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在"高原"

　　“80年代末，刚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人们不像现在这么浮躁。一旦投入这么大的工作，就得专心，掌握自己的节奏，不能太受时尚的影响。” 　　张炜说的这本书叫《你在高原》，22年时间写成，450万字，10卷。 　　90年代，张炜遭遇一次车祸，身体很危险。原来的计划是年轻气盛的产物，受伤后的身体就没有这么大的冲力了，但慢下来更好，能让“我想得更多一点，思考得更深一点”。 　　二十多年的写作里，张炜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行走上。他不满足于从第二手、第三手的资料里理解世界和生活，他觉得自己必须亲自勘察生活的内部。当然他也在旅途上写。 　　“我从小对地质队员的生活入迷，觉得他们满世界跑，可以去无数有意思的地方，什么高山大河雪岭都不在话下。” 　　对张炜来说，这可能是最浪漫的人生了。那时候他对地质队员的艰苦并不觉得，眼里看到的全是乐趣。这是童年的特征，童年看什么都是困难少而趣味多，总是往好的方面想。那时候，张炜有许多时间都在地质队员的帐篷里玩，听他们海聊。当时的海边除了打鱼的人和猎人，来来往往最多的就是地质队员。这对于他以后的文学之路有不小的影响。早在80年代初，他就写了好几篇有关地质队员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更是不止一部以地质队员为主人公。 　　张炜一直遗憾自己没能考入地质学院。那样有专业知识垫底，写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他被小时候的兴趣牵引着，自修了大学地质课程，不过学一半丢一半，没有机会实践终究记不牢。 　　但是张炜始终无法忘记儿时的梦想。在《你在高原》里，他让笔下的人物说了一句“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他也用了22年时间推敲自己梦中的山河。 　　这二十多年里，张炜走过山区和平原，走过数不清的村落和城镇。特别是深山里面的生活情状，让他一直难以忘怀。直到今天，如果返回去看看，有的地方改变了，有的地方改变不是特别大。“有人总是把拥有电视机，当成山民最大的幸福去宣传，好像从此就不再是一穷二白了，”张炜说，“这种认识很奇怪。电视传播一些重要的消息和知识，可是也包括不少坏的东西，比如一些很低俗的节目。它们对于淳朴和向善的山民来说，是有害的东西。有些村庄的民风在变坏，这让我很忧虑。” 　　除此之外，张炜还观察到环境污染，工业化对乡村的侵蚀，甚至人们走路速度的变化。他说，这些资料对以后的写作、对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和人性，有极大的帮助。这些资料搜集的过程是最有意义的。 　　“写作需要做好功课。”张炜说，“有人认为反正是虚构，怎么还需要功课？其实越是大虚构，越是需要大实在。” 　　张炜说：“在记忆和思索方面，人是需要固执一些的。如果太容易遗忘，我们人类的生活将是可怕的。可是在物质主义时代，娱乐和物欲将裹卷一切。指认、辩驳、证实、记录，更有浪漫的想象，必须是这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的坚持。” 　　可能正因如此吧，张炜才把这部书定名为《你在高原》。一方面，书中的一些人向往并先后去了高原地区；另一方面，就像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 　　“心的高原”更是张炜所欲言说的：人在冗繁曲折的生活中对未知的苍茫有积极的寄托、有神秘的向往，是必需的、自然的，也是一种生命的属性。“心”不在此地，说明了对生活的不满甚至厌恶，同时也包含了再造生活和人生的强烈愿望。 　　张炜心中的“高原”是曾经的龙口――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时的龙口是渤海湾畔的一片莽野，到处都是丛林。他躲进林子里读了很多书。寂寞无人的环境加上书，人就容易爱上文学这一类的事情。他喜欢安静，而童年的经验是如此顽固而强大，这决定了他一生里的许多时候都是在和他不习惯的世界相处。他说，一直到二十多岁，如果有人大声喊叫一句，他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 　　张炜自谓，自己的写作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记忆中的那片天地的描绘和怀念，另一部分就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其中也有迷惘和痛苦，甚至是深长的遗憾。 　　1975年，张炜发表了第一首长诗，写的是复员的红军老战士在海边吹响垦荒的号角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童年那片林野的命运被改变了。“这种变化绝不是一无是处，”张炜说，“但是过去最美好的一切全都没有了，那个近似于童话的世界消失了，而人类的生活是充满苦难的，没有童话的世界是非常难熬的。” 　　于是，张炜开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写作之旅中“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他的“高原”。无论是《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刺猬歌》还是《你在高原》，都是对“这个疯狂的物质世界的一种强烈的反应”。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就会成为最坏最可怕的东西。”张炜说，“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利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 　　文学的意义，说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 　　对张炜来说，文学是一个不能放弃的工作。出于内心的需要，出于用一部书去完整地记录、描述和展现的欲望。深入一个世界之后，觉得惊心动魄，这让他在坚持、感动、追溯的状态下度过了三十多年。 　　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想念那些行走的日子，想念茂密的丛林。 　　对话张炜 　　人物周刊：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简单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写作？ 　　