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认识与运用

作者：周荫祖

江苏社会科学 1995年11期

　　 陈云同志是我党老一辈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情有独钟，有着独特的贡献和极高的造诣，堪称“不是哲学家，胜似哲学家”，犹如金岳霖指出的那种“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之哲学家。他不仅对唯物论辩证法作出了言简意赅的、中国民族化的“十五字诀”的理论新概括，而且在他长期主管的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中，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创造性地构建了活生生的经济辩证法。

　　

　　 一、“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陈云深谙哲学的真谛，一贯倡导学哲学、用哲学。早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时，他就在毛泽东提议下学习哲学并成立学习小组坚持了五年。他在文章中较早地使用了“思想方法”①概念，强调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学习什么呢？学理论，学正确的思想方法。”②

　　 1957年他在商业部党组会上谈到，“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③1981年3月，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的谈话中，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再次深有感触地指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④十三大以后，他再次强调学习哲学、掌握思想方法的重要性：“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得出结论：“学好哲学，终身受用。”⑤1990年春节和1991年春节，陈云将自己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理论新概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写成条幅，先后赠与浙江省委和上海市委的负责同志，充分表达了他的期望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挚爱。

　　 仅从以上轨迹来看，他不仅总结自身体会得出“学好哲学，终身受用”的结论，而且始终紧紧抓住“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这个哲学精髓和学习主题。正如他指出的，“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⑥为达到客观、全面、联系、发展、本质地看问题，他创造性地概括和总结了唯物论辩证法的著名“十五字诀”，使之更具可操作性，便于广大干部掌握和运用，其贡献更是巨大。

　　

　　 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唯物论的新概括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贯彻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陈云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⑦的观点。这是一个极富创见的观点，它不仅精辟地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简洁、生动、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所作的一个新理论概括。

　　 陈云自己对这九个字解释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⑧从哲学上说，是唯上、唯书还是唯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所谓“不唯上”，是指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上”。对于上级的指示、政策、决议、文件大致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唯上是从，唯命是听”。不论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如何，照本宣科、照搬、机械执行，这是一种机械论态度。打着“坚决照办”旗号，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思想懒汉。毛泽东早就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恰恰相反，“这是反对上给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⑨因此，片面强调对上“负责”，对上级指示、政策只起“收发室”、“留声机”作用，恰恰是“唯上”不唯实的表现。第二种，借口不合实际，强调本地区本单位的“特殊性”，对于上级指示和政策，或者消极抵制，或者拒不执行，或者“各取所需”自行其事，或者阳奉阴违，另搞一套，抑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显然，这不仅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而且是一种典型的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诸侯经济”的表现，与陈云所提倡的“不唯上”的本意大相径庭。第三种，认真讨论上级指示或政策，领会其精神实质，并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对不适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的政策规定，则按组织程序向上级报告，说明情况，要求变通。不言而喻，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也正是陈云所提倡的“不唯上”的本意。

　　 道理是清楚的，上级处于全局地位，上级指示是从全局实际出发，代表着全局整体的利益或政策长远利益，因而对于局部、下级具有指导意义，下级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然而，全局、“一般”又不能一览无遗地概括和总结局部、“个别”的丰富多采，因此上级指示或政策不一定完全适合每个地区、部门的实际情况，甚至难免会出差错。陈云在谈到商业工作政策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上面的政策不一定都正确，即使正确，也不一定完全适合每一个地区的情况。”⑩所以，下能部门在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问题。唯如此，才算真正地坚持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陈云本人就是这种“不唯上”、“只唯实”的模范和榜样。例如，针对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指导方针在执行中所产生的片面性，他响亮地提出“全党重视粮食工作”，“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11)，“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12)。

　　 所谓“不唯书”是指要用科学态度对待“书”。对待各类著作特别是马列经典著作大致也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唯书是从，借口坚持而把书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把经典作家的结论绝对化，照抄照搬，盲目套用。显然，这是应当摒弃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态度。另一种是不重视读书和理论学习，常凭经验办事，甚至借口“发展”否定马列基本原理，散布“过时论”或贬之为“一个学派”。这同样是我们应当反对的态度。再一种是认真读书又不唯书，注意有的放矢、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善于从马列著作中学习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更者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丰富、补充和发展。陈云认为，“现在我们在新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13)因此，“不唯书”首先要读书。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4)况且，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15)所以，读书又不能“死读书”。陈云本人就是这种“读书不唯书”的光辉典范。早在延时期就组织学习小组带头学马列，集体学习五载不间断。“文革”期间，把《资本论》三大卷读了三遍，又反复读列宁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著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几次倡导学哲学。更可贵的是学以致用，又不迷信书本。他在谈到研究经济建设合理比例关系时明确指出：“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16)他在谈到经济体制问题时，又不唯《哥达纲领批判》之书，在“八大”发言时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国营集体经济、统一计划、国营市场是主体，个体经济、自由计划、自由市场是补充。

