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述而不作"的创作观

　　摘 要：本文引述钱穆和李泽厚两先生关于对“述而不作”一章的不同译文，从比较译文的差异着手，取两家观点，借以清晰地论述孔子的创作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并非“不要作”，而是“要学古”、“要阐古”、“要新作”。

　　关键词：述而不作；好古；老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在《论语・述而》篇，孔子开宗明义地论述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及方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其所做也诚如其所言，“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然“述而不作”是否等同于“不要作”？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不要作”，这显然曲解了孔子的原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钱穆和李泽厚可谓是研究论语的两大家，但两者关于“述而不作”一章的注解却存在明显的差异。钱将此章译为：只传述旧章，不创始制作，对于古人，信而好之，把我私比老彭吧！[1]；李则译为：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有人拿我和老彭相比。[2]

　　比较两者，可以发现几处差异：其一，对“述”的不同理解；其二，“创始制作”与“创作”的区别；其三，是“古人”还是“古代”？其四，“信而好古”的句式变化；其五，“窃比于我老彭”是“我比”还是“他比”？

　　（一）“述”的含义

　　首先，钱和李对“述”的释义是不同的，前者将“述”释为“传述旧章”，后者释为“阐述”。

　　李在《论语今读》关于此章的“记”中提到“述”实为“礼”，“作”可释为“仁”。李认为孔子并非“述而不作”，而是“述而又作”，“任何的述中都有作，孔子以仁解礼”，便是“作”[3]。他将“述”释为“阐述”，“阐”在《说文解字》中意为“开也”。开一生面始然，“述”成为间接的创作，是对旧有事物重新传述的新变体。孔子虽“皆传先王之旧”，却非“未尝有所作”。历经“删、定、赞、修”的过程，得以传述的“先王之旧”早已非原貌。

　　“述”在《说文解字》中意为“循也”；“循”，“行顺也”，“循循有序”。《论语・子罕》第十一章，颜回赞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这不仅体现了孔子一以贯之的“行”的观点，也强调了行的次序。钱穆“传述旧章”中的“传”字与“遽”互训。“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因而“传”的特定对象是“周礼”。与李泽厚的释义相较，钱阐明了“传”的行为客体是“旧章”。何为“旧章”？即“先王之旧”，也即《五经》。然而孔子为何编纂《五经》？《白虎通义》中记载，孔子居周朝末世，闵道德不行，欲以追定五经而行其道。可以说，孔子编纂《五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正民心以就王道。而《五经》的价值也正于此：《诗》教人温柔敦厚，《书》教人疏通知远，《乐》教人广博易良，《易》教人洁静精微，《礼》教人恭俭庄敬，《春秋》教人属辞比事。纵观“述而”，可发现孔子的深切用意，“此篇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4]。关于如何教？孔子强调“进德有渐”。首先是“于己”，孔子认为需要“蓄德”、“博文”，且还要“好古敏求”，“道必通古今而成，不学古人，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5]当然，并非盲目“好古”，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再者“于外”，“用之”，“虽执鞭之士”，“亦为之”；“道之不行”，“行藏”其身。“行藏”不同于消极避世，依然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也就是钱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的精神”。最终，这种自修的过程反映在人的气貌上，外化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精神状态。

　　《五经》不仅教人如何“成人”，也教人如何“作文”。孔子强调的“文”不是“逞才使气”的“文”，而是“人道”为重的“文”。“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文”的审美格调。孔子推崇“文”当有“中正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而孔子所述的“旧章”有意或无意间给后世“作文”提供了“雅正”的典范。

　　（二）“作”的含义

　　关于“作”，李泽厚认为“作”意指“仁”。孔子虽言“不作”，但拒绝“不释”。在李看来，“述而不作”本质上是“以仁释礼”的重新阐释。而钱穆却认为，“作”，并非是普通的“创作”，具有“创始义”，且“作”的主体也并非是普通人，“周公制礼作乐”可谓“作”，“孔子有德无位，故但述而不作”[6]。“创始”含有一种宏大的气象和历史的纵深感，“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人可及”[7]。因而李和钱的释义包含了不同的心态。李侧重于“重释”这一行为的气魄，而钱强调的则是孔子对圣人“始创”礼乐的敬畏和尊崇。两者在句式的选择上也能佐证上述的观点。相较于李选用了并列句，钱采用了选择句，有且唯一的选择――尊崇圣人制定的礼乐典章。“不逾矩”是孔子潜在的心态。因而“作”的范畴并非包含一切的创作，而只限关于礼乐的创作。当然，创作还须有标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闻”，指远。“古人之嘉言懿行，良法美制”当“则而从之”。“作者之圣”，“为今人所不及”，然而今人如果“多闻多见，择善默识”，即使“非有创新，亦知之次”。[8]因而不论是“以仁释礼”还是礼乐之外的创作，都不是“不要作”。但“作”的前提是“述”，是要学古，尊古，进而释古，创新作，孔子拒绝的是那种“不知而妄作”。