张炜：对我来说，一场沉入其中的写作，不可能是顾及太多的。真正的文学写作，是为了那个苛刻的“我”。我是为了“遥远的我”在写作。总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另一个“我”在很高很远的地方注视着，他盯住了我的笔尖。就为了让那个“遥远的我”高兴和满意，我才如此辛苦地工作，快乐地工作。这似乎是一种很虚的表达，但正适于描述我的真实状态。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或许更能显露真正的意义。写作不需要达成与他人的、市场的妥协。 　　另一方面，充分讨论的文字，一些深入的见解正在逐步发表出来。我实在应该静下来，好好总结，而不能多说。因为刚刚从一场较长的奔走中停下来，还有点呼吸急促。我们的阅读人口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作者应该充分相信他们。 　　人物周刊：在写《你在高原》的过程中，你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采访工作，你怎么看待这部书的纪实性？ 　　张炜：文学有它特殊的记录方式，或者说主要还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记录”。如果讲记录，纪实文字或图片或许更合适一些吧。但文学是人的心灵印迹、是人性最幽深最曲折的表达，是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某些知识的扩大和延伸，比如小说，它应该是难以重复的虚构和假设。所以说简单复制生活现象并不是小说家的任务。《你在高原》尽管写了大量的现实场景，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当代故事，但可能还不是一般的文字记录。小说向外交付的永远是个人的心灵酿造，这些大致是不能重复的。我以前尝试过这样的理解：现实生活和文学的关系，是粮食和酒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以前的很多写作，包括《你在高原》都没有逃出你所在的“50年代生人”的范围。是什么让你对这代人格外关注？ 　　张炜：因为要表达对整整一代人的看法、一些判断和探究，哪怕心存稍微一点的概括企图，都会遭遇非常复杂的情况。所以矛盾和犹豫必然包含在其中。一些溜直嘎巴脆的豪情壮志固然可敬，但这往往不是接近实情的最好办法。尽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都是独特的，但是似乎中国5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极其特殊的。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枢纽式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人，每个个体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饥饿年代，获取知识的年纪又遇上“文革”、“大跃进”，然后是中国巨大的转型，遭遇价值观上的两极冲突，等等。这对他们身心的挫伤非常严重。但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又是见了大世面的，也很幸福。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现在跟未来都会了解得很深刻。而我个人作为50年代生人，会充分体会这一代人的喜悦、困厄、幸福和悲哀，所以应该写他们。

　　人物周刊：很多评论家在谈到《你在高原》时都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么物质化的时代，还有人用22年时间写一部书。他们说，你是在逆潮流而动。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张炜：当代文学的趋向是越来越娱乐化、欲望化、物质化，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极左时期的作家一窝蜂去写阶级斗争，现在则是另一窝蜂，追逐物欲和感官刺激。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悲剧。清醒的作家不必去充当这个悲剧中的角色，而要写出心中的真实。如果一个作家的文学训练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年了，那么这种坚持算是足够长了，对他来说无论是精神和艺术都只能往前走，而不是向后退。任何作家都会遭遇潮流，问题是怎样判断和应对这个潮流。一个族群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践踏文明，没有信仰和正义，赚钱越多就越是粗鄙。人一旦堕落成纯粹的欲望动物，不但自然环境没法保护，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了。真正的作家应该为人性、为所有的这些忧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人物周刊：你的很多作品，都会发现有着近似的“内核”。你担心过重复自己这个问题吗？ 　　张炜：比较重要的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敢于不停地“重复”，这是力气和意志所决定的。不停地在他所熟悉的人物画廊、人物关系和地域里边，反复表达和挖掘，走向深入，这是最困难的事情。所以你们会看到索尔•贝娄、马尔克斯、马克•吐温、福克纳怎样工作――索尔•贝娄似乎在不停地写芝加哥，写犹太知识分子的婚变、黑手党的讹诈、尴尬的生活境遇、贫困潦倒的同伴等等。其他几位也在自己的“老朋友”中间、在“老地方”转悠了一辈子。实际上就在这里，他们一次次做出了大幅度的思想和艺术的腾跃。我愿意更为细致地勘察“老地方”，寻找“老朋友”。 　　人物周刊：如今这种在很多人看来是浮躁和贫瘠的文化氛围，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张炜：社会的浮躁对于写作或许是好的，这种浮躁、剧烈的竞争状态下，人性的表达会更充分，社会万象会以很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写作者的观察和体验来说，就可以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这好比一场风暴，风暴眼里是平静的。作者在风暴眼里会获得艺术和思想。如果跟上风暴气流旋转，连生存都成问题，哪里还能有艺术。所以一个艺术家、思想者，风暴眼里可能是他的居所、是他思想和创造的空间。 　　