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经济学"有破有立的创新诉求

“新供给经济学”有破有立的创新诉求

贾康

我想简要地勾画一下：我们现在具体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从我们自己的理解看，即特别强调了什么。已经有的文献，有《财经》《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浓缩和重点报道，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全文则已发表在《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

我们作为研究者，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取向上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我们的用意，应该讲具有强烈的“文章合为时而作”、密切联系实际、对于实践提出的客观需要做出回应的诉求。我们认为理论研究工作者要通过自己深入研究所形成的分析认识来服务和指引实践。在研究工作中间，我们形成了如下这样一种框架性认识：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如果说研究中具有对已有认识的“破”，我们想首先提到的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是需要反思的，国内外很多人士，包括西方非常有影响的一些经济学者，也都有类似的评价。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一些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做出预警？而经济学家自己的群体里面也有这样具体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们十分需要对经济学有所创新和发展。

这个反思中，首先要看到我们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即反思后应提出的“破”的内容要点。我们想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重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就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在最近若干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我们现在必须特别认识和分析的现今世界上经济体成功的代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前几十年的经济实践里，实际上在应对滞胀的现实需要和压力之下，在供给侧的认知上是有贡献的，就是出现了大家都注意到的供给学派。它的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它的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不足。学术界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他们的政策主张在“里根经济学”的概念之下有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是他们的理论不够系统。可以说，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么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是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他们不像另外一些经济体，比如中国，有这样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我们还可以比较直率地评价一下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在政治

经济学这个概念下，以后发展到经济学或者理论经济学这套表述——它现在仍然存在和实践有“言行不一”的问题这样一种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是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他们自己也找不出清楚依据的，但是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垮台，在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在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里面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其实美国是可圈可点的，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 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在供给端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回想到多少年以前，中国曾经 行大家都看的《亚柯卡自传》，当时就注意到最后亚柯卡画龙点睛的那句话是说“重振美国之路，就在于产业政策”（当年那个中文版翻译成“工业政策”，实际上就是英文的 Industrial Policy ，更准确地翻译是“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也是一种从供给角度、从供给端有区别才形成现有政策的这样一种调节工具。而在需求侧他们特别强化的“量化宽松”，现在已经引起一系列的反思与警觉。

这些都说明，以关注、强调、深入认识供给侧这样一种更对称性的理论框架来支持实践方面的优化配置资源的操作或者调控，是我们必须特别重视的问题。 反思之后，我们还强调，能不能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以更开阔的、要对经济学理论创新争取有所贡献的这样一个视野，考虑我们能够“立”的东西。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摆出来，作为认识的一个必要环节。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始发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我们现在讨论问题可以把始发命题直接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是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边无非是如实地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的主体，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该以创新意识来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认识不足。我们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如实地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有极其值得重视、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认识的意义。特别是解决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包括已经到了比较发达水平的先进经济体，他们怎么样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情况下，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的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

知体系，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都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在一起。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的视角上，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方面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里面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的对称性提高。

落到现实中间，合乎逻辑地我们必然会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关键一招”、李克强同志所说的“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的贡献是希望最后落到大家都有明确意识的、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面。

上述这些基本认识后面，意在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引出的被称为新供给经济学探索中间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所谓“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支持全民创业与全球化走出去创业；

“双化”——推进“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现在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和明显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是需要强调的，在这里放在“双扩”这个概念之下）；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应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我们的一些分析和认识，还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 、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也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有他们的贡献。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现在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配套改革。

非常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应该是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更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群体内部在表述上也有一些不同认识。我个人是把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的实现是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二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

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是一个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些研究认识，它也是对应于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之下其他经济体，包括发达市场经济怎么强化和优化供给管理这个概念之下的客观的、共性的需要。 我们希望能够对经济学发展和实践中追求正面效应的深化改革做一些推动和贡献。相关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但在中国现在我们观察到的讨论中间，还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一般的评议中对某个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

我们自己的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是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即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贴意识形态标签。

还有一点，是对于“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充分体察中国的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怎样回应现实需要——有些认识看到的其实是真实合理的现实需要，但也会有假象的现实需要，即不合理的、虚幻的诉求，我们要通过研究者的中肯、深入分析，把这些理清。首先是从实际出发体察这样一些中国视角上必须体察的相关各种事物，同时也要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和个性，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也包括阐明和坚持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在认识上可以得到的所谓普世性的共性规律和价值。

我们认为，这样当然在分析中就需要注重供给侧、需求侧、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最后，还要说到勇于创新：我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有感而发，为时代而做，抓住认为需要创新的特定领域、对象和视角。我们的一些研究跟其他很多研究者的思维方向也有一致，比如滕泰博士在新供给这方面也有非常明确的概念，其他一些研究者在这些年的研究成果里面思维方向和一些基本逻辑与我们也有共通之处。我们希望加强和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动，并听取不同意见的批评。

总之，希望我们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原则，追求经济学研究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