　　 所谓“只唯实”，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是“不唯上”、“不唯书”的目的所在。陈云关于“只唯实”有着丰富的思想，至少有：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要“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17)他强调：“讲实事求是，先要把‘事实’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8)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这里的先决条件是情况明，因而是实事求是的关键。

　　 第二，“作调查研究工作”是弄清事实的最根本的途径。陈云指出：“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19)这个原则，科学地揭示了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决定政策三者相互的关系。为此，他经常批评一些同志“反过来”的工作方式，告诫“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20)为搞好调查研究，陈云还特别提出了两个有效办法：一是亲率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二是通过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了解实情。他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具有“真、快、广’的特点。陈云本人对调查研究格外青睐，例如解放初期他深入到物价飞涨的上海调查研究，然后提出了货币、税收、市场等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结束了国民党12年的通货膨胀。毛泽东评价这一场经济仗的意义说，“打得不比淮海战役差。”又如生活困难时期，他到上海小蒸公社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就养殖、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得出了“公私并举而以私养为主”等符合实际的结论。

　　 第三，既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要“发挥创造精神”。陈云指出：“墨守成规的倾向必须反对，应该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前进。但是创造性必须和实事求是相结合，否则就会华而不实，不能真正地前进。”“有了创造性再加上实事求是就完整了，那就会前进得更快。”(21)他还认为，乱碰乱撞和墨守成规两种人都不实事求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精神。由此可见，陈云倡导的“只唯实”是客观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观点，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论。

　　

　　 三、“交换、比较、反复”——对辩证法的新概括

　　 陈云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认识真理的方法概括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认为这是达到全面认识的基本方法。这六个字，全新地概括了认识的辩证法，既精辟生动又通俗鲜明，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发挥。对此，他在1957年、1962年、1978年、1987年、1990年曾数次重申和阐释。

　　 陈云抓住全面性、反对片面性这个实事求是的关键不放。他认为实事求是的“关键是要把事实看全面”(22)，“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23)因为“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24)还说，“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的实际。”(25)足见，陈云深谙全面性是辩证法的基本所在。

　　 如何才能达到全面的认识？陈云认为“交换”是一个好办法。他认为“交换”有三个含义：一是相互交换意义、看法和认识，可以是集体讨论的“交换”，也可以是个别的“交换”。“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26)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换位思维”。陈云曾以茶杯为例作过说明。这边看有把无花，那边看有花无把，都是片面的，互相交换一下意见，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27)三是“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28)，“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29)。唯如此，“才能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30)尤其可贵的是，陈云主张“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31)要“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32)他甚至认为“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33)显然，陈云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是一个认识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群众观点、民主作风问题。不仅如此，陈云甚至把它提高到关系事业成败高度来认识，“有的同志提不同意见……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反之，“我们的革命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34)

　　 “比较”是达到全面认识的另一个基本方法。他指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35)“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36)而“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37)“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38)，“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39)道理是简单的，任何事物相比较而存在，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决定取舍。从认识上说，反复比较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过程。

　　 如何进行比较？陈云提出许多具体有效方法。例如“上下、左右”、“前后”比较。他举例说，毛泽东从中日比较中得出抗日是“持久战”的结论；从陈独秀和王明比较中得出统战要“既团结又斗争”的结论。又如“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作比较。”(40)再如“相互辩论，也是一种比较”。(41)总之，通过比较，可以辨别是非，判断优劣，从而帮助我们获得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和最优化决策。

　　 “反复”则是达到全面认识的又一个基本方法。陈云多次强调“作了比较之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决定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期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42)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43)

　　 他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44)这里实际上讲的是认识发展的辩证法，或曰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人们认识的反复性，从客体方面讲，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45)，任何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的暴露是都有过程；从主体方面讲，人们认识要受到生产力、科技水平和立场、观点、方法及实践经验、知识水平、思维方式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因此，对于即将作出和已经作出的决定或制定的政策，都应该“三思而后行”，进行反复考虑、比较、试验，以期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陈云还从反面教训总结说，“帮倒忙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不谨慎。”(46)当然，“反复”并不是谨小慎微、优柔寡断、议而不决，更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而是说决策时要周祥、准确、冷静、慎重，一旦看准的事就应当当机立断、大胆决策、行动果断。