人物周刊：你曾多次谈到“安静的力量”，它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 　　张炜：职业写作的日子长了会有一种“职业病”。一个人安稳地过起室内案头生活很好，但是“精神小康”的平庸性也会出现。而创作是需要随时准备迎接陡立和峻峭的情感冲击的，所以不得不时时告别一些职业习气。通常是换一种劳动方式，比如常常深入山地平原去游走……平时是安静的，但一旦写起来还是会很激越……不是那种安于职业写作的人，而是感动了才能伏案……不断读到好的作品，这是一种鼓励。一直写下去对作家很重要，不停地工作就会保持持久性。但是数量并不是很重要，作家精准地击中了梦幻一样的艺术目标才有意义。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也难以影响到大的文学格局。但只要坚持个人的追求就有意义，大家都这样坚持，水就涨起来了，泡沫就少了。 　　人物周刊：在文化氛围不是很健康的时候，安静往往意味着被遮蔽。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没出道的年轻作家。 　　张炜：目前这样的状态下，出现了真正的杰作我们也不会认识，因为时间没有给我们这样的鉴别力。事实上我们在当下肯定和赞赏的，往往是应时的、比较肤浅的写作，深沉有力的精神和艺术之果极少有人看到。许多人是从十几岁、二十几岁开始写作的，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创造力。但是现在的媒体，包括文学界，应该多关心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这些人因为太安静，并不被充分注意。重要的事物常常发生在安静的角落。表象和泡沫是在外部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泡沫下面是水流”。我们有时候会关注泡沫，但不要忘记下面才是水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因为节奏快，没有挖掘和分析的时间，就会找一些很容易找到的东西，拿来就用。其实真正优秀的人往往都在安静的角落。13亿人当中何尝没有更多更好的青年作家，但是有的我们还不认识他们。这样下去会耽误事情。 　　人物周刊：你个人有什么解决之道吗？ 　　张炜：嘈杂和低俗，绝不是文化界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二者互相推波助澜。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期里，让文化界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是不可能的。这其中有潜心创作追求远大目标的人，但他们的数量不会太多，声音也不会太大。思考文化界，就首先要思考社会的大环境，大环境不改变，文化界自身的变化是没有多少可能性的。文化方面的变革当然是必须的，但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把一切推向自由市场算完。比如高雅文学就不可能产业化，而且所有的高雅艺术都不太可能以市场为导向，不然就是自毁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前程。事实上任何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向上难，向下易，低俗的娱乐从来都是有市场的，容易让人着迷。可以想象，如果一直让人坐在台下，咧着大嘴傻笑，那就完了。但即便这样，我个人仍然赞叹孟子的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作家始终要有深沉的志向。 　　人物周刊：你有机会经常接触到国外的作家和作品，怎么比较中国当代文学和国外当代文学？ 　　张炜：从翻译过来的许多外国作品看，真实感受是，总体水准并不比中国当代文学高。不过更有可能是最好的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一般来说“尖叫的写作”会首先被注意，而真正深沉的杰作留在那儿自己生长，这方面国内国外都一样。好的会留下来，差的会淘汰掉。最后积累起来的就是未来的那部文学史。不过真正的杰作从来不是为文学史而写的，只不过它在未来肯定是灿烂的，在眼前却不一定。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幸福？ 　　张炜：其实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杯好茶、一本好书。有了好书就怕看完、就怕太短。所以我们总是想，好书越长越好，坏书越短越好，短到没有就更好。有人总问《你在高原》这么长的书能看完吗？这是一个伪问题。应该问这本书好还是不好？话又说回来，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工夫喝茶读书了，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有人常常晚上入睡前想：我如果能有足够的时间读书会多么幸福啊！但是不可能，人生下来就要有各种各样的义务……不沉静不行，不沉静就没法写作，只能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要珍惜时间和生命，就要静下来、慢下来。到了这个年纪，其实也包括年轻人，在这个时代里最大的敌人就是急躁、匆忙、快速。要学会慢，慢才是做好工作的一个基础。人类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太急才做坏了的，哪有因为耐心做坏了的？看庄稼，高粱多少时间成熟，麦子多少时间成熟，都是有定数的。现在动不动就埋怨写作者，好像现在的作家都完了。可是给了作家多少像样的环境？时间和空间又在哪里？一切都得积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成？所以不要完全埋怨作家――当然作家也要苛刻地对待自己，要时刻追问自己、警醒自己。 　　人物周刊：回顾写作《你在高原》的22年光阴，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张炜：它送走了那么多劳动的岁月，那么多的故事和感动。结束后，我能稍微轻松一下，歇一口气，可以把耽误的其他工作做下去。所以它不是我创作的一个终点，而是新的工作的开始。我只期望它能有益于世道人心，就这么一个朴素的愿望。我始终觉得，什么是好作品？就是首先不偏离这个前提：有益于世道人心，而且不允许用任何打引号的“文学”、“哲学”、“艺术”、“现代”等等口实来冲掉这个前提。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写下去，就是向善。 　　（实习记者舒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