　　（三）“古”的含义

　　与李不同，钱穆将“古”释为“古人”，将“人”从历史中抽离出来，体现了孔子“人道为重”的观点。“古人”在这里与我们产生了联系，在文中与孔子相比的是“老彭”。老彭，已是一个不可考的人，仅在《大戴礼》中有含糊的提及。“述”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后人追忆前人的过程，回忆将人引向某种隐而不露的深处，那就是存留在人的记忆中的不确定的断片。断片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传诸后世的事物是不确定的，因而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而断裂却也形成了一个空白，那就是后人可以通过追忆古人的方式将自己填补进历史中去，并被后世的人所记忆。一个连续的历史传承便因此形成了，当回忆孔子时，孟子、荀子、何晏、朱熹等古人的名字便会不期而至。而另一方面，断裂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人们可以在绵延的历史中轻易地回忆起这个典故和这个典故中的人。我们通过孔子对一个不可考的先人的追忆，记住的不是老彭，而是孔子。 　　因而孔子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名不朽”的可能，也就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对过去典籍和追忆进行反思的回忆者们，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这里有一条回忆的线索，把过去的臆想向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他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9]后来者通过“述”的方式将自己编进了历史，这便导引了文学不朽的契机。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学以为己，不务人知，然没世而无名可举，则君子疾之。盖名以举实，人之一生，不过百年，死则与草木同腐，奄忽随化，一切不留惟名可以传世，故君子以荣名为宝。名在而人如在，虽隔千百世，可以风仪如生，居游增人慨慕。不仅称述尊仰，光荣胜于生时。此亦君子爱人垂教之深情厚意所寄。”[10]

　　后人也通过“述”的方式与古人产生了联系。“信而好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是一个承接的连词，它连接的不仅是对象――古人和后人，还有对象的行为――信和好古。李将“信而好古”译为“相信并喜爱古代”割裂了那种承接的关系。信是笃信，是一种经过了价值判断和甄别之后的信。

　　（四）“老彭”为何人

　　“老彭”虽是一个不可考的人，但却是此章中出现的惟一而确切的“人名”。相较钱穆，李泽厚在译文中增添了“有人”这个他者立场。不同视角的出现是由于“比”前宾语悬置和对“窃”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李将“窃”译为“暗自地，偷偷地”，作为副词修饰“比”。因而他填补了“有人”作为主语，且将“窃”的意思抹去，这无疑暗示了李极为推崇孔子“述而又作”的行为。

　　但钱穆认为“窃”是代词，是孔子自言不敢显比老彭的谦辞。然老彭到底为何人？一解为彭祖，一解为老子。笔者更倾向于前者，“老彭，殷贤大夫”，“姓�]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11]“老彭”为殷贤大夫，任商之守藏史，“守藏史也就是主管藏书――掌藏图册秘书的人。”[12]也即老彭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国家典籍的编纂修订，这与孔子修定《五经》的行为不谋而合，“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笃信而好古事。”[13]因而“孔子言，今我亦尔，故云比老彭。”[14]但孔子为何不敢显言？正是由于老彭是殷之贤大夫，而孔子恰是有德无位之人。这就可再次印证李将“窃”之意在译文中抹去的用意，他着意在肯定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倍于作”的功绩上，而规避了“无位”的尴尬。

　　总结：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两种释义都有其道理，李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他将“述”理解为“礼”，将“不作”理解为“用仁来释礼”。他高度评价了孔子“以仁释礼”的行为，以期打破长久以来“以礼挟仁”的桎梏，真正回归到孔子。在李看来，新的阐释也是一种新的创作，并且是伟大的创作。而钱着力还原孔子在历史语境中“尊古尊圣”的心态，“述而不作”并非“不要作”，而是不要逾越身份地进行创作，“作者之谓圣”，“圣人难企”；“述者之谓明”，“成德有渐，故以圣人次之”。[15]“重新阐释”和“不逾矩”皆是创作应具备的心态，信古不是盲目地屈从，孔子也并非盲目地崇古。“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传述后世的经典必是“渊源有自”的，所以创作当学古，厚积而薄发。“信而好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后人对前人的著作不断扬弃的过程，只有真正内化了前人的精髓，才能达到笃信，才能游刃有余地创作。所以孔子所言的“述而不作”，并非是“不要作”，而是“要学”、“要阐”、“要作”。

　　注释：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66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22页.

　　[3]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22页.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84页.

　　[6]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66页.

　　[7]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8]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89页.

　　[9]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21页.

　　[10]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410页.

　　[1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4页.

　　[12]蔡明.老子任周守藏室史与其学说的建立[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2，第3期.

　　[1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4页.

　　[1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4页.

　　[1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