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中的黔北人

　　2012年是胡有猷烈士诞辰100周年。胡有猷同志出生于黔北，革命于重庆，遇难于渣滓洞。他坚贞不屈，为革命事业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却直到1983年才被评定为革命烈士，因而鲜为人知。如今，笔者将近年来收集的相关资料整理成文，以寄对先烈的深切怀念。 　　投身革命 　　胡有猷，又名献华，1912年农历九月一日出生在贵州遵义凤冈县城。父亲胡怀宗是生意人，家境较宽裕。1933年5月21日，凤冈县城遭受洪灾，父亲不幸淹死。此后家境日渐萧条。母亲何氏性格坚强，竭力撑持，虽家境清苦，仍供儿子上学。胡有猷不负所望，自小刻苦学习，各科成绩优异，是县城内出类拔萃的小才子。1929年，胡有猷高小毕业，考入贵阳师范学校。 　　在学校，胡有猷爱好广泛，尤好文学、美术、英语，还自学俄语。课余时间，他读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还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日记和诗词作品。闲暇时，他将这些读书笔记编制成40多本，存放在凤冈县城老家，但后来大多散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热潮席卷全国，贵阳学生运动日趋高涨。胡有猷也投身其中，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1933年，胡有猷与贵阳一中的地下党员寇述彭组建了“贵阳学生抗日救国会”，胡有猷任秘书，负责起草“救国会”章程。该会成立后，先后多次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军阀，反内战，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投降卖国行径进行揭露。 　　从贵阳师范毕业后的胡有猷于1936年在“贵阳国劳文化协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进步刊物《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战爆发，胡有猷返回贵阳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参加组织“读书座谈会”和“战争科学座谈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抗日救国之道。由于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同年8月13日被当局逮捕，后经亲友保释出狱。之后，胡有猷在贵阳师范附属中学谋得一份教书的工作，课余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宣传抗日。又在中劳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习俄文，为今后赴苏学习作准备。 　　1939年秋，胡有猷来到重庆，由党组织安排，准备前往延安。但正值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未能成行。后经党组织同意，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钧儒的赞许。 　　“皖南事变”后，形势紧张，胡有猷转移到川北。1943年又奉调回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先后以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中华职业学校及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的公开身份，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原则，开展革命活动。 　　据胡有猷的侄女胡庆瑞198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叔父胡有猷》一文载：“我们家里人时常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回到老家暂避一段时间，免遭毒手。家乡一些当年的同窗对他全然不了解，希望他回县当县长或中学校长，或参加1947年“国大代表”竞选，但叔父视官禄如草芥，胸怀坦荡，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断然一一拒绝，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与意志，仍然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对此，胡有猷坚定相告：“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他抛弃个人名誉，服从党的安排，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革命者之家 　　胡有猷考入贵阳师范时，母亲何氏在家中给他订了婚事，女方是本县何坝乡的欧翠兰。欧家家境殷实，欧翠兰是独生女，过分溺爱，养成吸鸦片烟的劣习。胡有猷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且对其吸鸦片烟毫不知情。但多次反抗都没有成功。在母亲的逼迫下，不得不与欧翠兰结婚。后发现她去烟馆吸鸦片，非常气愤，便不辞而别回到贵阳，连续几年不再回家。最后登报声明，与欧翠兰解除了婚姻关系。 　　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胡有猷才再次回凤冈，与志同道合的李昌琦女士结婚。他们生育了4个孩子，长子胡庆中，次子胡庆国，一对孪生兄妹胡庆新、胡庆生，4个孩子的名字联在一起便是“中国新生”――可见这位革命志士的全部心愿和深切希望。 　　胡有猷为革命而忘我操劳，给后代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的小女儿胡庆生接受采访时说：“听母亲李昌琦讲，父亲为了躲避特务的视线，在领导学运工作中，工作场所、通信地址、居住地点不得不经常变换。白天忙完之后，晚上研读文件及‘禁书’，总是深夜才睡。在川北开展工作时，经常一整天只吃一顿饭，饿着肚子跑很远的路，在渝时也随时用两三个烧饼或一碗小面就算一餐饭。”侄女胡庆瑞回忆道：“叔父牺牲时，家里曾经多次营救，但他就是不写悔过书，不写自白书。” 　　被捕前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中共地下重庆市委。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担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在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相辉学院、勉仁中学等多所大中学校，党员力量分散，往往同一个学校里有三个系统，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互不联系。胡有猷花了很多精力来清理关系，在各校建立统一的党支部。 　　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回忆，1947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市内莲花池，向他传达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搞得风风火火。 　　1948年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胡有猷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有关同志，销毁、转移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道。“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就这样，胡有猷被捕了。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着走。 　　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他蓦然一惊：难道北碚师范支部党员蒋启予也被捕了？