑，1924年由孙伏园介绍，与鲁迅先生交往，并一起筹办出版《语丝》月刊，系重要撰稿人。1928年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秘书兼文学系教授，抗战后任成都大学教授。他是南社和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著作甚丰，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学术著作、少儿读物、译作和古籍整理等二十多部，为现代作家和翻译家。原配吴曙天病逝后，章又与南海名门闺秀伍玉仙女士喜结连理。1947年章与续弦夫人返回故里，同年12月22日晚，章欲启程，追随夫人到南海，要其老仆人同往，老仆人不愿，两人起而争执，遂引发脑溢血而于当晚去世，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 　　章衣萍的过人之处是有胆量，讲义气。当时小同乡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在文坛引起风波，章衣萍出来打抱不平，时被鲁迅所发现。日后他又把张耀翔骂了一通，再次得到鲁迅先生的激励和奖掖。这就有了和鲁迅来往的机遇，攀龙附骥，也就成了当时的文化名人。 　　不久以后，这个叫章衣萍的，出版了《情书一束》和《情书二束》。《情书一束》是章衣萍的成名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章衣萍和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三角恋爱的产物。结果是章衣萍和吴曙天结为伉俪。《情书一束》出版后，成为当时主要的畅销书之一，该书1925年6月由北新书局初版，至1930年3月已印十版，发行近两万册。吴曙天、章衣萍夫妻俩原先和鲁迅的关系也很近，后因高长虹为争许广平与鲁迅反目之事，而鲁迅误怪章衣萍从中作梗，故与章衣萍夫妇也开始疏远了。另外章衣萍的作品多涉情欲，格调不高，所以鲁迅先生对他颇有微词。再加上北新书局的关闭，鲁迅也认为与章有关，难怪鲁迅先生说自己要编一本《情书一捆》，一束又加一束，来讽刺这些无聊的情书。章衣萍以《情书一束》、《情书二束》的小说集，以及“懒得摸女人屁股”和“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号，在文坛出了名的。章衣萍年轻时能够由南京去北京听课，是因为有胡适的背景，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教。这时的章衣萍并无资本，但很狂傲，常和一些穷哥儿们在一起胡闹，喝酒骂世，很有一点笑傲江湖的味道。胡适看不过去，便让章衣萍给自己打工。他遂以胡适“秘书”自居，在言谈之中，也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引为自豪，应该说，没有胡适的提携和帮助，他可能无缘成为现代作家的。 　　1927年11月17日的下午，鲁迅应大夏大学（即今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学生的邀请去演讲，演讲的内容已佚，大约与第二天即11月18日，他在光华大学的演讲内容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发表在《光华周刊》二卷七期上的《文学与社会》。那时候，鲁迅和章衣萍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据说，那天的演讲还是章陪同前往的。 　　第二次演讲的时间，是在1930年的3月13日，此时，鲁迅先生已经和章衣萍形同陌路。那天是应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的邀请，前去演讲的，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演讲的内容也已经失传，并未存世。但是，鲁迅先生在他的《二心集》的自序里做了相当明确的介绍和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巢，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哪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 　　鲁迅在这次演讲之中，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武夫征战不息的社会现状，也将文艺的前途以及文艺界人士的悲剧与命运，作出了深刻的揭示和预言。可谓入木三分，鞭辟入里。 　　据报载，演讲完毕，鲁迅先生乘坐电车回家。不料在车上恰巧相遇了这位很久没有摸过女人屁股的章衣萍教授和他的夫人吴曙天。此时的鲁迅早已经与章衣萍断绝了关系，而章教授却佯装不知道，除了打躬作揖，嘘寒问暖之外，顺手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本有关于女性方面的杂志，因为上面有他的大作，所以他在递送这本杂志的时候，不无矜持地向鲁迅夸耀自己道：“这本杂志上的某篇是我作的，请周先生多多指教。”说完这句话，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夫人，显得十分的得意和骄傲。他以为鲁迅听了他的吹嘘和介绍，一定会翻开来看看，甚至当面奉承他几句，替他在他的夫人面前捧捧场，扎扎台型。谁知道，鲁迅先生接过杂志看也不看，随手就将杂志放在屁股底下的座位上，一直到他下车，都未曾打开看上一眼。更为使人难堪的是，直至电车到站，鲁迅起身下车，似乎完全忘却了屁股底下还有一本这样的杂志，应该随身带走。章衣萍当时很窘迫地在车上喊道：“周先生，你的书还没有拿走呀！”这时，鲁迅先生已经下车了，他站在马路上冷冷地回答道：“不要了！” 　　章衣萍后来与人提起此事，愤愤不已的说道：“鲁迅好大的架子！” 　　此事登载在陈灵犀主编的《社会日报》上，是否可靠，不敢妄议，只是稍加整理，以供同好稽核、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