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现存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现存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一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然而，前进的路途并不平坦。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仍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很多新问题将不断出现。我国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任重道远，这要求我们厘清当前在这条道路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领域建设的难点与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思考实际对策。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的若干深层次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是在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当前时期的具体表现，也将经济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切实地摆在了我们眼前。特别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恶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还促使原有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正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点所在。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1）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亟待根本性转变。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而另一方面，由于土地使用成本趋于上升、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成本投入增加等原因，数量扩张性增长所依赖的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价格涨幅就达一倍以上。[⑦]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调整原有的低成本战略，努力培育起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

（2）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亟待根本性转变。

中国GDP 增长的60%是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与出口、内需与外需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口严重受阻，并已传导到国内工业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增大，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难以为继。在这个转型时期，政府既希望依靠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稳定出口，又希望逐步以内需的扩大代替一部分外需，在短期周期性调整与长期结构性调整两个目标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冲突。中国则需要在处理好这个冲突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的基础转移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上来。

（3）经济体制改革尚需继续攻坚，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有待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宏观调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保证、如何体现、如何发挥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应当如何支持、如何引导？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索。

（4）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缺乏协调性。

党和政府采取了多项政策和措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免农业税，给种粮农民直补，加大对农村的各项投入等，已初见成效。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牢。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5）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仍呈拉大趋势。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这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突出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6）节约利用能源资源和保护修复生态环境任务艰巨。

近年来，我国通过采取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促进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消耗的资源仍然较多，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在优化结构、降低消耗、保护环境方面，改进的余地还很大。

以上六大难点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探索中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面临新的矛盾这样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增长就只能依靠数量型的扩张，资源浪费与消耗十分严重。而粗放型增长和低水平重复反映在出口产业上，就是在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时必将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和市场定价的不利地位，只能依靠价格竞争和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环境成本优势，即以压低工资和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获得外需。低工资水平也传导到非出口部门，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加之医疗卫生、基础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凸显了民生问题。同时，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对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的若干主要障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具体化，其基本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这正是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重点。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难点和障碍。

（1）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各种民主政治实践广泛开展，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适应关系还未理顺。

一些地方政府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但主要不是出自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和人民保障民主权利的现实期待，而是领导个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设政绩工程，因而不具有长久的可持续性，往往是人在政存，换了领导人，先前搞的那一套民主实践也就停止了，所谓“人走政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而是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为准绳，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设仅仅理解为普选权的落实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实行，把选举和授权作为民主实验的唯一选择；一些地方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而倾向于抛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资源，进行与现有体制相冲突的探索。 还有一种倾向是，现有的体制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需要，但有些地方仍因循原有的体制机制，直到工作无法开展，各种矛盾激化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才被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以上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都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民主出发，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⑧]

（2）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但当前实践中存在着把这三者割裂和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其表现主要有三种：第一，以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把人民当家作主单纯地理解为一切都由自治组织说了算，把自治组织的局部利益与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对立起来，把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与国家法制规范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其结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权力被社会少数强势集团控制和垄断，人民当家作主徒具形式。第二，以强化党的领导之名掩盖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之实。在一些干部那里，“集中”成为专断的借口，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变成少数所谓精英人物和群体实现权利诉求的舞台。有的人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用党委决定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垄断用人权和决策权，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第三，以依法治国之名，倾向于搞西方宪政主义之实。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而不是搞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而一些人主张实行民主宪政，甚至借此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公然提出质疑，企图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备，但是操作细则仍相对缺失、具体实施仍需要改进。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国已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四项政治制度，在实践层面得到了生动体现；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为了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我国现已形成一整套对权力运行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民主政治制度在具体操作中仍存在着许多困难与问题。例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依法监督权和国家机关人事任命权的落实，遇到许多具体困难，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现实；人大代表如何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志，也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自下而上的党员监督和群众监督仍然虚多实少，难以充分发挥效力；与先进政治文明不相协调的等级制、官僚制、集权制、特权制等种种现象仍然存在，等等。

（4）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系已基本确立并展开积极实践，但是基层自治的发展现状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组织载体日益健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正式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我国政治制度范畴。截至2007年底，中国农村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城市有8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⑨]然而，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农村基层自治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有：一是基层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一些党支部与村委会各自为政，分别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领导地位，在工作中缺少互相支持、协调和配合。二是有的农村地区虽然通过民主选举出村干部，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农民群众不仅无法真正地参与管理和决策，而且无法监督某些村干部的不法行为，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三是一些地下教会、农村宗族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等打着村民自治的旗号乘虚而入，成为当地农村社会的主导力量，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地方，已经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⑩]城市居民自治工作也不容乐观，多数城市的社区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政绩工程，自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重，难以实现基层民主的目标。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的若干突出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道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要求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间文化实力的竞争更加激烈，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点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当前存在的难点问题主要是：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十分辉煌，但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工作相对薄弱，改革开放的成就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也有力地指导了这场伟大实践，在我国取得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等一切成就当中是功不可没的；它是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因而必须是一种群众性的、大众化的而不是精英式的理论。

但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进程相对滞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未能自觉有效地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这表现在，人们对“改革开放”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度有限，一些人甚至错误地将改革总结为“打左灯向右转”，他们从亲身体验获得的丰富感受尚未上升为理论认识和自觉追求；社会各界大张旗鼓地纪念 “改革开放三十年”，宣传比较三十年来的巨变，但很少阐明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舆论赞赏中国在发展市场

经济方面的进步，但并不认可这是社会主义的功绩，而认为这是“中国式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包括一些国外左翼人士也对中国是否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持怀疑甚至批评态度。

