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狼"恐怖主义的类型.激进化及其遏制策略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博士。

摘要:“独狼”是当代恐怖主义的重要形式，它没有阶序等级化的组织结构，是去中心化和自我激进化的实体。以理性－非理性、个体－社会两个维度进行交互分类可得到四种理想类型的独狼，即精神错乱型(个体非理性)、怨恨－复仇型(个体理性)、救赎－表意型(社会非理性)和意识形态型(社会理性)。独狼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目标选择，他们大多在熟悉的区域选择平民和非政府目标作为袭击对象。由于很难对独狼进行侦察、鉴别和渗透，因此，阻慑独狼的难度较大、成本很高。除了政府和军事力量导向的安全策略外，应采取综合性反恐策略，包括意识形态宣传、网络监控、共同体介入、协调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转变传统风险观念等。

恐怖主义是高度政治化的行为，它也是社会建构的行为范畴，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界定和阐释，其定义深受政治形塑，并随着时间而改变。当代恐怖主义呈现出弥散化和微型化的趋势，组织化暴力正在向个体化暴力转变。

“9·11”恐怖袭击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力量强力打压恐怖组织，使受国家支持的组织化恐怖活动逐渐减少。但是，世界各地却不断出现“独狼”袭击事件，引起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如今，独狼现象成为一个迅速增长的学术热点，但相关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化，尤其是关于独狼的动机、激进化和手段等方面的研究。独狼通常单独策划、实施恐怖行动，他虽然可能受某个群体的启发，但不属于任何组织实体。在实施行动之前，独狼极难识别。

关于独狼的研究应将它置于冲突与战略演变的进程之中，政治－经济－技术等社会条件、个人特征以及特定情境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独狼的生成与发展。

本文首先试图厘清独狼的不同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独狼的激进化与目标选择，并论述反制独狼的难处，最后提出针对性的遏制策略。

一、独狼的类型分析

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个体生存境遇的差异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独狼呈现出多样性，它包含了从伊斯兰教主义者到右翼激进分子，从自杀性的精神病患者到虔诚的、心智正常的个体，无政府主义者、宗教狂热信徒、环境保护主义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等都可能成为独狼。独狼既谋害普通公民，也刺杀政界要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独狼都受意识形态驱动，有些独狼不属于任何信仰共同体，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也就是说，独狼的动机可能并非完全是神圣的，也可能是世俗的，甚至是精神失常的。

独狼恐怖主义从一开始便存在世俗化和去宗教化的倾向，有些独狼并不清楚促使其采取极端暴力的具体动因，尽管他们会对行为进行合理化。暴力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某种象征性意义，独狼可能蓄意通过暴力行动传达某种政治或宗教信息，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例如由于幻象、心理压抑、创伤性记忆、精神崩溃等原因所导致。

关于恐怖组织和独狼之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概括为断裂论与连续论。断裂论认为，独狼是一种全新的恐怖主义形式，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群体性恐怖主义及其组织化暴力形式，独狼不是传统恐怖主义的分支或附属性范畴。连续论认为，独狼并非完全不同的特殊恐怖主义，而是传统恐怖主义演进之结果，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

源生于群体和网络的政治暴力与独狼式政治暴力、意识形态促动下的暴力与展演性暴力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它们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非根本性不同。

因此，单个运作的独狼与高度结构化的恐怖组织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关系，它们分别处在恐怖主义连续统的两端。

本文试图对独狼进行类型学阐释，从理性－非理性、个体－社会两个维度进行交互分类得到四种理想类型的独狼:精神错乱型(个体非理性)、怨恨－复仇型(个体理性)、救赎－表意型(社会非理性)和意识形态型(社会理性)。尽管这种分类范式不尽完美，但在研究初期对理解独狼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精神错乱型(个体非理性)

大量研究表明，独狼患有精神障碍与社会无能的比例较高，他们性格孤僻、不合群，与社会疏离，常出现强迫症、焦虑症等。

克里斯多夫·休伊特(ChristopherHewitt)研究了从1955年到2001年间美国的27位独狼，结果认为独狼精神错乱的比例(6/27)高于恐怖组织成员。20%的独狼和40%以上的极右翼“独行侠”存在精神问题，独狼还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此外，关于独狼激进化过程的研究也表明他们表现出某些心理障碍。精神病学家认为，制造奥斯陆爆炸枪击案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BehringBreivik)患有精神变态、自恋、性格反常以及强迫症。

