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味道肝

　　我这个人好吃，但好吃并不等于吃好的，宁波人所嗜的臭冬瓜、腌菜梗、臭豆腐等，都是我从小视作性命的美味。但所有的食物中，我最爱吃的就是毛蚶。与小个子银蚶相比，毛蚶肉质厚，弹性足，汁液丰富，吃起来确实过瘾。毛蚶洗净后用沸水一烫，壳如睡美人的眼睛，微微开启，剥开后盈盈血水在壳内含着，蘸醋后迅速送入嘴中，吐壳细嚼，立即有一股海鲜汤汁在口中喷射，美味将味蕾刺激得极为敏感，此时再呷一口酒，真是南面王而不去也。但在1988年初，美味的毛蚶把我的肝狠狠地撞了一下。 　　起初我并不在意，只听说本单位已有人患了甲肝，据说是因为吃而得病的。稍感不服的是为什么不是吃猪肉得的病，偏拿毛蚶做反面教员？照吃，烫一大碗，一个人独享，但后来毛蚶买不到了，菜场里要是卖，逮着就罚钱。报上还登了照片，某道口拦下从启东运来的毛蚶，堆得小山样。 　　那几天我还到患病职工家里慰问，送水果，送慰问金，捎带着几句宽慰的话语，我是工会干部，这事归我管。宽慰的话里还包括逞能：“这毛蚶我也吃过，怎就没病？多休息，少烦心，没事的。”几天里跑了几家。那几天到澡堂里洗澡，浴客稀少，再也用不着在大池里插蜡烛了，不过得带上自己的毛巾。在饭店里吃饭，客人也是小猫三四只。这情景跟2003年的非典相似，不过那会儿没人戴口罩。 　　后来不成了，半夜里发高烧，太太一摸我额头，赛过笼屉里蒸着的馒头。起床小便，一低头就呕吐，汹涌澎湃。回想从报上看到的文章，我这症状跟甲肝一样，心里有点慌了。第二天上医院看病，化验的队伍排得老长，还是两条，我不知道哪条是抽血的，问了队伍前面的人，他一句话都不说。再看那张脸，跟黄金瓜一样。 　　第二天再去看“审判”结果，肝功能不正常病人的姓名都写在黑板上，那会儿还没有个人隐私一说，似乎得甲肝是很时髦的事。我在自己的姓名后面看到了一串数字，指标挺吓人的。见了医生，医生不说话，连眼皮也懒得抬一抬，刷刷刷开出药方。吊点滴还没床位，医院里早爆满了，医生是上门服务的，大老远地赶来，挺让我感动。那会儿我还住老家，石库门房子的走廊又暗又窄。有一回医生来了，踩到一块香蕉皮，朝天一跤摔得挺凶的，药瓶都摔了。我说今天就不用吊点滴了，那位女医生还不肯，回去拿了药再来。 　　甲肝其实是没特效药的，这一点上跟非典是难兄难弟。打点滴纯粹是心理按摩。但就有人信它，比如肌酐，最紧张的时候，据说一小盒能换张电视机票 （那时候是电视机行业的黄金岁月，凭票供应）。一个人在家整天躺着，看电视，看书，这日子过得好清闲啊。一个月后，指标有所下降，但还没有完全正常，我就躺不住了，起来写小说，还特来劲，半个月划拉了六万字。其间出版社的朋友不知从哪里翻出一本泛黄的小说，是还珠楼主写的，让我给它标点，后来也不知道再版了没有，稿费倒是拿了一些。但这样的忙碌不值得，从此我的心肝宝贝常常不舒服，累了，忙了，它就跟我闹意见。唉，早知今天，何必当初。 　　打那以后，毛蚶不敢再吃了。有一回，朋友请吃，上来一大盘毛蚶，看得我眼睛都绿了，鼻子凑上去闻闻那味也舒心。饭店老板说他的毛蚶是从宁波来的，绝对没有污染，思想斗争了老半天，终于不敢下箸。 　　还有一回到大连、秦皇岛旅游，几个朋友拉我在夜间外出吃宵夜，路边食档里有毛蚶卖，个个如小孩子拳头大，但放锅里一煮，肉质发暗，我死也不吃。革命还得有本钱是不是？我还年轻啊，要奔小康呢。 　　后来得知启东的毛蚶也是代人受过，它是被水污染的，不是元凶。但元凶是谁呢？查了半天就没下文了。 　　十多年过去了，启东的毛蚶还没能回到上海人的餐桌上来，这似乎不应该。咱们中国人不能少了这道美味，就跟法国人不能没有生蚝一样。我也曾跟随食品卫生检疫部门的执法人员到乍浦路美食街查过几家饭店，那些戴大盖帽的熟门熟路，直冲饭店厨房，打开冰箱就翻出一蒲包毛蚶，然后没收，开罚款单。但老板的表情没事一样，双手抱胸，叼一枝烟。我也知道人一走，饭店照样卖，因为有这个市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