这一问题的形成，除了媒体宣传教育的通俗化普及化不到位、理论界存在孤芳自赏的学院化倾向等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如新自由主义分子和民主社会主义分子）到处争夺话语权并热衷于“抢功”，把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的所有成就归功于实行了改革开放，再把改革开放说成是与1978年之前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在新制度经济学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从意识形态斗争考虑，有意对中国成功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生命力这一点避而不谈，而设法将中国的成功与资本主义挂起钩来；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不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样一来，就割裂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联系，使“社会主义”这一词汇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空洞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2）社会思潮活跃、多元文化共存，但有些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抵触，而先进文化的产品供给及其引领功能又相对不足，文化的先进性与多样性不平衡。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反映不同阶层利益和愿望的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多种文化共时并存，例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存，传统文化与现代、后现代文化共存，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潮流跌宕起伏。文化建设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群众在文化多样化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但是，当前客观地存在着一些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相抵触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形态，其传播蔓延，冲击和侵蚀着人们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

除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儒学思潮、“左”的倒退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之外，当前流行于世的还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宣扬西方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丧失精神支柱，无视社会公德；“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把知识分子视为超阶级的、代表社会良知的公共利益的“守望人”[11]，并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成就和影响获得了话语的权威性；以“现代视角解读”为标志的传统文化庸俗化思潮，为吸引眼球、取得市场效益而哗众取宠，包装学术明星，随意解构历史、诠释古典文学；以“迷信文化”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反科学思潮，在尊重信教自由、开发宗教文化的招牌下，热衷于修建庙宇、修造露天大佛，甚至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也热衷于求神拜佛和请人算命算官运，迷信宿命论……等等。 上述种种落后的价值观念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活跃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抵触，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也不利于建设和谐文化和弘扬中华文化，更无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而且，实际存在着的漫无原则的“庸俗宽容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些错误乃至反动思潮的泛滥，导致了批判和抵制声音的严重不足。

（3）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兼容并包，但仍以“引进来”为主，国家文化软实力相对滞后，未能对西方文化霸权形成有效制衡。

当今时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和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洪流。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思想来源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它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势，必将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托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积极拓展、甚至谋求垄断世界思想文化市场，控制世界思想文化资源，推行文化霸权。当前西方文化产品对我国大肆倾销，西方文化已通过种种渠道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当中并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威胁到我国民族文化的自主发展和先进文化的顺利建设。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包装精美的文化产品、功能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和数目不菲的文化教育基金资助，将其物质生活方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的行为准则加以推行，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

对我国而言，捍卫文化主权、保持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已刻不容缓。但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业刚起步不久，向外展示的也主要是历史文明，当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真正要“走出去”的距离尚远，而凭借国家软实力在国际意识形态的竞争舞台上争夺主动权，更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4）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但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迹象，同时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与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不相适应。

发展文化产业在一些人眼里被等同于在文化领域“金钱至上”，奉行拜金主义，主要表现在：一些文化活动被简单地商品化；一些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付诸阙如；一些媒体为了所谓的市场占有率，一味迎合低级、庸俗的趣味，甚至纵容错误的东西招摇过市；一些学者著书立说只是为了评职称、捞资本、争名利，有的甚至依傍某种资本，为捞取金钱而甘心为其摇唇鼓舌。[12]一些地方广修庙宇和佛像，其所谓的“宗教热”，主要不是热在“文化”上，而是热在“迷信”上。[13]近年来，更是以发展文化旅游为名，在旅游产业中向游客推销封建迷信活动并从中渔利，这既使得旅游资源不可持续，又破坏了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

公益性文化事业属于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它所包含的诸多文化形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是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各类公益性文化设施得到较大改善，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但是，由于投入不足等多种原因，公益性文化事业整体发展不平衡，事业经费缺乏、设施数量不足、活动形式单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困难和问题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还不相适应。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中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一些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

诸多新课题。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社会管理等涉及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问题改善的领域，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难点和挑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由利益关系产生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同时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仍不完善，未能有效地降低社会冲突。

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随之而来的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要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很难都能得到充分实现，加之一些利益分配的失衡和有关部门的行为失范，难免会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如征地拆迁问题、企业改组改制问题、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完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就十分必要，即便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消除矛盾，但它有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矛盾得到正确妥善的处理，使各阶层能够共建、共享、共赢，形成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2）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由此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教、文、卫、体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毋庸讳言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区和部门过分地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致使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诸如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由于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欠账太多，同客观需求差距太大，要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还面临很多困难。

（3）就业矛盾突出，减弱居民生活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稳定性。

我国本来就是人口大国，加之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企业改制所引起的减员增效、因农村科技进步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大学生在长期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过剩，失业已成为当前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就业矛盾的凸现，致使广大城乡居民生活稳定性减弱，收入预期不乐观，内需难以启动，从而又减弱了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4）社会保障力量不足，社会“安全网”建设任务艰巨。

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安全阀”，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网”。适应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的需要，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制；十六大以后，在农村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总的来说，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基金严重不足，社会统筹层次低，城乡间、地区间差距很大，这与经济发展和广大居民迫切需要很不适应。

（5）社会公共安全体制不健全，对破坏社会秩序的深层因素有待加强制约。

我国已建立社会安全体系，创造了诸如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综合治理等有效做法。但是，在实现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现阶段，单靠增加警力、多安装摄像头等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在频频发生的矿难事故背后，就隐藏着不少职务犯罪案件，玩忽职守，甚至由“权钱交易”导致安全监管大打折扣。各种社会犯罪和职务犯罪行为不仅会严重地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同时也是对人民群众利益最现实、最直接的损害，是对社会和谐的最大破坏。在社会利益矛盾凸显、社会冲突多发的背景下，如何做好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权益、预防惩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安全体制，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