精神错乱型独狼是社会孤立的，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适应问题。他们可能具有人格缺陷，既无法充分参与主流社会，也无法加入恐怖组织。与社会隔离或断绝一切人际联系的独狼更可能患有精神障碍，导致他们伤害或滥杀无辜的公民，因此，精神疾病成为此类独狼的首要成因。精神错乱型独狼与个体的心理创伤或童年期未实现的依恋有关，或是由于精神机能障碍，导致不稳定的自我，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从攻击他人中获得存在感。精神错乱型独狼是一种失控型独狼。

(二)怨恨－复仇型(个体理性)

大多数持有激进观念的人并不会采取激进行动，某些情况下，激进行动也未必依赖于激进思想，个人忿恨、寻找刺激、追求物质利益以及为了获得某种身份地位等因素也会将非政治性的个体直接转变成激进行动者。

与精神病学家的观点不同，这类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独狼在选择目标时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怨恨－复仇型独狼将自身遭遇的挫折及其责任归咎于他人和社会，为了泄愤和报复而采取极端暴力行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各种社会排斥，因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剥夺感，极端暴力成为绝望的抗议形式，它是被剥夺者、受挫者对社会采取的报复行动。独狼受个人的怨愤激发，反对现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现世秩序失去幻想。克拉克·麦考利和索菲亚·莫斯卡伦科关于暗杀者和校园枪击犯的研究表明，怨愤型独狼通常较年轻，更可能有服兵役背景以及遭受过离婚、伴侣死亡等痛苦经历。他们有四个共同特征:怨愤、绝望、失控以及有使用武器的经验。麦考利和莫斯卡伦科的研究主要强调个体心理和生命历程，不强调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作用。

怨恨－复仇型独狼采取工具性或掠夺性暴力，他可能出于政治或社会怨恨，也可能是个体性愤懑，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极端暴力不仅仅是报复形式，也是自我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实施暴力行动，独狼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怨恨－复仇型独狼的个体性较强，通常自我孤立，这是一种利己型独狼。

(三)救赎－表意型(社会非理性)

若个体能够非同寻常地感受到他人遭受的苦难，这也会使他变得激进化并付诸于极端暴力。救赎－表意型独狼怀有强烈的同情心和悲鸣心，深切感知他人和整个社会正在遭受的痛苦，并认为有责任为缓解这种集体苦难而采取极端行动。此类独狼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和献身精神，社会嵌入度极高。他们使用极端暴力并不是基于纯粹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挽救芸芸众生。

救赎－表意型独狼以强烈的情感为导向，反堕胎主义者、极端的动物权利保护主义者等属于这种类型。他们的目标明确、意图单一，主要针对某种具体现象，如环境破坏、虐待动物等。救赎－表意型独狼的袭击对象并不仅仅是受害者本身，更是受害者代表的社会政治结构。救赎－表意型独狼对特定的历史、宗教或政治事件具有强烈的道德义愤感，他将自我认同投射到外部世界，并献身于某种独特的事业。对内群体及其价值观的道德承诺促使其义无反顾地作出自我牺牲，对目标群体则是否定性或敌对性认同，这种认同感强烈到能够促发极端暴力。这方面的例子如反对现代科技的希尔多·卡辛斯基，他通过独狼式袭击表达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拯救。这是一种表意型独狼，以极端的方式引起人们对某个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这也是一种利他型独狼，为了某种救赎甚至不惜杀身成仁。

(四)意识形态型(社会理性)

通常而言，恐怖主义追求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标，它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的犯罪行为，也不同于因私人怨念而实施的复仇行为。很多学者认为独狼受意识形态促动，而不是简单地由于病理学原因。

学术界探讨比较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力量促动下的独狼恐怖主义。从整体而言，独狼与更广泛的极端组织及其激进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有关，它可以是某种宗教传统、政治哲学或世俗承诺，从而为了理念、信条或主义而采取暴力行动，以公开表达或捍卫他们的立场。意识形态型独狼将个人的困扰、挫折和憎恶与更大的政治、社会或宗教目标相结合而自我激进化。

由于不同的性别、性态、族群、宗教等因素，独狼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动机极为复杂多样，宗教背景也甚为广泛，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等。

