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事求是"含义的演变与发展

作者：王新民

《河北学刊》 2001年10期

　　[中图分类号]H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4-0093-04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我们党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它，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会给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线，是各级干部从政的必修课。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含义，对于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非常重要。

　　一、“实事求是”的原义

　　“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一句评语。为了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含义，了解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必要熟悉一下刘德其人其事。

　　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二子，生于公元前172年，卒于公元前130年。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被册封为河间王，国都乐城，治所在今河北献县城东南7.5公里处。刘德身为帝王之子，知书达礼，好学不倦。当时，列国诸侯大都骄奢淫逸，灯红酒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与刘德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胜，被封为中山靖王，史书称他“为人乐酒好内”。前些年他的墓在河北满城被发掘后，随葬品中出土了不少酒器，可见其奢侈。惟献王刘德洁身自好，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刘德在位26年，于汉武帝元光五年病逝。汉武帝因其聪明睿智追谥为“献王”。

　　刘德一生喜书好儒。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古籍文献散失，人们不敢公开喜好经典，只得心诵、腹背、壁藏、岩埋。汉初，独尊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遂有“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但儒家文献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搜集整理。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崇尚黄老的政策，转而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为儒学复兴创造了良好环境。在西汉儒学复兴初期，刘德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表现在搜集古书上。《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刘德每遇儒家典籍，便高价收购。如对方不售，则千方百计借来，手抄笔录，以副本送给书主，将真本留藏，以此获书不少。诸如《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数量与当时汉朝宫室存书不相上下。后来，刘德入朝献书，武帝将所献之书藏于秘阁，当时并未流行于世。至西汉末，刘歆整理秘阁发现后，才使之流传。民间也有把“献王”理解为献书有功，俗称“献书王”。

　　其次，表现在整理古籍上。刘德以当时名儒毛公和贯公为经学博士，继而广招齐、鲁、燕、赵的儒学名土，把搜集到的古籍进行整理，勘误订正，校理成册。据《献县志》记载，刘德为方便群儒校勘古籍，特在乐城南12.5公里的古驿道旁建日华宫（今河北省泊头市严家铺）。宫内置馆20余所，房屋数百间，集名儒学者数百，昼夜讲读、校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儒学研究中心。在搜集整理德学书籍上，刘德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毛诗》和《左传》的辑传上。《毛诗》又称《毛氏诗经》，由河间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刘德审定而成。为与当时流行的《齐诗》、《鲁诗》、《韩诗》加以区别，谓之《毛诗》。齐、鲁诗早已亡佚，韩诗也仅有《外传》，惟《毛诗》流传至今，成为后人义疏、笺释《诗经》的根据。至于《春秋左氏传》，汉初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献等皆曾编修，贾谊传授给贯公，贯公被召为河间国博士才辗转传至刘德之手。刘德视《春秋左氏传》为宝，经日华宫核实校正，才整理为今天的《左传》。难能可贵的是，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非常认真，多方考证，一丝不苟。

　　再次，表现在崇尚儒术上。《汉书·河间献王传》说刘德“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颜师古注：“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造次，谓所向（必）所行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刘德经常研修礼乐，衣着服饰以及所作所为都仿效儒士的样子。山东的儒士因此都归附于他。有一次，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向其询问了30多个问题。他的对答按照儒学推论，语言精炼而中心明确，朝中文武都很敬佩。刘德一生还撰写了不少文章，后人辑为《河间献王书》，刘向的《说苑》曾收入刘德佚文四则。为说明问题起见，这里摘选两篇。第一篇：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人一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第二篇：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酾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从中不难看出，刘德非常推崇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先圣之德，从其之道，崇尚礼乐，以民为本，推行德治。这些都是与儒家学说一脉相承的。

　　纵观刘德一生，班固给他下了八个字的评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从刘德的生平和事迹来理解这句话，意思是刘德在修礼乐、学经典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也就是说，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真是，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一种求实的学风。

　　二、“实事求是”的引申

　　自刘德开创实事求是学风的先河后，它作为一种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在我国古代的思想界、学术界逐渐流传开来。但魏晋的空谈之风、唐末的浮华之风冲淡了求实之风，直到宋以至元明清，学术界才盛行起了实学之风。同时，也逐渐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

　　从孔子开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虽已成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以“实体达用”为基本内容的实学，则始于北宋。北宋仁宗时期，宋王朝开始由宋初的繁荣局面向内忧外患的颓势转化。面对这种社会政治危机，许多满怀忧患意识的朝野人士在痛苦中反思。他们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二是唐末宋初以来“尚文词而遗经业”的浮虚学风所致。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外，还必须在思想上批判佛老的“异端邪说”和俗儒的崇尚词赋的浮华学风。所以，许多士大夫、学者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由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掀起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复兴儒学的社会思潮。

