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GDP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与人均GDP 同步增长 五大因素制约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GDP 同步增长

（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但投资形成的居民收入难以与投资增速同步 从近2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看，我省主要依靠投资驱动。投资率由1990年的24.7%上升至2009年的51.9%，特别是2000年以来，投资率呈不断上升之势，年均上升约2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23.1%上升到5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马车。从投资产生的理论效用看，扩大投资不但能直接促进当期经济增长，也能带动后期的经济增长；不但能直接安排部分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项目投产后还能帮助部分人实现就业。但由于投资费用的构成、投资项目的结构和完成投资的方式等原因，投资形成的劳动者收入不可能与投资同步增加，增加的投资费用主要用于土地、设备、建材等。如2009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6.2%，其中建安工程投资占比为65.2%，增长34.3%，这部分投资主要由建筑业企业来实现。而从建筑企业来看，2009年完成的产值增长了18.5%，但支付的工资下降11.9%，低于产值增速30.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投资增加了，但参与项目建设的人员总收入不增反降。

（二）劳动者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份额逐步降低

从收入法的角度看，GDP 构成中的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分别代表劳动者所得、资本所得和政府所得。从湖南GDP 构成占比图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政府所得占比相对稳定，最低的1996年为10.5%，最高的2009年占比为15%；劳动者所得和资本所得变化较大，劳动者所得整体呈下降趋势，近三年略有回升，其占比由1995年的69.4%下降至2005年的45.1%，2009年为50.2%；资本所得在2003年后得以跃升，2005年达到最高值29%，以后一直维持在25%左右。

（三）居民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过多依赖造成收入总体增速较慢

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自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城乡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2009年湖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中，工资性收入占59.5%，财产性收入仅占2.8%,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占11.6%和26.1%；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净收入分别占45.5%和46%,财产性收入仅占1.7%,转移性收入占6.9%。工资性收入虽然占城乡居民收入的较大份额，但由于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缺失话语权，以及收入分配体制的失衡，使得劳动者报酬未能与劳动生产率或劳动贡献率同步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常年保持在较低水平，并长期得不到提高，从而使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相对较低。2009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6.7%，比全部收入增速低

2.4个百分点。

（四）就业人数增长缓慢影响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扩大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方式，加快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就业弹性呈现下降。就业弹性是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2009年，湖南就业弹性为0.047，比2005年下降了0.073，也就是与2005年相比GDP 每增长1%，就业少增加了0.073%。而从就业与居民收入的关系看，当职工平均工资一定时，增加就业势必引起全社会劳动者报酬总量的增加，从而引起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从就业人数增量及增加就业引起的居民人均收入增量图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湖南增加就业导致居民人均收入增加的作用越来越大，2007年达到119.4元；而2000年由于就业人数减少导致居民人均收入减少23.8元，当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仅增长6.9%和

2.3%，均为近十年来最低。因此，就业弹性下降，影响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五）民间投资比重偏低，造成居民经营性收入增加缓慢

民间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主要归投资者所有，其中个体经济部分最直接地影响居民收入的经营性收入。湖南个体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2000年的26.4%下降到2003年的16.1%，再逐步回升到2009年的24.4%。从城乡个体投资占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看，2000年至2003年变化较小，城镇比重约占70%，农村约占30%，2003年后城镇占比逐渐上升而农村比重逐步下降，2009年城镇占75.9%，农村占24.1%。投资格局的改变在经营性收入占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中得以体现。2000年至2003年均呈小幅上升趋势，而2003年后出

现明显分化，城镇占比逐步走高，农村占比明显下降。城镇占比由2005年的9.2%上升至2009年的11.6%；而农村占比由55%下降至46%。

三、对策建议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与人均GDP 同步增长，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质量型、效益型的经济增长之路，并注重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要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适当控制政府投资规模，尽可能降低政府公务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使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民生。要严格限制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严厉禁止为招商引资而只保护企业利益不保护劳动者正当权益的行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第二产业中由于实行集约化生产而减少的劳动力，吸纳第一产业集约化发展所富余的劳动力。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大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形成和完善与城市化发展相协调的制度，尽快让农民工市民化。

（二）积极扩大就业，夯实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一是要鼓励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组织开展创建创业型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活动，建立创业型示范区、观摩点，形成创业氛围，示范引导创业；组织实施创业实训模拟公司项目，提高创业培训实效；组织开展“创业孵化服务”活动，促进创业者创业成功。二是要围绕建设项目、大企业扩大就业。要增加实体项目投资、扩大民间投资，并降低土地、行政管理等建设成本，增加的投资主要用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形成投资带动就业、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三是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提高进城农民工和城乡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鼓励大企业创办社会培训机构，引导、鼓励大企业与培训机构合作，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