立即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特务又追问一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他便坦然回答：“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 　　但出乎意料，特务押着他竟直接走到蒋启予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的朋友，欺骗蒋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胡有猷见状心急如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当时，蒋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认识蒋妻，看见她后急中生智，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急忙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她赶忙抱着小孩佯装出去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转移到隆昌老家去。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突击审问：“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胡有猷冷静回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特务“啪”地打了他一耳光：“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没有问到有用信息，特务便用被子捂住他的头殴打，打一阵问一阵，胡有猷忍着痛仍然一言不发。 　　当天傍晚，紧铐双手的胡有猷被押上一辆囚车，继续受审，特务问到北碚育幼院地下党情况，回答还是“不知道”。胡有猷开始陷入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很快，胡有猷知道了自己是被叛徒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冉供出的。幸而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还有另几位党员也没有被捕。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胡有猷是北碚学运特支书记，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严刑拷打之下，胡有猷仍坚不吐实。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特务技穷，让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胡有猷。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呵斥叛徒冉益智。 　　狱中斗争 　　胡有猷被关押到渣滓洞看守所楼上二室，开始了19个月的非人生活。狱中，胡有猷与难友们共同开展斗争，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新战场。敌人为了瓦解关押同志，便在狱中办了两期“新生”墙报，逼大家写稿表示悔过自新。由于胡有猷入狱前曾多次为《新华日报》撰稿，是有名的笔杆子，敌人便软硬兼施，逼迫他为墙报写稿，遭到严词拒绝。 　　1948年7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其中说道：“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相辉学院吸收金泽霖（实为金臣麟，叛徒不知其名字正确写法），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 　　根据冉益智的供词，与胡有猷同一党小组的金臣麟、乡建学院支部书记甘光余、党员吕雯然等先后被捕。金、甘、吕都是由胡有猷发展和领导的，但冉益智与他们并不熟悉，供不出他们的具体情况。为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面对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胡有猷坚贞不屈，使得甘光余、金臣麟、吕雯然等人都没有暴露身份，最后争取到了保释出狱。他们所在的乡建学院、相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基本保存到重庆解放，未遭大的破坏。 　　胡有猷在狱中还带头制止特务行凶打人。1949年春的一天，在渣滓洞看守所的院子里，特务徐贵林凶狠地毒打小难友蒲小路，胡有猷见状十分愤恨，他怒睁双眼，朝着徐贵林大声吼道：“不许打人！”这吼声如同导火线，使各室难友也纷纷发出反抗的吼声，特务被怔住了，只得放手，悻悻而去。 　　面对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命特务头子毛人凤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的革命者分批进行大屠杀。1949年11月14日，29位革命志士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胡有猷亦在其中，时年37岁。 　　当年在中共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吕坪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怀念战友》的文章，发表在2010年的《光明日报》上。吕坪是著名作家吕雷的父亲，他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据后来统计，除有15人逃离监狱外，一年多来先后有285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 　　曲折的认定 　　新中国成立后，胡有猷的被难登记材料上有“已自首，可能是叛徒”这样模棱两可的记载，他的清白得不到证实，成了“未定烈士”。而事实却是：胡有猷是第一个被叛徒冉益智供出的，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坦然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周恩来曾为地下党组织制定过严格的工作纪律，规定：一旦被捕，要“一问三不知”，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要把抵御的防线牢牢构筑在第一道关口之外。胡有猷知道叛徒冉益智已彻底出卖了他，身份已经暴露，也知道自己将面对更加残酷的折磨，坦然承认，这是大无畏的精神，而不能看成“叛党”。1949年4月17日，在一辆囚车里，被捕的胡有猷遭受特务们的突审，当特务问胡北碚和育幼院地下党的情况时，他只用“不知道”三字作答。这些都是曾与胡有猷同车关押的余永提供的可靠材料。 　　为了证实胡有猷的清白，1980年代初期，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调查了胡有猷同牢房室的难友金臣麟（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金成林）。金臣麟的组织关系是冉益智在叛变前交给胡有猷的，胡有猷是金臣麟的上级。金臣麟对调查组人员证实道：“胡有猷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被捕的吕雯然是乡建学院的共产党员，甘光余是乡建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但他只承认我们是赤色群众。”从而保护了这三位同志。1949年初，金臣麟、甘光余、吕雯然等经特刑庭被保释出狱。 　　基于这些史实，1983年8月28日《四川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这叫“叛变自首”吗？――胡有猷烈士殉难复查纪实》，署名艾风、吴中福、赵世富，文中详细讲述了对烈士胡有猷的复查经过和历史真相。1983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认定胡有猷为革命烈士。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胡有猷――这位被国民党枪杀于重庆渣滓洞的黔北人，虽然在黎明前倒下了，但他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