以上四种独狼形态是理想类型，并非纯粹的经验事实。现实中的独狼可能接近某种类型，更可能是复合型，即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些面向。这四种类型之间是一种连续统，并不是截然分离或对立的，它们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很多情况下并非本质性的区别。理性与癫狂、个体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等并非是绝对的。

从分类模式中可以看到，独狼并不一定强调意识形态，它可能认同特定的恐怖组织，也可能并不完全受独特的意识形态或目标所激发，这一点使独狼区别于自主单元式恐怖主义，后者虽不隶属于固定的恐怖组织，但与这些组织存在意识形态的隶属关系。

关于独狼的效用分析和博弈论模型认为，独狼在选择攻击类型和目标时会谨慎权衡风险与收益关系，规避风险并将效用最大化，而风险－收益结构的创新将促成独狼的行为创新。这种分析以独狼是理性行动者作为前提，认为独狼袭击是理性化和策略性的行为，并且政治是明显的促动因素。如果认为独狼并不是非理性或疯癫的行为，那么更高的安全等级和更严厉的惩罚措施将威慑独狼。但从独狼类型图可以看出，风险－报酬分析主要适用于怨恨－复仇型独狼和意识形态型独狼，其他两种非理性类型的独狼无法用这种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从类型图中还可以看出，目前独狼研究之所以得出不一致结论，这是因为很多研究其实是在探讨不同类型的独狼。

二、独狼的激进化和目标选择

激进化是指独狼的思想逐渐走向异端、由平民转变成恐怖分子并最终采取暴力行动。对独狼而言，激进化过程不是在组织内实现的，但它包含个体自我与社会性因素，也即精神结构、心理认知以及社会文化诸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心理抑郁、生活不顺或职业发展受阻、与激进主义运动直接或间接接触、社会经济与政治观念的偏激化等都会影响独狼的激进化进程。此外，社会孤立是激进化的必要条件。社会控制理论认为，遵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个体与所属社会的关系纽带(如朋友、工作、家庭等)，一旦这些纽带发生断裂，越轨的风险便陡然增加。个体越是被孤立，越能够弃置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而参与主流社会能够强化各种伦理规范。

在激进化过程中，独狼逐渐变得自我封闭、离群索居，疏离于主流社会，避免直接接触既有的社会系统。他无法容忍差异，不愿与异见者共处。生活世界中的人们被二元划分为“我群”与“他群”，将敌对群体非人化、妖魔化或罪化，从而正当化对无辜者实施的暴力，减少袭击时的心理障碍。宗教在激进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在独狼式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中尤为如此。

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极端思想的灌输下，独狼接受新的身份、践行新的行为模式。通常而言，独狼大多是青壮年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激进化的趋势会有所减缓。关于恐怖组织选择目标的分析主要有形式化建模、博弈论、经济分析和贝叶斯转变点分析等，资源动员、激进化程度以及意识形态和组织支持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恐怖组织的目标选择。

对独狼而言，目标选择不是任意的，他主要受意识形态驱动筛选潜在的目标。独狼将特定目标及其象征物作为袭击对象，表达其政治立场，而政治宣称亦反映出其动机。这些目标包括“异教徒”、社会活动家、政客以及各类标志性建筑等。例如，反政府的独狼选择以政府相关的建筑、人员或象征作为目标，反闪米特人的独狼以犹太教会堂为目标，反堕胎的独狼则攻击堕胎诊所，等等。独狼根据自己信仰的意识形态选择袭击目标，意识形态决定了敌对群体。迈克尔·贝克尔分析了从1940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84起美国独狼袭击事件，他将独狼的目标分为三类，依次分别为平民目标(60．7%)、政府目标(32．1%)和军事目标(7．2%)。

与恐怖组织相比，独狼是“软弱的机会主义者”，这种软弱性限制了他们的战术、武器使用和目标选择。很多案例表明，独狼并不以真正的敌人(如政府或军事目标)作为直接攻击目标，更多地以开放社会里广泛存在的平民等软目标作为袭击对象。

独狼还在相对熟悉、容易接近的地方(通常是日常路线的交叉点)实施恐怖袭击。也正是由于这种软弱性，独狼倾向于使用相对容易获得的轻武器(主要是枪械，而不是剧烈爆炸物)。大体而言，独狼的意识形态、行动可行性以及软弱性共同决定了目标选择。很多独狼认为在民主社会，公民对政府的行动决策同样负有责任。这也是他们选择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的原因之一。