(三) 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提高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要积极落实各项强农惠农补贴政策，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切实提高农业种养效益，确保农业、农民双增收。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对符合条件未参保的城镇企业退休人员要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适时提高失业保险标准，适当提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保障水平, 所有灵活就业困难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补贴范围。

（四）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促进劳动者收入与政府、企业等收入协调增长。确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比例，建立居民收入与政府、企业所得协调增长的机制，改变占有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政府和企业在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得的比重、增速远高于劳动者报酬的现状。调整和完善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共资源领域的分配秩序，通过征收资源税、补偿税等措施消除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尽可能消除行业间的收入分

配差距。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国企的利润分配。出台《工资条例》，保障职工工资稳定增长，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到位。

（五）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步关联机制。从“转方式、调结构”的高度出发，以人为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增加民生领域、扩大就业的投入。加快推进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指导线、公务员津贴补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绩效工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线、企业离退休金标准等，使其近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构建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良性机制。

2008年-2010年GDP 增长率

统计局今日公布了2010年全年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4%，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增长9.6%，四季度增长9.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增速比上年加快4.7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5%，四季度增长13.3%。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1415亿元，增长24.5%，回落5.9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6725亿元，增长19.7%，回落7.6个百分点。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城市上涨3.2%，农村上涨3.6%。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5%。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12月份上涨

5.9%，环比上涨0.7%。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12月份上涨9.5%，环比上涨1.1%。

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

2010年，面对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极为严峻的各类自然灾害和各种重大挑战，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

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

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增长9.6%，四季度增长9.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增长9.5%。

1.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连续七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比上年增长2.9%，连续七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310万吨，下降0.3%；早稻3132万吨，下降

6.1%；秋粮39199万吨，增长4.8%。油料产量增长2.7%，糖料下降1.9%。肉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780万吨，增长3.6%。其中，猪肉产量5070万吨，增长3.7%。

2.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大幅提高。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增速比上年加快4.7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5%，四季度增长13.3%。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3.7%；集体企业增长9.4%；股份制企业增长16.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5%。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6.5%，轻工业增长13.6%。分行业看，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实现比上年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14.9%，中部地区增长18.4%，西部地区增长15.5%。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同比增长49.4%，比上年同期加快41.6个百分点。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1415亿元，增长24.5%，回落5.9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6725亿元，增长19.7%，回落7.6个百分点。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8.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3.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5.6%。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2.8%，中部地区增长26.9%，西部地区增长26.2%。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48267亿元，增长33.2%。

4. 消费平稳较快增长，热点商品销售旺盛。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3689亿元，增长1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0865亿元，增长16.1%。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7636亿元，增长18.0%；商品零售136918亿元，增长18.5%。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58056亿元，增长29.9%。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增长46.0%，家具类增长37.2%，汽车类增长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7.7%。

5. 市场物价同比上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城市上涨3.2%，农村上涨3.6%。分类别看，食品上涨7.2%，烟酒及用品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3.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6%，居住上涨4.5%，衣着下降1.0%，交通和通信下降0.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持平。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6%，

环比上涨0.5%。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12月份上涨5.9%，环比上涨0.7%。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12月份上涨9.5%，环比上涨1.1%。

6. 进出口总额较快增长，贸易顺差有所减少。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4%。

7.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0.7%，转移性收入增长12.8%，经营净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0.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7.9%，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1.0%，转移性收入增长13.8%。

8. 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人民币存贷款增量减少。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增幅同比回落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26.7万亿元，增长21.2%，回落11.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4.5万亿元，增长16.7%，加快4.9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7.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7.9万亿元，比上年少增

1.6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71.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0万亿元，少增1.1万亿元。 当前，国民经济正处于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 二元经济结构

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许多学者把它看成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即认为中国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先进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是造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而且，近年来，学者们纷纷通过建立模型，对二元经济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对中国1978～199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二元结构系数、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比重、城市居民隐性收入比重、农村居民非农产业收入比重和城乡人口比例等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二元结构系数解释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59.62%，说明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陈宗胜通过一个简单的二元经济模型，从理论上说明，在二元经济中，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就业负担系数比、两部门分配系数比及农村工业化水平。并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相关数据的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这四个因素能解释这一期间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89%。

(二) 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各类制度和政策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认为，国家的投资政策、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进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如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居城乡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一样，最终通过商品交换等途径被融入进二元结构的影响之中。赵人伟、李实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达十年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密切的关系。陆铭、陈创利用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因素。

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侧重点对某一制度或政策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1.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杨宏炳认为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杨建成则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从对城镇居民人为的政策偏向、阻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造成进城农民收入过低等三个方面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2.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政策。蔡昉在其所谈到的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城市偏向政策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垄断产品流通，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压低农产品价格，制造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李习纯认为，在产品价格链中，农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3. 城市偏向的财政税收政策。傅道忠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长期推行城乡有别的二元财政政策和制度有关。4. 城市偏向的金融信贷政策。章奇等利用中国各省1978～1998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占GDP 的比重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金融发展显著拉大

