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商业

宋代的商業

宋朝的建立與統一，消除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據的局面，社會經濟得以正常發展。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水陸交通的便捷，統一的貨幣制度，鑄錢量的增加及紙幣（交子、會子）的創設與發行，坊市制度破壞後帶來的沿街開店，營業時間的不受限制，統一的商稅制度，以及與遼、金、夏的“榷場”貿易和興盛的海外貿易，都為宋代城鄉的商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發展條件，促使宋代大小城市及鄉村鎮市的商業空前繁榮。鹽、鐵、銅、酒、醋等，繼承五代“禁榷”制，禁榷制又擴大到茶、鉛等，由官府專賣以壟斷商利。

北宋都城東京開封的商業

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為政治中心，因而也成為經濟、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轉移，常常導致城市的盛衰，北宋都城東京開封，自五代後樑建都以後日益繁華興盛，到北宋時已發展為當時世界上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商業也空前繁榮，城內形成幾個繁華的商業街區，宮城正南門宣德門前的南北向大街稱為禦街、天街，自州橋“出朱雀門（內城正南門）直至龍津橋”，是主要的飲食業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營業“直至三更”。城內著名的“酒樓”，有馬行街東貨行巷的豐樂樓（原名白礬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此外，“州（指內城）東宋門外仁和店、薑店，州西宜城樓、藥張四店、班樓”，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戶”，“其餘皆謂之腳店”，“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營業。為了供應需要，“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外城正南

門南薰門）入京（城），每日至晚每群萬數”。內城的“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餘皆真珠、匹帛、香藥鋪席。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錢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各種貨物皆有。東京城內的商業繁華情況，南宋初的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還有很翔實的記載。北宋末畫家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更是形象地描繪了北宋東京開封商業的熱鬧場面。 南宋都城行在所臨安城的商業

宋朝重建後南遷，定都（稱“行在所”，意為行都）臨安府，成為南宋的政治中心，全盛時人口達百萬，取代北宋的開封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內主要的商業街道，“自大內（宮城）和寧門（北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而“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複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灌圃耐得翁在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都城紀勝》中的上述概括性記載，描繪了臨安府城的商業盛況。臨安城所需米“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杭城常願米船紛紛而來”。“嚴、婺、衢、徽等船，多嘗通津買賣往來，..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幹濕果子等物，多產於此

數州耳”。這些是吳自牧《夢粱錄》所記臨安城所需部分商品的產地及經水運到達的情況。臨安城的商業盛況，在《夢粱錄》及周密《武林舊事》中有詳細的記載。

其他城市與鎮市的商業

開封、臨安是北宋和南宋的都城，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成為全國最大的城市和最繁華的商業市場。其他城市則各路（相當後代的省）的首府（主要指轉運使司所在地，相當於後代的省會）所在地的府、州城，既是該路的政治中心，大體上也成為路內最繁榮的商業市場。各府、州、縣城及鎮市的“商稅額”數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些府、州、縣城及鎮市的商業繁華程度。

史載北宋熙寧十年（1077）各路府州縣及鎮市的商稅額②，二十三路首府的商稅額相差較大，以兩浙路首府杭州（今屬浙江）最多，達8.2 萬多貫，而最少的廣南西路首府桂州（今廣西桂林）只有6600 多貫，還不及杭州的十分之一，大多數路的首府商稅額都在3 萬貫以上。

從各路所屬州、府城市（都是指州府城內，不包括屬縣或鎮市）及鎮市“商稅額”的情況來看，長江流域的商業最發達，其次為黃河流域，珠江流域最不發達。長江流域中最發達的是太湖流域，除杭州外，兩浙路所屬的蘇州為5.1 萬多貫，湖州為3.9 萬多貫，秀州2.7 萬多貫，常州2.6 萬多貫，潤州（今江蘇鎮江）2.5 萬多貫，以及江南東路首府江寧府4.5 萬多貫，各縣城及鎮市的商稅額也相當高，尤其是杭州近郊的鎮市，如杭州城東南錢塘江邊的“浙江場”商稅額高

