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I)

　　鸡啄米式的假洗脸 　　 现在的电影（故事片），有一个细节特不真实，令人感到不舒服，就是电影里的人物用毛巾洗脸或擦汗，都像鸡啄米那样在脸上点几点，而不是认真地洗或擦，大约是怕把脸上化的妆破坏了，仅仅为了这么一个擦汗的镜头，又要重新化妆，然后接下去拍摄，多麻烦！我看到的电影几乎都是这样，这样“假洗脸”演员、剧务们倒是省心，时间、成本都可以节约不少，但作为观众的我本来已经看进去了，一下就清醒过来，明白了这确实是在“演戏”，很不是个滋味。以前的电影好像并不如此，我前几天用电脑看《早春二月》，这部电影拍摄于半个世纪前，萧涧秋（孙道临饰）和陶岚（谢芳饰）打篮球出了汗，萧给陶一个热毛巾洗脸，后者接过毛巾硬是从上到下把整个脸都擦洗了一遍。这个久违了的动作真使我大大感动了一把！感觉还是老一辈艺术家们更敬业。 　　 当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脸部化妆品，光用毛巾擦不掉，使得演员们免去“重新化妆”的麻烦，也使观众不再领教那种鸡啄米式的假洗脸？ 　　“有损科学”不重要？ 　　 1979年，美籍数学家陈省身到中国讲学，发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韩念国（韩复榘之孙）是一个数学奇才，遂支持韩去美国留学，读华盛顿大学海威特教授的博士：“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和海威特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同学。”果然，韩念国很快收到华盛顿大学录取通知书，中科院也同意他出国留学。外事局却反对，理由是韩已是副研究员，出国读博，属“降格以求，有损国体”。此事告吹。但韩念国经过努力，最终于1981年还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修。（《我的父亲韩复榘》第319页，中华书局2013年4月版） 　　 有人老是埋怨美国科技发达，咱们总是在“追赶”，不知原因何在，其实上述“小事”就显露了原因之一。在美国科教界，这些“人事问题”都只需科学家们的“一句话”而轻松搞定。但在敝国，“终审权”却在某些党政官员。在美国那样的科研环境里，讲究的是真才实学，没有人会在乎什么“降格”，更没有工夫去操心损了谁的“体”。人家关注的只是会不会“有损科学”！因为，如果有损科学，归根结底，对国家会造成严重损害，才真正会“有损国体”的。 　　 当然，此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现在恐怕不会有了。 　　“悔其少作”和“悔其老作” 　　 古人曾有很多“悔其少作”的现象，最早的恐怕要数西汉辞赋大家杨雄。这其实也正常，人的年龄越大，经历的事情越多，“水平”越高，自然会对以前写的那些东西有所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是成熟的表现，我敢断言，不管古代现代，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这种现象，没有才不正常。诗人兼杂文家的邵燕祥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回忆录里就提到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作曲家瞿希贤，“二○○五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当时观众起立高呼，要求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在场，坚决制止了。事前他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这首歌。”她如此“瞧不起”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谱曲的这首“著名歌曲”，我以为不是因为其旋律平庸，恰恰相反，其旋律激昂、雄壮而优美，出自一位女作曲家之手，实在难得。她“坚决制止”是因为该歌词大肆鼓吹阶级斗争，如果重新唱起来，有如现在重唱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歌曲“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那样可笑吧。还有一个例子是邵燕祥本人，前些年有人编选儿童诗，邵答复编者，不要选邵写于五十年代初期的一首诗，因为政治思想不正确（《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第20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这是两个“悔其少作”的最新例子，距离杨雄有2100多年了。 　　 不过，特殊年代特殊地方的某些作家也有例外。例如曹禺，二三十岁时候写出了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巨著《雷雨》《北京人》之后，到了中老年时期以后，既没疾病缠身，也没被打成什么“分子”，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再也写不出值得一提的作品了。还有青年时代写出《边城》的沈从文，也是这样。尽管曹、沈二位的际遇有所不同，但他们不应该“悔其少作”，而应该是“悔其老作”，则是无疑的。当然，这里头的原因一言难尽，大家都“你懂的”，此处不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