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5. 城市偏向的转移支付政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转移支付政策不但没有缩小城乡差别，相反还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6. 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政策。

(三) 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

郭玮认为，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使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扩大了，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推动了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林毅夫、刘明兴指出，发展战略是解释中国20多年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键。他们的研究发现，城乡技术选择指数的变动趋势和分布特征与城乡相对人均消费水平极为相近，从而说明城乡差距或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

(四) 城市偏向的政治权力不平衡

蔡肪、杨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城乡居民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在改革后有机会通过“投票”和“呼声”两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集团利益，影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决策。杨继瑞、祝志勇认为，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进程加快，利益格局变迁。在政府——市场——农民三者间，农民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李卫兵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会给城乡居民带来不同的地位收益，拉大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五) 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而转轨时期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赵人伟、李实把体制变迁因素划分为有序变化和无序变化两类。其中，有序变化主要包括价格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的价格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起了显著的作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起到了缩小城乡差别的作用。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则扩大了城乡差别。可见，有序变化既可能拉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可能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无序变化则包括了各种寻租活动、内部人控制、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垄断行为以及腐败问题，所有无序变化都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几点看法

(一) 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到底处于何种水平，需要进行量化分析。学术界采用了多种衡量方法进行衡量，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具体结论并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我们认为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我们宁愿将其视作相互补充的关系。以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名义比率，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名义比率，来衡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优点是计算简便，结果直观，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无论是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还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未包括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福利以及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的非正常收入。因此这两个指标都低估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由此会造成低估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一般来说，农村地区的物价水平低于城镇地区的物价水平，名义收入并没有考虑城乡物价水平的差异，因此就不能排除掉物价因素放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城乡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

以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纯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优点是，消除了物价因素对收入差距大小的影响，但并没有解决对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低估问题，而这是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小影响更大的因素。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无疑是，要解决收入衡量范围不全和物价因素的影响问题，应该说这是为了准确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提供的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但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缺乏所需要的统计资料，由此就只有依靠抽样调查资料。但仅仅以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来估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来源繁多的可支配收入，应该说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的。以消费和储蓄代替收入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可以避免直接以统计资料提供的城乡居民收入，或者通过调查估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来衡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所碰到的困难，但一方面收入差距与消费储蓄之和的差距并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储蓄的衡量并不容易，尤其是实物形式的储蓄的衡量非常困难，另外消费范围如何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以结构相对系数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判断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但并不能提供差距的直观数据，而且前述有关城乡居民收入衡量面临的困难也不可能依靠这种方法得到解决。由于基尼系数的综合性强，因此以计算城乡混合基尼系数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学术界也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应用仍然存在着很多困难，一是采用何种方法计算基尼系数为好仍需探讨，二是同其他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一样，基尼系数计算也面临着统计数据不全、不准确的根本困难。以十等分组法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用于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而不是直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

(二) 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学术界有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应该说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差距扩大的原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从整体的视角来看，任何单一视角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会经历二元经济结构阶段，但是这一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及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是强化还是弱化，则与政府推行的制度与政策有关。学者们从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和政策的角度所展开的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是很有价值的。这些分析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制度和政策通过强化二元经济结构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制度和政策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确，政府既可以推行强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制度和政策，也可以推行弱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制度和政策，这些研究说明了政府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关的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这些制度和政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的研究。由于最近几年，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农产品价格也开始回归其价值，税收政策、金融信贷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公共物品供应政策也开始进行调整，城市居民的部分福利性收入实际上在减少。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也是秉持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和政策论的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虽然城市偏向和非农产业部门偏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导致政府推行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和政策的唯一原因，但的确是基本原因。经济发展战略视角的分析一方面对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途径做了分析，另一方面对政府推行维系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和政策的原因做了解释。但问题在于，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是否合理，或者什么样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才是合理的。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最终就无法对是否应该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做出回答，由此也就无法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角度就此给出明确的政策结论。

从城乡政治权力的不平衡的角度解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它有助于解释城市偏向的制度和政策的产生和维持。制度和政策都是人制定的，不同利益背景的人对制度和政策的利益取向偏好是不一样的，政治权力的不平衡决定了利益实现能力的差异，强势方的利益会得到充分或者更大程度的保障。不过现有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研究，我们需要对是否存在城乡政治权力不平衡，如果存在，城乡政治权力的不平衡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城乡政治权力的不平衡影响政府制度和政策的机制，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以及为什么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等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我们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系统性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过是结构转型过程导致的系统性的城市趋势和多种因素造成的系统性的城市偏向的制度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系统性的纠偏机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状态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应该对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给出系统性的政策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