達1.6 萬多貫，嘉會門（南門）外十裏的龍山場2900 多貫，餘杭門（北城西門）外六裏的江漲橋鎮2800 多貫，杭州城外近郊三鎮市就達2 萬多貫。秀州青龍鎮（今上海青浦北）遠離府州縣城，稅額也高達1.5 萬多貫，其東方的上海（今上海南市老城廂），雖無商稅額，卻已設官府專賣酒和曲（造酒用的酒藥）及徵收酒稅的“酒務”。 另一個發達的地區是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成都府城6.7 萬多貫的商稅額，在二十三路首府中居第二位，附近的漢州（今廣漢）為

4.8 萬多貫、綿州（今綿陽）為5.4 萬多貫、彭州（今彭縣）超過3 萬貫，而且這些府州屬縣包括少數鎮中有不少超過1 萬貫，成都西南不遠的廣都縣更達到2.2 萬多貫，這些情況和太湖流域近似，不僅反映了川西平原經濟的發達，更直接反映了城鎮商業的興盛。 ② 《五代會要》卷27《泉貨》。

水陸交通條件在府、州、縣城市商業發展上起著重要作用，廣南西路首府桂州的商稅額只有6000 多貫，路內有著海上交通便利條件的雷州（今廣東海康）的商稅額為7000 多貫，而海上貿易較發達的瓊州（今海南海口）達到1.9 萬多貫，成為廣南西路唯一在萬貫以上的城市。這種情況在淮南東、淮南西、荊湖北、夔州等路反映得更為明顯。

淮南東路首府揚州，在唐代曾是最繁華的都市，有“揚一益二”之譽，除了水陸及海上交通便利的條件外，隋代平毀東晉南朝首都、揚州首府建康城，唐初又改江都為揚州，以之取代建康，成為長江下游的政治中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自五代時吳重建金陵城並成為

南唐都城後，揚州的地位下降。北宋時，雖是淮南路（後為淮南東路）的首府，商稅額也有4.l 萬多貫，而本路地處運河入淮河處，也是南北航運交匯處的楚州（今淮安），商稅額高達6.78 萬多貫，僅次於杭州，甚至略多於成都府城，但其商稅中“過稅”（過境稅）所占的比重應較大，其商業的興盛當與揚州相近。當時最繁華的地方城市，除杭州外，其次應是成都、江寧、蘇州等城市。

壽州是熙寧五年新劃出的淮南西路的首府，商稅額只有1.7 萬多貫，遠比不上路內廬州的5 萬多貫；荊湖北路首府江陵府城商稅額只有8000 多貫，而路內交通發達的鄂州城為1.4 萬多貫，嶽州城更達2.5 萬多貫；夔州路首府夔州為2.1 萬多貫，而路內長江上游航運中心的渝州（恭州，今重慶）達3.1 萬多貫。

南宋時，隨著農業、手工業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鎮商業也更為繁榮。南宋著名詩人陸遊，在乾道六年（1170）入川路過鄂州時，稱“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裏，雖錢唐、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①。鄂州已發展為長江中下游三大都會之一，長江中游最大的商業城市，而且早已在紹興二年（1132）取代江陵，成為荊湖北路的首府。商業發達的廬州亦已取代壽州成為淮南西路的首府；川東商業中心城市重慶府到南宋淳祐二年（1242）後，才成川東地區及夔州路的首府。

榷場貿易

榷場是宋代官辦邊境貿易場所，以通遼、夏、金的互市貿易。

一、宋遼榷場貿易宋初對與遼的互市貿易並未設官署管理，太平

興國二年（977）三月，於鎮（今河北正定）、易（今易縣）、雄（今雄縣）、霸（今屬河北）、滄（今滄州東南）五州設“榷務”，“輦香藥、犀（犀牛角）、象（象牙）及茶與相貿易”。宋初與遼的關係是時戰時停，榷場也時開時停。淳化二年（991），再設於雄州、霸州、靜戎軍（今徐水，易州已為遼佔領）、代州雁門寨（今山西代縣西北），“置榷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亦罷”。鹹平五年（1002），又在雄州置榷場，但次年又罷。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遼訂立“澶淵之盟”，次年即在雄州、霸州和安肅軍（原靜戎軍）三地設榷場，又於廣信軍（今徐水西）設榷場，被稱為“河北四榷場”。

