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告白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有三类人的腰包最鼓：大街上跑出租的，秀水街卖服装的，还有就是外企当白领的。那时“白领”的称呼还没叫开，国人尚对外企心存狐疑；天之骄子们奔赴各大部委或国营机关，便宜了一大帮外事职高的毛孩子去了外企。80年代的“白领”去建国饭店的西餐厅吃饭，去友谊商店买化妆品, 上班来回打“的”，日子风光得很；接下来的90年代， 外企在中国已颇具规模，实力雄厚的公司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人情味：班车来回接送，职工住集体宿舍；下午有茶点时间，无限量供应点心和红茶。这些都是“老外企”们的幸福往事，在我听来有如神话里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河里流着的是蜂蜜和牛奶。恨就恨自己生不逢时，出道之日时光之川已经一路奔泻到青铜时代，不但要自行负担每日通勤、商品房月供，还不能奢望下午三点，老板面露笑容提醒说：“茶点时间”。 　　除了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只能恨外企太精明。 80年代的外企在中国，像渔夫到了陌生的河流，先撩裤管，试试水的深浅；因为不知道河里的鱼胃口到底有多大，只能多放饵。90年代为了争夺中国市场，各大外企除了急剧地扩大规模、招兵买马外，更是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薪资福利，引得国营单位的精英纷纷跳槽。90年代中后期，外企成了人才市场上的香饽饽，降低成本成了首要任务。每个公司都嚷嚷着要本土化，其中“薪金本土化”做得最好。现在的时髦杂志提到“白领”，必提房子和车子，这两个词几乎成了“白领“的后缀。房子还不能是一般的一居二居，必须是复式或“汤耗子”（Townhouse别墅), 车至少也得“别克”以上，好像这些东西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当“白领”那天从天上掉下来的。不错，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杰克.・韦尔奇、郭士纳，这类人物发现地上有1000美元时，都不会去捡，因为在弯腰捡钱的时间里，他们早已创造出几百倍于1000美元的价值。问题是：坐在金字塔尖的人能有几个呢？靠近基座的人不都指望着每月的薪水给老妈家用、为老婆买化妆品、供孩子读书吗？工资没有涨，房价却一路飙升；公司的利润增长额没达到股东的预期值，奖金看来是没戏。与此对应的， 国营单位和民营企业的收入却节节攀升。 我在每张饭桌上都羞于谈自己的收入。在座的倒也有每个月只挣一两千的，问题是人家的工作时间一周才十几个小时，每晚当你苦熬在电脑旁加班的时候，人家早就吃完饭，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了。 　　因为每天8小时都要面对电脑，有人提议要求增加“受辐射津贴”，类似与纺织女工和炼钢工人拿的“高温补贴”，如果这个提议接受了，其他类似于增加“呼吸复印机废气津贴”、“空调病津贴”的请求都应该被提出来，最应该被接受的就应该是“新人恐惧症津贴”。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于2003年毕业，从那以后，新人们就像是春天的韭菜一茬接一茬地出现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眼睛明亮，野心勃勃，更重要的是：在同样的职位上，他们比你便宜得多。于是每年公司招聘新人的时候，都有人恶作剧地吟颂“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让人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前景，在朝九晚五的日常工作之外，额外学习新东西。 　　前些天看报纸，说是北京城里已经车满为患，不再增加新的出租车辆；今天又从电视里得知，因为存在安全隐患，火了十多年的秀水街将面临拆迁。原来这世界上真没有一世风光的东西。我身处外企的青铜时代，深知以前的好日子不会再来。现在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颇见成效， 我决定时机一旦成熟，就告别这青铜时代，去国有企业感受那儿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