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前国人首登珠峰有多难?冲顶时无氧气可用

核心提示：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到达8800米的高度时，他们的氧气已经基本用完，三人当时依靠的仅仅是空气中含量微弱的氧气维持生命。在回到第二台阶与刘连满汇合时，发现刘连满写给王富洲的字条压在他的氧气瓶下边。刘连满怕自己无法等到队友回来，在字条上交代说，把氧气瓶里的剩余氧气留给了3位队员。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3位运动员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成功登顶，几乎所有那个年代的登山亲历者都认为，除了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家重视是这个项目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半路出家的队员

王富洲、贡布和屈银华，三人的不同出身恰好代表了当年国家组织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现实。

1955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登山运动，地点是在苏联。“1955年，苏联邀请我们去学习登山技术，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派了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4个人到苏联参加登山训练班。1956年，

中国有了真正的登山队，但登山队归中华全国总工会管，而不是国家体委。”现年80岁的原中国登山队教练张俊岩告诉本刊记者，登山队成立后，全国总工会就向各产业工会招运动员，第一批登山运动员中，产业工人成了主力军。“我当时是铁路工人，因为喜欢运动，全总来铁路工会要人时我就报了名。”与张俊岩情况差不多，屈银华当时是一名伐木工人。1958年，屈银华进入中国登山队，此时，攀登珠峰的计划已经开始酝酿。

这一年，国家体委正式设立登山运动处，登山队随后转由国家体委主管，当时的体委主任是贺龙。“贺龙元帅当时还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登山与科学考察相结合’、‘登山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登山要为国防服务’，这些都是他当时提出来的。”现年75岁的王富洲告诉本刊，“按照贺老总的要求，国家就从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里挑选一部分人加入登山队，把登山和科学考察结合起来。”王富洲195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与天然气专业，他回忆，“当时不光是我们学校，国家还在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挑选，学生物的、地貌的、气象的、地质等等专业的都有。还有部队的侦察兵，我们这里面还有解放军的年轻军官”。

现年77岁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崔之久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来北大挑了3个人，我是学地理的，马文璞学地质、丁行友学气象。当时学校对我说，让我参加登山队，我特别高兴，当年我报考南京大学时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地理，我喜欢到各处去。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有两个导师，一个是王乃良，他有点犹豫，因为我们都不懂什么是现代登山运动。另一个是苏联的瓦·里比介夫，他就特别支持我，他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能亲自去看冰川，研究冰川。”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原则上不要独生子女，因为登山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隐瞒了，因为我真的很想去”。

1958年底，在西藏日喀则独立营当兵的藏族小伙贡布第一次见到了这支登山队。现年77岁的贡布对本刊记者说：“1958年底，北京来了20多个人，当时对外称‘国家体委参观团’，不说‘中国登山队’，其中还有两个苏联人。到了日喀则，这些人转而去了西藏西南300多公里的珠穆朗玛峰侦察。登山队在我们部队选了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既懂藏语又懂汉语的。我当时懂一点汉语，简单的对话还可以。我的排长作为翻译跟着登山队去珠峰考察，回来以后问我，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你去我就去。就这样，我就进了登山队。”

当时的计划，是由中国和苏联组成登山队于1959年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贡布说：“1959年2月，西藏发生叛乱，拉萨的形势变得紧张起来。因为有了叛乱，苏联决定不参加这次登山了。”

没有了苏联的物资支援，中国登山队的高山物资装备陷入了窘境。“广大队员气愤哪，中央也很气愤。当时提出来，有苏联人我们能登，没有苏联我们照样登。”王富洲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贺老总跟我们说，这次登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还开玩笑地说，你们爬不上去？我找人给你们把钉子打到山顶上，看你们还上得去上不去。”

混乱的局势使登山队改到新疆训练，在此期间，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于1959年7月登上了新疆帕米尔高原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有7个女运动员登到顶峰，这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贡布说。

登顶：任务完成了

贡布向本刊记者回忆：“1960年3月初登山队到了珠峰大本营，那时全队有200多人，其中队员有60多人。其他的还有运输队、气象人员、随队医生、通信联络人员、新闻记者和其他后勤人员。”

