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祝福]到[白狗秋千架]的女性苦难命运

　　摘 要：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莫言《白狗秋千架》中的暖，是两个饱经苦难的农村女人，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前后跨度半个多世纪，他们的苦难命运——包括苦难的来源、表现和对待苦难的态度——既相似又不同，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关键词：《祝福》 《白狗秋千架》 女性 苦难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5-0000-02

　　祥林嫂和暖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苦命女人，他们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有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际遇，但他们的命运却都逃不脱苦难的浸泡，在时空隧道中遥相呼应，和唱着女性命运的凄婉悲歌。

　　一、苦难的来源

　　祥林嫂的苦难并非她一己之苦难，因为它的根本来源是陈腐、封闭、死气沉沉的“铁屋子”。首先是铁屋子的贫穷，因为贫穷祥林嫂第一次嫁给一个小自己十岁的男人，作为媳妇的同时更是承担繁重劳动的苦力。被婆婆从鲁镇抓回来以后，又以八十千的价钱卖掉为她小叔子娶媳妇，祥林嫂是既勤快又能干的主要劳动力，精明的婆婆却将她卖给别人，这说明婆家确实穷到不得不卖掉她了，贫穷再一次将祥林嫂攫住抛向深渊。其次是铁屋子的贞洁观，四婶认为祥林嫂再嫁不干净不准她再参与煮福礼，最后竟将之赶走，让其无家可归，至死都还在纠结死后会不会下地狱的问题，何其悲哀。

　　铁屋子里麻木、自私、愚昧、冷漠的人也是祥林嫂苦难的一大来源。婆婆极端自私，不仅拿走了祥林嫂所有工钱，还强行把她卖掉为自己儿子娶媳妇；四叔四婶愚昧且冷漠，因祥林嫂再嫁就不许她参与煮福礼，在得知祥林嫂死后不仅不同情，还骂她是一个谬种破坏了节日的吉利；柳妈愚昧无知，告知祥林嫂捐门槛，让其陷入更大的贫穷和绝望。还有一些闲杂人将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旦新鲜感过去就表现出对祥林嫂的厌烦，在精神上带给她极大的伤害。这样一些人合在一起组成了鲁迅所说的“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将祥林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此外，祥林嫂的苦难命运还来自于自身的缺陷。她没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意识，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屈从于非人性的封建道德标准，她一直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况。她的追求就是做一个合格称职的女佣，有活干，有饭吃。但指望依靠主人过活是软弱的、不切实际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就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祥林嫂饿死街头的结局说明了这个观点。她的愚昧无知也加重了她的苦难，毫无主见地听信柳妈危言耸听，将全部家当拿去捐了门槛，但仍然毫无效果，无疑让原本无望的心更加绝望，无知加重恐惧，恐惧最终导致她的灭亡。

　　《白》中暖的苦难根本上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虽然也不是祥林嫂时代的封建社会，但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仍旧是落后封闭的。造成命运转向的秋千断裂看似一个偶然因素，但偶然之中包含着必然，因为秋千架只是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隐喻。五六年代开展的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农村改革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在探索怎么把中国几亿农民组织起来，转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轨道上去，转型到现代农业和现代中国的道路上去。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冒险”[1]，因为在经历了这些改革和革命之后的农村仍旧没有出现太大改观甚至出现倒退，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将经济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农村再一次被抛弃，许多地方依旧被贫穷笼罩，城乡差别逐渐拉大，新的阶层差别开始形成。暖是“吃糠的”低级人，而“我”是“吃米的”高级人，“我”与暖的差异其实是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差异，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对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村的封闭落后与荒凉。和祥林嫂比起来，暖名义上已是新中国的公民，但同样贫穷，同样没有尊严地位，同样必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样受到比她“高级的人”歧视。而这些苦难都来源于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萧条、落后、贫穷的社会状态。

　　与祥林嫂相似，暖周围也有一群冷漠自私的人，八叔见“我”要去看望暖，告诫“我”“不要遭人笑话，低了自己的身份”；“我”向一个老女人打听暖家的住处时，她“阴沉地撇了我一眼”，由于歧视暖，人们连带将与她有关系的人都打入不受欢迎的境地，可见暖受到的歧视之深。暖的丈夫哑巴极其自私，不准暖和其他男人接触，害得暖只能和白狗说话解闷。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们的封建思想清除了大半，性观念也开放了许多（暖主动提出借种的要求），但人们仍旧是自私、冷漠的，仍旧有意无意地伤害着别人，这是愚弱国民的本性。

　　暖自身的软弱也要为苦难负一部分责任，心仪的蔡队长走后，她没有勇气去找他，如果当初暖勇敢果断去了部队，也许她就成了军官太太，也不会失去一只眼睛。再者，暖觉得自己配不上“我”而不回我的信，又失去一次成为大学讲师太太的机会，这次是因为她的善良。软弱和善良是大部分女性的特点，也是他们容易受伤害的原因，而祥林嫂和暖并不自觉，他们把所受的一切都归结为命，这也是他们的悲哀。