三、反制独狼的困境

独狼作为单独的个体实施行动，没有同谋与共犯。他不属于正式的恐怖组织或网络，与既有的恐怖组织很少或没有联系，也没有指挥系统和组织结构，作战方式不授命自外部。因此，基于组织网络的侦查和制止手段很难适用于独狼，因为既无法对独狼进行潜入与渗透，也无法拦截同谋者之间的情报沟通，故很难监控、鉴别、阻止和预防潜在的独狼。同时，影响独狼的意识形态极其广泛，这也增加了遏制独狼的难度。

独狼的匿名性很强，他是未知的和无名的，并具有不稳定性。独狼又是自我激发和自我招募的，地理分布不确定。他隐匿于普通民众，在理论上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独狼。在实际发生恐怖袭击之前，很难判定谁是真正的独狼，他采取的很多与恐怖袭击相关联的行为可能都是合法的，因而难以事先用法律直接干预。而且尽管出现各种网络极端主义，但是大多数极端主义者并非恐怖分子，发布激进言论者未必会付诸行动，因此很难区分意图实施暴力袭击的独狼与仅仅表达激进观念的个体。这不仅加大了监控的难度，而且也使侦察、监控和制止的成本极高。独狼是机会主义的，难以预测，目前尚无可靠的方式能够精确地估算独狼的数量。而且独狼以非战斗人员作为袭击对象，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的是一场非结构性的和不对称的战争。这些特征都使传统的针对恐怖组织的反恐手段失去有效性。

此外，反独狼的困境还在于如何平衡保护公民权和遏制恐怖主义、协调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保护公民安全之间的关系。对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监控可能与公民隐私相抵触，遏制恐怖主义不能限制或损害公民的隐私与自由，应防止将为减少犯罪而采取的措施成为新的压迫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安全机构的侦查能力。

四、遏制独狼的策略

19世纪90年代，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袭击采取大规模镇压措施，逮捕数百上千名嫌疑犯，并通过强制立法限制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试图粉碎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但效果适得其反，它不仅造成附带性伤害，而且遭致更多的暴力报复。

20世纪初以来，很多国家不再采取强制镇压措施，而是通过升级现代化装备、增强安全机构的反恐能力和情报搜集分析能力，为国家和政府首脑提供更好的安全保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情报、安全和执法机关的警戒行动将增加实施恐怖主义的风险，并降低其收益，因此这对遏制独狼具有一定成效。除了政府和军事力量导向的安全策略之外，应采取综合性的、多主体联动的反恐策略，包括意识形态、网络监控、共同体介入、协调国家与公民关系以及转变风险观念等。

第一，意识形态导向策略，这也是一种道德策略。国家应积极主动地引导、掌控公共话语，宣扬反暴力，证伪独狼极端暴力的意识形态，破除其道德神话，防止施害者成为“烈士”，消除独狼竭力塑造的“殉道者”形象。运用各类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的反制，改善公共关系，切断独狼的激进化过程。意识形态策略最终旨在铲除独狼的文化根基，使独狼恐怖主义丧失合法性，同时增强主流社会和国家的正当性。

第二，网络导向策略。互联网是独狼的重要操作工具。在数字化社会里，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实现联接与沟通、共享信息和技巧，并提供心理和物质等帮助。互联网便利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散播，独狼还可能在社交媒体或互联网上公开他们的信仰或意图。相关研究表明，44%的独狼有意无意地泄露他们的某些行动意向。例如，互联网为布雷维克提供了动机和行动所需的必要信息，并找到志同道合者和支持者，他曾在极右的论坛和网站非常活跃，还在网上发布欧洲独立宣言。因此，加强互联网的管理与监控极为重要，诸如建立“在线身份管理系统”，及时发现激进化的迹象或极端暴力的端倪，跟踪激进言论、异常资金流向和重要物资的购买等。社交媒体或互联网言中可以分辨出独狼的三种警示性标记:首先是泄露，即有意或无意地向第三方表明将针对某个目标实施伤害的意图。其次是固恋化，对固恋对象日渐偏执，观点也更加偏激，并花大量时间搜集信息，讨论、研究袭击目标。最后是认同，包括(1)对激进行动的认同，它将产生一种勇士心态;(2)对角色模型的认同，自我认同于其他激进的思想家或领袖，并模仿他们的品格、思想或行动，后者往往为具体行动提供文化剧本;以及(3)群体认同，认为自己属于更大的群体，或者对某个内群体有着强烈的道德义务感。这些警示性的语言标记是互联网监控的重要内容。