　　从北宋程颐始提“实学”概念到晚清的洋务派，中国的实学思潮经历了800多年。它的基本特点是“崇实黜虚”，处处突出一个“实”字。在本体论上讲“实体”，反对“以无为本”、“以空为本”；在人性论上讲实性、实心，反对“以心性为空”；在道德修养上，讲“实修”、“实功”，反对“空悟”之论；在行动上，讲“实行”、“实践”，反对言行脱节的浮夸之风；在人生价值上，坚持“实政”、“实用”，反对逃世、出世；在学风上，提倡“实言”、“实风”，切忌一切空谈，讲大话、套话。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不少实学家积极进行“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造工作。他们在田制、农技、水利、赋税、漕运、荒政、边务、兵制、吏治、科举诸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有的还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如北宋王安石、明代张居正等，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中国思想史上的“实事求是之学”。继康熙年间推崇程朱理学之后，乾嘉时期考据学达到了鼎盛而立盟学坛。乾嘉考据学派别林立，人才辈出。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汪中等为代表的杨派，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尽管他们学派不同，风格各异，但都继承与发扬了汉代“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有别于宋儒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及其帖括八股之文，所以又称“实事求是之学”。钱大昕发挥吴派的求实学风，提出治学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汪中自述其治学宗旨：“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乾嘉学派所谓“实事求是之学”，其主要内容是：士人读书，不应只读宋明理学之书，当先从儒家经典开始；研究儒家经典，应力避宋明义理之学，当先从汉儒注疏开始；研究古代注疏，当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当先从声韵文字开始。只有按照以训诂求义理的原则治经，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乾嘉学者提倡的“实事求是之学”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于批判宋明理学末流和八股时文的空疏之弊具有积极作用，在考据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宋明以后，一直到近代，实事求是的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许多书院和学校都把实事求是作为宗旨。湖南岳麓书院门匾上就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清末创办的北洋大学的校训也是“实事求是”。北洋大学作为工科大学，提倡少说少写多学多做干实事。在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里也写到：“我们不论是办个银行，或是别的什么，总是实事求是，不能干买空卖空的勾当。”意思是说要求真求是，不干买假售假坑蒙拐骗那一套。这可以说实事求是在做人处事上的应用。

　　三、“实事求是”的新义

　　虽然“实事求是”一语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早在古希腊，就已产生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思想，德莫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都是著名的代表。遗憾的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思想没有得到延续。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界、科技界、学术界也随之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革命，认识自然、追求科学、改造社会的思潮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又有了长足发展。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运用科学实验、科学归纳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求实哲学思想的发展。培根、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一大批哲学家，又促进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大师，更使古典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就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并吸收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含义，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形成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了120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学习会议。5月1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从思想上、理论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号召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列主义学风。这个报告实际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的阐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今天我们讲实事求是，主要是指竖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研究和遵循客观规律。不过今天所讲的实事求是，首先也是个学风问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学风。从这一点来说，与刘德的“实事求是”也有相似之处。虽然学问的性质不同，刘德是对待儒学的态度，我们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遇到问题相近，就是不管在对待任何理论、学说时，都要联系实际，求其真是，既不要搞教条主义，又不要搞经验主义。同时，实事求是是无产队级世界观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这是一个总的定义，如果拆开来理解，可以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实事”。什么叫“实事”？毛泽东解释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那么，实事与事实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少同志把事实和实事当成一回事。其实，这是不对的。彭漪涟所著《事实论》一书，对事实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它是在人们直接感知基础上，对事物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作的一种陈述。因而，事实必须是能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必须是为主体的概念所接受，并由主体对之作出断定的，否则，就谈不上知觉到什么事实。一般地说，事实是关于感性经验的一种知识形式。事实作为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实际情况的一种陈述，其要点：一是被人们所感知、所接受的客观事物；二是对这种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陈述。离开这两点的任何一点，都不能称其为事实。

　　由此可见，实事与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一切事物，有的进入了我们的感知领域，被人们所认识，有的则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但它也客观存在着，也是实事。而“事实”则必须是被人们所直接感知到的客观事物，否则就谈不上是事实。“实事”的含义是广泛的，它应当包含“事实”在内。颜师古所注，在实事与事实之间划了等号，显然不妥，应当给予纠正。

　　第二层是“是”。什么叫“是”？毛泽东解释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我理解，这里所说得客观规律，是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的客观规律，是经过“求”后，人们对客观事物内部联系的正确认识。这同“实事”有不一样的地方。如前所述，“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既包括被人们所认识的，也包括未被人们所认识的。而“是”则不一样，它是经过人们艰苦的探索和研究后所得到的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第三层是“求”。什么叫“求”？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去研究。我理解，这个“求”最丰富、最生动，也最重要、最关键。它不仅包括我们去研究，更主要地还包括我们去探索、去实践。这个“求”，我认为最主要的含义不是去研究，而是去实践。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根本基础，是探索真理的主要途径，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只讲了去研究呢？这主要是在解释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时，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讲的。在这个报告中，着重讲了“求”就是要去研究。但同时接着指出，这个“研究”，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讲的“研究”，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我们知道，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在实践中才能提高认识，发现真理。可以说，毛泽东所说的去研究，其基本精神与去实践是一致的。如果从学风的角度讲，“求”就是去研究；如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讲，“求”就是去实践。

　　还应当看到，“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单指概念，像北京、天津、河北或孔子、老子、孙子等，而是一个多指概念。北京、天津或孔子、老子等就指一个，是专用概念。而“实事求是”则不这样，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

　　首先，实事求是是指一种学风。从“实事求是”一词的产生来看，它的最初含义就是指的一种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也有这个含义。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解释“实事求是”，目的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因此可以说，实事求是首先是一个学风的概念。

　　其次，实事求是还是指一种作风。作风是一种倾向、一种指向、一种风气。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优良的作风，可以促进事业的发展和工作的成功，不良的作风则会贻误事业，耽误工作。比如求真务实与弄虚作假就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工作作风。弄虚作假导致说假话、使虚劲、办坏事，导致浮夸风，最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则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养成这种风气，会极大地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

　　再次，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简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它既简明扼要，又完整准确。因此，我们党把它作为思想路线的简称再恰当不过。

　　当我们把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来使用时，它又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恢复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进一步的科学表述。在新修定的《党章》中，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这样表述的：“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表述中提到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共同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当然每句话的含义不同，但它是一个整体。在理解和把握时，我们既要掌握每句话的含义和要求，又要从整体上来把握。

　　[收稿日期]2000-09-16

作者介绍：王新民(1953-)，男，河北省磁县人，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助理巡视员，主要从事党务工作和党建理论研究。中共河北省委　宣传部，河北　石家庄　05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