　　二、苦难的表现

　　祥林嫂的苦难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的毁灭过程。她第一次在四叔家当女佣时是勤劳灵巧的，“做工丝毫不懈怠，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主家也信任她，从里到外的家务活均是她一人担当。因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暂时作稳了奴隶”，祥林嫂感到十分满足，肉体和精神都十分畅快，“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被迫再嫁后，她夫死子夭，再一次回鲁镇四叔家做工，这次她“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手脚没有以前灵活，记性也坏多了，“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不幸的经历与逐渐增大的年龄让祥林嫂不再那么灵慧，精神也塌了不少，这也开始了她人生的转折点。主家祭祀不让祥林嫂沾手，捐了门槛之后仍旧被排斥，这是对祥林嫂精神的巨大打击，看客们对阿毛故事的厌弃更加速了祥林嫂精神的崩溃。到后来，祥林嫂被四叔赶出门时，她头发已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到这时，祥林嫂已濒临灭亡了。她的脸由白胖到消失了血色，再到黄中带黑犹如木刻似的，肉体随着精神的消沉而渐渐失去生机，最后终于因为“我”的回答彻底丧失意志，死于街头，从精神到肉体地完结了她一生的苦难。 　　暖的苦难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的苦难，虽然她也干繁重的体力活，但相对于精神上的折磨这不算什么。一方面在于暖对城乡差别的感受，巨大的落差使她的心理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十年前，“我”与暖都是宣传队的骨干，她还“婷婷如一枝花”，是许多小伙子追捧的对象，可后来却成为一个残疾农村妇女，嫁给哑巴生三个哑巴孩子；而“我”却当上了大学教授衣锦还乡。多年后重逢，暖看到了自己与初恋情人的差别，是吃米与吃糠两个不同阶层的差别。同样起点的人却拥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暖就在这不平与不甘之间悔恨埋怨自己和命运，咀嚼生命的苦难。另一方面，精神的苦闷与压抑同样折磨着暖。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实际就是作者莫言的家乡，这里交通蔽塞，地广人稀，莫言小时候最强烈的感受就是饥饿和孤独，他“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2]，别的小孩在上课时，莫言只能躺在草地上与牛为伴，和牛交流。反映在小说之中，暖便成了莫言流泻内心孤独的载体。周围的人对暖的歧视和无视让她十分孤独和苦闷。因个眼而歧视隔离，无形之中剥夺了暖正常生存的权利，没有人与她说话，她几乎失去了语言权利，只能从动物身上寻找补偿——与白狗对话。“我”的出现给了暖一线希望，只有“我”把暖当成一个正常的人，给予她正常人应有的关注和关心，暖也趁此抓住“我”对她的同情和歉疚，要求借种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这是压抑到极点的彻底爆发，暖要求的只是作为社会人基本的权利——交流，如此低的一个要求她也只能寄希望于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这便是暖所承受的深重苦难。此外，哑巴对暖的态度也使其苦闷无比，嫁给哑巴只是形势所迫，他们之间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爱情，哑巴将暖当成自己的附属品，不让暖与其他男人说话，“要亲能把你亲死，要揍能把你揍死”，不顾暖的感受强行把沾着自己口水的糖塞到暖嘴里，既蛮横又粗暴，让暖受了不少委屈，然而暖都无从诉说，只能将不快和悲伤憋在自己心里，不断地压抑自己。

　　从祥林嫂到暖，女性的肉体得到了一定的解放，物质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但精神上的苦难仍旧存在，只是由非人性的封建思想虐待走向了人性的复杂倾轧，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这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女性乃至人本身的劣根性的缘故。

　　三、对待苦难的态度

　　祥林嫂是一个软弱的农村妇女，她总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别人加诸于她的苦难和折磨好像都被她不开的口紧紧封在心里，总是隐忍着逆来顺受。她常年受严厉婆婆的欺侮却不敢吭声，连工钱都被全部拿去；四叔不让她参与祭祀，柳妈给她出了捐门槛的荒唐主意，祥林嫂于是花掉所有积蓄去捐了门槛；人们厌烦了被讲了无数遍的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后，面对别人残酷尖酸的笑影，祥林嫂并不怨恨谴责，只是软弱地“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儿子被狼叼走她也总是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造成苦难和悲剧的根本原因。她蒙昧到没有去控诉任何人，只是一味地责怪自己，正是这样软弱的态度将她一步步推向苦难的深渊。当然，这样的态度不能全然怪祥林嫂，生活在那样封闭、落后又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像她那样出身贫寒又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子，在没有力气反抗伤害的条件下，她只能选择隐忍而苟且偷生，因为能暂时作稳奴隶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对于祥林嫂本身的性格缺陷而言，她的苦难更是一个时代赋予所有女性乃至所有人的苦难。

　　暖与祥林嫂不同，她更懂得抓住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村里所有的人都因为歧视而隔离她，她只能无奈地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人的世界，痛苦地了此一生。哪知命运突然出现了转机，进入城市当了大学讲师的“我”——唯一不歧视暖的人突然意外地回来了，“我”的出现激活了暖对生活的希望，使她生发了改变命运的欲望和动力。于是，她利用“我”对她的愧疚和同情，要求“我”帮助她生一个身体健康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态度强硬，语气坚决，可见她想要摆脱苦难的决心。这是祥林嫂无法做到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暖摆脱了压迫祥林嫂们的封建思想的桎梏，甚至大胆到向别的男人借种。当然，那时的女性也不一定都像暖这样大胆，她是被苦难逼到绝路的最后反弹。相对于祥林嫂，暖是勇敢的，是强悍的。

　　从二十世纪初的祥林嫂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暖，女性的境遇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苦难如梦魇一般，始终以不同的形式跟随着他们，似乎成为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这不仅是女性的苦难，也是整个人类生存历史的一个母题，我们无从回避，只能从已有的苦难感受中体察，为生命谱一首希望的赞歌。

　　参考文献

　　[1]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文艺争鸣·当代文学建构》，2012年8月

　　[2] 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9月，p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