“我们采用的是苏联式逐步适应的方法，珠穆朗玛峰这次，我们总共有4次行军，就是在攀登过程中有4个营地。欧美国家是一口气登顶的方法，因为他们没有负重，氧气瓶都可以雇人给他们背。”

王富洲回忆道：“第一次行军，队伍到达了6400米的高度，到那儿把帐篷搭起来，把运输的东西放下，锅碗瓢盆放几套，队伍再返回大本营。第二次行军，队伍上到7000多米的高度，然后返回，将物资一点一点运上来，在这个过程中，队员也对高度的变化逐步获得适应。”

高度的不断攀升，继续前进的人数迅速减少。据贡布回忆：“到8100米营地时，队伍只剩下28人。到了8500米，只剩下14人。这时候氧气不够了，最后确定了5人留在那个高度，我、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和许竞。那天是1960年5月23日，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十六七点，本来是计划那天登顶的，但时间有点晚了，我们就在营地住下，氧气也省着用，晚上谁睡不着谁吸几口氧气。”

屈银华原本是运输队队员，当时任运输队队长的张俊岩告诉本刊记者：“我们是运输队队员，但同样兼任运动员，又因为我们进登山队比较早，同时我们还兼任教练员。”到了海拔8500米时，运输队的任务基本完成了。屈银华当时准备为冲顶的突击队员们烧水做饭。“我去挖了冰回来，准备做点水喝，喝了水就准备撤到8000米以下等他们。后来我把冰挖回来还没化，他们说，屈银华，赶紧换许竞，许竞不行了。”屈银华回忆道。

“我们上午9点出发。那天屈银华烧水比较多，我们吃了炒面，我还带了干羊肉。就因为吃得好，晚上休息得也好，才有了登顶的保障。”贡布说。

据贡布估计，4个人一共花了3个多小时才走到了第二台阶的下面。“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家就试图从北坡登顶。他们7次到了第二台阶，但全都失败了。因为这里坡太陡，而能登到这个高度的人又太少，没办法相互配合。外国人曾经说，这是一条死亡路线，连鸟都飞不过去。”王富洲告诉本刊记者：“第二台阶的全高度是30米，但是最艰难的一段是6米多高的岩石峭壁，几乎是垂直的，没有任何支点。”

贡布回忆道：“刘连满试着爬了几次，全都滑下来了。我和王富洲也试了，也不行。”贡布说：“刘连满原来是消防员，他有经验，他想出一个搭人梯的办法。我们先把背包、鞋子、物资全都垫在下面，刘连满踩在上面，屈银华踩在他的肩上，我和王富洲在下面保护，一边拽刘连满，一边推屈银华。屈银华在岩石的裂缝上打了两个岩石锥，挂上铁索和绳子，然后把绳子撂下来，我们再往上推往上扒着，互相这么上。”

“上了第二台阶，差不多17点多钟了。”贡布说。此时，刘连满体力不支。王富洲回忆道：“因为爬第二台阶时间太长，上几次摔几次，刘连满真是体力不行了。上了第二台阶，我们都往前行动，他一下子就跪倒了。他怕说他不行，站起来，说自己没什么问题。可走了五六步又摔了。我们都看出毛病来了，他两条腿根本支撑不了了。我们都叫他休息休息，走到一个雪坡上，我们几个开了个会。我首先提出来说连满你要留下，他一听当时就哭了，他说，我能上，我不留。我们就跟他做思想工作，最后还剩100多米，还得有一定的速度，没速度坏天气一来，咱们想下都下不来了。这么一说他就理解了，他说我留下，你们上吧，我们就让他躺在雪坡的洼洼里。”

“就是天黑了也要上。剩下一个人，就是死也得死在那上面。”贡布在前面走，屈银华第二个，王富洲在最后。“离开刘连满的时候已经19点多钟，我们顺着东边的雪坡往上走。21点多钟，雪坡也上去了，我们靠近了顶峰的岩石，这时候天也黑了。”贡布说，“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王富洲回忆道：“我们沿着最后那个雪坡走，上到最后一个弯以后，人就开始往下走了。贡布说不能再走了，下边没弯了。再往下走就到南坡去了。因为它上面很小，就是一个长条，宽有1米多一点，长有20来米。”