第三，共同体导向策略，它强调群众路线、基层合作和共同体介入以及地方性执法机关的功能。这是一种“人民战争”的思想。密探和监控是应付恐怖组织的重要策略，而针对独狼，目击者辨识和公众提供情报是最有效的战术之一。基层社区和民兵组织能提供重要情报，尤其是关于激进化、暴力危险等信息。基层的共同体网络能够阻止思想激进化、减少政治暴力，使极端分子融入主流社会，转变成和平守护者，共同体导向策略在这些方面具有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应加强与基层共同体之间的合作，真正做到“藏兵于民”。近年来，美国政府也强调基层对遏制独狼的作用，它采取“社区介入计划”(communityengage-mentprograms)，以减少独狼恐怖主义的危险。2011年8月，白宫颁布《为地方性合作伙伴赋权，预防美国暴力极端主义》的文件。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求民众“看到什么，说什么”(IfYouSeeSomething，SaySomething)，并提高公众的反恐意识。在西欧某些国家，以共同体为导向的反恐策略采取“个性化隔离”(personalizedisolation)的举措，警察与社工、教员、家庭医生等密切合作，使那些可能走上歧路的人回归正途。此外，政府也可以与基层的宗教共同体合作，减少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或使之丧失合法性。

第四，民生导向策略。独狼的激进化不是发生在真空里，而是有其社会经济根基。因此，改善民生成为反激进化的重要环节。这也是一种以实际利益为导向的策略，国家应建立利益表达和疏导机制，对民众的需求及时作出反应，并根据民意适时调整相应的政策和行动。国家政策应反映民情，减少民众怨愤，增强国家与公众之间的信任，赢得人们的拥护和忠诚，从而避免衍生极端主义思想，防止普通的争议和冲突恶化为恐怖暴力。

最后，观念导向策略。恐怖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社会整合或破坏国家秩序，它也无法推翻政府。但是，在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社会里，也很难阻止独狼袭击或彻底根除它。在这种形势下，公众应转变传统的观念，在增强风险意识的同时学会与风险共存。政府也应认识到反恐将进入新常态，在坚持民主、开放和互信的同时捍卫公民自由。

五、结语

类似于独狼这样的无领袖抵抗并非无懈可击。单独行动的作战方式既是优势，也是弱点，这主要体现在与恐怖组织相比，它可利用的资源少，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难以获得枪械或武器(爆破)专家的指导，缺乏人力和军事训练等。独狼的侦察和反监控能力有限，由于袭击目标的无差别性，它很难博得民众的同情和广泛支持。对于无领袖抵抗而言，其天然弱点在于分散的恐怖分子难以联合形成能够获得实际权力的政治组织。此外，研究表明，76%的独狼没有造成任何死亡，58%的袭击甚至没有造成伤害。大多数独狼无法成功实施第二次暴力袭击，或者在采取一定量级的袭击之后，在一段时期内撤出行动。独狼恐怖主义虽无法彻底阻止，但最终只是“微不足道的威胁”，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家安全策略，同时又由于彻底根除独狼的代价极其高昂，因此有学者主张对其进行“无为而治”。

最近，一些学者亦对西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主要采取独狼与无领袖抵抗)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总结起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诸如力量过于涣散，需要强有力的领袖统领整个运动、赋予明确的目标;无领袖抵抗和独狼行动成为懒散和不作为的借口，他们拒绝参与群体活动;效率低下，未能有效实现预期目标;与实际需求相脱节，无法寻求切实的支持和帮助;未经缜密筹划的独狼行动可能严重损害整个运动的信誉，并遭致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压制。无领袖抵抗以其非阶序性和流动性的特征避免传统恐怖组织的缺陷，但它仍然难以摆脱“寡头铁律”，即意识形态或“观念性”的寡头政治形式，进而影响无领袖抵抗运动的目标实现。这些批评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作为一种斗争策略的独狼恐怖主义。

王晴锋:《“独狼”恐怖主义的类型、激进化及其遏制策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推送时删除了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