　　 “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连续的、相互关联的认识链。“交换”主要解决全面性，“比较”主要解决准确性，“反复”再一次解决全面性和准确性。经过如此一次或几次全过程，作出的决策就可以比较正确了。“交换、比较、反复”方法，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全面观点、联系观点、发展观点和矛盾观点的有机统一，是陈云辩证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学习和运用之，就能使我们的工作多些辩证法，少些形而上学。

　　 陈云的“十五字诀”也是一个有机系统，体现了唯物论的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其中，“只唯实”是“不唯上、不唯书”的核心和目的，是唯物论基本立场的集中体现，也是“交换、比较、反复”的基础和目的；“交换、比较、反复”则是辩证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只唯实”的有效保证，是使我们的认识、决策更全面、更准确的根本途径。

　　

　　 四、“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活生生的经济辩证法

　　 陈云不仅一贯倡导学哲学、用哲学，而且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尤其在他长期主管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活生生的经济辩证法。

　　 （一）量力而行、综合平衡、留有余地三原则的辩证法 陈云提出的经济建设这三条原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正确概括，和带全局性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

　　 量力而行，也就是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它正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论根本原则的延伸和具体化。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1956年的“小冒进”，在总结“一五”计划时期经验时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47)这种量力而行，当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48)陈云提出的“量力而行”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我国经济建设几十年来最严重教训。针对“大、小”或“土、洋”的冒进，陈云不怕被视为右倾总是运用此原则，把超国力的建设规模削减下来，以求稳定、协调、平衡、功不可没。

　　 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49)，“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50)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即按综合平衡原则发展，它揭示了经济建设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和层次性，是不能违反的客观规律。陈云进而认为，综合平衡应是国民经济的总体的、全面的平衡，包括两大部类、产业结构、管理部门，而关键在于财政的平衡。他强调“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特别指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51)显然，我国经济建设上的几次折腾，从反面充分证明了陈云综合平衡论的科学性。

　　 留有余地，就是“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长期计划的指标，更注意留有余地”，这样“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52)陈云还认为，“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53)这里所说的“留有余地”和“准备慢”，都一种科学的稳妥态度。在实践中，针对“高指标”痼疾，他多次主张压缩指标，调整计划，表现了他“只唯实”的坚定性。

　　 陈云提出的这经济建设三原则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如果光强调量力而行而忽视综合平衡、留有余地，那么量力而行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同样，仅强调综合平衡，忽视另两者，那么这种平衡也只是短暂的；而没有量力而行及综合平衡，则留有余地就成了无稽之谈。

　　 （二）建设与生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法 陈云认为，合理安排民生和建设的关系，解决好民生问题是重要的国策。他一贯主张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重要方针。他1956年，就提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5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多次重申“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建设。”(55)为此，他还提出了“两先”，“两后”的重要方针：“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陈云一贯坚持“自力更生”原则，早在1944年在谈到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时就指出：“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但是，他又积极主张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提出：“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56)此外，他对兴办经济特区作为开放“窗口”持积极支持态度。

　　 （三）主体与补充、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法 陈云娴熟地运用“一与多”的辩证法，来解决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问题。他在“八大”发言中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他在实践中还主张：“长期内还需要夫妻店”(57)；“长期内，大部分小商贩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可少的”(58)；社员多留自留地等。我国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的实践中，都证明了陈云关于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是陈云较早提出并坚持的经济方针。改革初期，他一针见血地批评，“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59)1982年又提出有弹性的“鸟笼说”。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已经佐证了陈云早在1957年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预言：“我看要试一下子，摸索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到一条好的出路来”。(61)

　　 总之，陈云作为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倡导学哲学、用哲学，不仅从理论上用“十五字诀”对唯物和辩证法作出了新概括，而且在实践中创造了活生生的经济辩证法，成为我党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重新学习、研究、宣传陈云的唯物论辩证法“十五字诀”及其经济辩证法，必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②(15)《陈云文选》（一九一六——一九四九）第123、193、184页。

　　 ③④⑥⑩(11)(12)(16)(17)(18)(19)(20)(21)(23)(25)(26)(29)(32)(33)(34)(35)(36)(38)(39)(40)(42)(43)(44)(46)(47)(48)(49)(50)(51)(51)(53)(54)(55)(56)(59)(60)《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第38、257、38、78、127、203、48、211、226、38、35、104、38、180、38、179、180、39、178、180、39、39、180、180、180、212、39、218、44、46、202、48、227、203、184、30、276、230、221、278页。

　　 ⑤(13)(22)(28)(30)(31)(41)《求是》杂志1990年第8期。

　　 ⑦⑧(24)(27)(37)《人民日报》1991年1月18日。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57)(58)(61)《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第305、336、333页。

作者介绍：周荫祖，1945年生，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