“王富洲拿出一个纸条写上，中国登山队，1960年5月25日，共3人登上了顶峰。我背着毛主席的石膏像和国旗，我把国旗拿出来，展开，晃了晃。由于顶峰是光的，我们就在靠近北面有岩石的地方拿冰镐撬，撬不动就用脚上的冰爪踹，弄出来一个凹处，用石头把石膏像和国旗、字条盖上。”屈银华说。

登上顶峰，3个人竟然都没有觉得激动。屈银华说：“好像没多大激动，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完成任务了，我们可以下去了。”王富洲说：“当时也没想着看看四周什么样，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心想可完成任务了，第二个念头就想，赶紧安全往下走，刘连满还不知是死是活呢。”

贡布说：“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啊，这么多人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我们从山坡上下来，看见刘连满没死，还拿着冰镐向我们示意呢，我们赶紧围上去，在这时候大家都哭了。”

敢死队心态

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后，王富洲和屈银华都住进了医院。屈银华在攀登第二台阶时，因为要踩在刘连满的肩上，他脱掉了带着冰爪的鞋，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外面，他的双脚被冻伤，10个脚趾都被切除。王富洲在下山的过程中用手抓雪吃解渴，3个手指被冻伤截肢，眼镜在下山的过程中因为摔倒而丢失，眼睛在雪地里严重灼伤，视力变得十分微弱。

现年80岁的当年的随队医生翁庆章告诉本刊记者：“这次登珠穆朗玛峰中，冻伤的伤员是最多的。平时各地的冻伤病例，都是零星的一两个，这次登珠峰，前后冻伤的伤员有100多人。”

翁庆章分析其中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天气恶劣。现在登山，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更改行动计划。在当年，表现的是一种敢死队心态，在规定的时间必须上去。第二个原因是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太差。那时因为各方面供应跟不上，运动员的体力不行。因为不适应高山环境，有的运动员意识已经不太清醒了，在这种状况下很有可能丢失装备，导致冻伤。比如崔之久，他的右手就是因为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把手套丢掉了，导致右手5个手指被冻伤截肢。”

“每次登山前。我都要嘱咐大家，如果手套丢了，就把袜子套在手上，因为每个人身上一定有备用的袜子，套上袜子再抓冰镐，冻伤的概率就小很多。我总是跟他们说，丢掉手套就意味着丢掉手指头。”翁庆章说。

除了冻伤之外，那次登山的另一个大危险是缺氧。“兰州大学有一个学水文的学生叫汪矶，在6400米的高度猝死。我们一个叫陈式文的医生给他做了解剖，标本拿回协和医院后，证实是颅内出血，就是因为缺氧导致的。”翁庆章说，“因为我们氧气有限，规定在8000米以上运动员才能吸氧，把氧气留给突击队用在最艰苦的地方。苏联逐步适应的方法也显得更加合适，这样能降低运动员高山缺氧的概率。”

包括翁庆章在内，当时随队的医疗队共有8名医护人员。“简直可以称一座小型野战医院了，一般的登山队医生只有一到两名。我们连小型的手术都能做。我们有手提的X光机，还有研究用的血氧饱和仪，这些都是从瑞士进口的。”翁庆章说。

当年的登山装备，全都要到境外去购买。为了换美元，国家拿面粉到香港地区去卖。王富洲告诉本刊记者：“国家为了支持我们那次登山，刘少奇主席亲自批了70万美元给我们。我一算当时至少要5袋面粉才能换到1美元，而且70万美元已经可以修建两座工厂了。”国家从瑞士、法国等国家购买了大量装备，包括氧气瓶、登山服、登山鞋、报话机以及医用设备等等。担任运输队长的张俊岩说，国家对登山队非常重视，“为了保证登山队的饮食，国家派了飞机从成都将新鲜食物——包括黄瓜、西红柿、芹菜、广柑——运到拉萨，汽车再从拉萨运到珠峰大本营，就是到了海拔8000多米，我们一样能保证运动员吃上脱水蔬菜、压缩饼干，还有各种罐头和烙饼”。

王富洲说：“我们在西欧买的报话机，是外国部队淘汰下来的。我记得还是通过大使馆做工作才卖给我们的，有17斤重。”张俊岩告诉本刊记者：“当时运输队的队员每人要负重40～50公斤。运动员自己背着个人用品、宿营工具和食品，其余都是运输队来背的，氧气瓶、梯子、食品等等。”

张俊岩回忆，那时的氧气瓶供给很紧张，“在海拔7500米以上，运动员才能间断用氧，到海拔8500米突击队冲顶才能持续用氧。到海拔8100米的时候，我把每个氧气瓶的阀门都检查一遍。那时氧气瓶还有几十个，但因为背在身上来回摩擦，有的氧气瓶已经跑了气了”。

翁庆章从珠峰回来后，对中外登山队的用氧量进行了比较：“与1953年英国从南坡登上珠峰相比，我们在海拔8500～8800米时的用氧量仅占其1/3，每小时只有60升的吸入量。英国当时是连续用氧，可我们连续供氧供不起。”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到达8800米的高度时，他们的氧气已经基本用完，三人当时依靠的仅仅是空气中含量微弱的氧气维持生命。在回到第二台阶与刘连满汇合时，发现刘连满写给王富洲的字条压在他的氧气瓶下边。刘连满怕自己无法等到队友回来，在字条上交代说，把氧气瓶里的剩余氧气留给了3位队员。

从珠峰回来后，翁庆章跟上级要求让运动员到海边疗养。“登山之后身体损耗很大，记忆力会衰退。海边负离子多，氧气充足，能促进运动员身体的恢复。”1964年，国家登山队再次征服希夏邦马峰后，登山队更是住进了外国专家局疗养。翁庆章说：“当时外国专家可不多，外国专家局的条件非常好，除了登山队，也只有乒乓球队在外国专家局疗养过，可见国家对登山队的重视。当时叶剑英元帅也在那里疗养，有一次在游泳池里碰到了王富洲，叶帅还与王富洲合了影。”

把山做出一些结论来

在攀登珠峰后，王富洲、王凤桐等大学毕业生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进入登山队，成了专业运动员。崔之久又回到了北京大学继续做起了研究。

“可以说，中国的冰川研究，开创者是登山队。”崔之久向本刊记者回忆，在他进入登山队前，中国的冰川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搞地理的，除了简单的使用仪器采样以外，主要是靠眼睛看的。以前我们没见过冰川，也就没有自己的研究”。

“1957年爬贡嘎山，我们小组当时穿越一条雪崩槽。其实宽度并不大，也就十几米宽。我们正在中间走的时候，后面组的组长许竞大喊一声，雪崩！我一抬头，看见雪崩过来了，我赶紧推我前面的组长，快点过去，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全都被裹进去了，就开始在里面翻滚。我估计至少滚了二三百米，我感觉‘嗵’一下飞起来了，又‘嗵’一下落下。当时我心想完了，结果我正好掉到一个冰洞里面，停住了。停下来后，雪还不断地往下落。我使劲用手扒拉，不让雪把我的头盖住。我后来想，真是太侥幸了。还有一次，我们爬到5000多米的时候，突然上面飞下来一大片雪，正好打在我们旁边一组的某个人腿上，他一松手里的绳子，整个组都掉下去了。当时坡很陡，我不敢使劲回头，只能小心翼翼地往后瞄，就看见他们一直往下滚，一直滚到下面有一个缓坡才停住。”崔之久说。

通过这些经历，崔之久逐渐加深了对雪崩的认识。他说：“雪崩分两种，一种是粉雪崩，又叫干雪崩，刚下完雪，很松，你被卷在里面，并没有受到伤害，第一次我们遇到的就是干雪崩，所以没事。第二次我们遇到的是另一种，叫湿雪崩，也叫块雪崩。是下雪之后，经过太阳照射，开始少量融化，没有流下去，第二天又冻住了，变成了块，大概有20～30厘米厚，是雪块，还没变成冰。这就很危险了，它可以砸你啊。所以，我就是亲身体会到雪崩有这么两大类。”

“在经过了几次之后我就认识到，实际上我们没有严格遵守登山的规范。第一次的雪崩，是因为前面下了三天雪，第四天天气晴了，按照规范是至少等一天，等山坡上的雪都崩掉我们再爬。结果我们没有严格遵守，想赶时间，这样做遭遇到什么都是必然的。第二个，后来也才了解了那个雪崩槽。因为长期发生雪崩，才崩出了一个槽，在下面有积雪堆积成的雪崩锥。这些都应该能认识，但我们没有经验。你怎么能在雪崩槽里走路？就是要经过也是很快地过去，怎么能顺着它一直走呢？”崔之久说。

从贡嘎山回来后，崔之久写了《贡嘎山现代冰川的初步观测》，发表在当年的《地理学报》上。“《地理学报》50周年时对论文的引用次数做了统计，我这篇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15篇之列。同时它还提出了，这篇论文是第一篇真正研究冰川的论文。里面包括冰川的类型、分布、特征，现在看水平还是蛮低的，是比较粗糙的。因为当时没有人教，我是根据苏联出版的《现代冰川考察手册》里面讲的，如何记录冰川，它的方位、多长、多宽、表面什么样子，它都规范得比较具体。我当时做了小卡片，我把卡片掏出来，就坐在冰川上一条一条地开始记。”

在崔之久看来，登山和科研工作变得相辅相成。“后来登山队就比较需要我了，我可以做些指导。但我不想做运动员，专业的运动员要身体特棒，我还差得远。我就专门跟着登山队搞科研，因为当时离开登山队就搞不成科研，不像现在，科研单位有了自己的冰川所。那时没这个条件。”

从1957到1966年，崔之久一直跟着登山队到处爬山，他的爬山经验也为学界的实地研究提供了帮助。“1958年我们到祁连山现场，告诉科学院的同志具体怎么去爬冰川。当时的目的很明确了，就是为了搞融冰化雪，想让冰川提前融化，比如河西走廊的武威、酒泉、玉门一带，雪水下来比较晚，赶不上春播，想让它提前融化，但后来发现这等于杀鸡取卵，搞了一年就没再搞，破坏了生态平衡。”崔之久说。

在1959年攀登珠峰的训练中，崔之久的手指冻伤被截肢，那一次他很遗憾地没能参加。但在这次登顶壮举中，科研人员同样带回了丰富的科研成果。

王富洲向本刊记者回忆：“1964年从希夏邦马峰回来，国家在科学会堂举办了‘四大洲科学讨论会’。在这个会上，我们把从珠峰和希夏邦马峰上采回的样本做了实物展览。在科学会堂展出后，我又把这些东西搬到国家体委东楼的会议室进行展出。当时我给贺老总的秘书打了个电话，问贺老总是不是有兴趣来看看，没想到贺老总第二天就来了。他来的时候单位还没上班呢！结果贺老总在每一个样本面前都认认真真地看，从上午一直看到17点，中午连午饭都没有吃。”

“当时我们展出了植物化石，还有动物标本。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从珠峰顶上采回来的植物化石。这种羊齿植物原本只在南半球生存，北半球只在珠峰的北坡发现了，这证明了板块的漂移。”王富洲说。

登山运动的发展也给翁庆章等人的医学研究创造了条件。翁庆章说：“我们在空军总医院第二舱进行模拟高空的试验，最高的高度能够达到9000米。在世界上也只有德国和美国能做到这个高度。

在模拟的高度中，对运动员进行心脑电图、呼吸状况评估以及两位数的算术测验。在登珠峰以前，我们有20多人能够在9000米的高度感觉舒适，还有两人能够达到9500米的高度。在对比了运动员在珠峰的表现后，我们一对照，发现试验和真实情况是相吻合的，在试验中表现好的人在实地登山中同样表现得好。这说明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在以后也可以使用。”

“贺龙元帅是有远见的。他在1958年就提意见说，登山要有科学考察人员参加，影响能够比较长远，否则你登上去以后，发个新闻通稿，庆祝一下就完了，科考的成果影响深远。他虽然不是搞科学的人，但他懂这个道理，他说，要把山做出一些结论来。”崔之久说。

作者：吴丽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