宋方貿易的貨物，“增繒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①。北宋末年，“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複置榷場與之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①。宋方在宋遼榷場貿易中獲利是很大的，北宋與西夏、南宋與金的榷場貿易中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二、宋夏榷場貿易宋景德三年八月，宋真宗在關於放行西夏青鹽問題時說：“今榷場既不為買，當先以文告諭之，若異時（趙）德明複有懇請，則當令榷場量定分數收市。”可見此前已置榷場，可能即是次年十月真宗所說“延州（今陝西延安）已置”的榷場①；這年七月，又於保安軍（今志丹）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羱羚角、■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① 《文獻通考》卷9《錢幣考》二；《資治通鑒》卷274，後唐同光

三年末。① 《宋會要輯稿》食貨15、16、17 的商稅稅額。 ① 《渭南文集》卷46《入蜀記第四》。

直至“天聖中，陝西（路）榷場二”，天聖四年（1026），於河東路設“置西界（西夏）和市場”。“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來往”②，反映了宋夏邊境貿易的盛況。寶元元年（1038）宋夏戰起，榷場和市貿易全部停止。慶曆五年（1045）議和，次年即複設榷場。

三、宋金榷場貿易始於“紹興和議”後的紹興十二年（1142），首先建榷場於盱眙軍（今江蘇盱眙），以後又置於光州（今河南潢川）、棗陽軍（今湖北棗陽）、安豐軍（今安徽壽縣）西北的花靨鎮，規定貨物價值在一百貫以下的稱為小客，每十人為一保，留一半貨物在宋方榷場，帶一半貨物到金朝榷場交易，並購買金方貨物回宋寄留在榷場後，再將另一半貨物運往金朝榷場貿易，然後統一計算往返貨物的總錢數，按十分之二抽息錢歸官府。而所帶貨物價值在一百貫以上的商人稱為大客，客商與貨物都只能留在宋方榷場，等候金方客商前來貿易，宋方貨物主要是糧食、茶葉、各種手工業品、書籍及外貿而來的藥材、手工業品等。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為準備侵宋，只保留泗州（盱眙西北）榷場，南宋於同年二月也只保留盱眙榷場，關閉了其他榷場。官辦榷場貿易受到限制，但走私貿易卻更發展，“如楚州（今江蘇淮安）之北神鎮、楊家寨，淮陰縣（今淮陰西南）之磨

盤，安豐軍之水寨，霍丘縣（今屬安徽）之封家渡，信陽軍（今河南信陽）之齊冒鎮，及花靨、棗陽舊有榷場去處，不可勝數”①。 “隆興和議”後，南宋於乾道元年（1165）複設盱眙、花靨鎮榷場，將原棗陽榷場移至襄陽府（今湖北襄樊市襄陽區）西北的鄧城鎮，光州的榷場設於所屬光山縣（今屬河南）北的中渡市，重開宋金榷場貿易。

海外貿易與市舶司

宋代海外貿易自開寶四年（971）二月滅南漢後才有了南方的海港，六月，設置了第一個海外貿易的一級管理機構廣州（今屬廣東）“市舶司”。太平興國三年（978），漳、泉（今皆屬福建）“納土”，吳越“歸地”後，宋朝統治東南沿海地區。後於杭州設兩浙市舶司，淳化三年（992）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今寧波）定海縣（今鎮海），鹹平二年（999）九月，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聽蕃從便”。 北宋中期以前，只有廣州、杭州、明州三地設置“市舶司”，船舶到達其他沿海港口，都要“押赴隨近市舶司勘驗施行”，顯然不能適應海外貿易日益發展的需要。在戶部尚書李常的建請下，元祐二年（1087）十月，首先於福建路泉州增設市舶司；北方的密州（今山東諸城）板橋鎮（今膠州），也因“本鎮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商客般（搬）運見（現）錢、絲綿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是一個內外貿易都興旺的鎮市，元祐三年三月，設置北方唯一的市舶司，並升為膠西縣。北宋末政和三年（1113），於秀州的華亭縣（今上海松江）

設置二級機構“市舶務”，後因航道淤塞而暫停，疏浚後於宣和元年（1119）複設。此外，鎮江、平江府雖未設市舶機構，但自政和七年起，“如有蕃商願將舶貨投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②。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 ② 《三朝北盟會編》卷14，宣和二年二月一日引《茆齋自敘》。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3，景德三年八月己醜；卷67，景德四年十月乙未。

南宋紹興元年（1131），將兩浙路市舶司移至秀州華亭縣，說明今天的上海地區在南宋時，已成為華東地區海外貿易的中心。除本處外，還在臨安府、明州、溫州等設市舶務，後又於江陰軍（今江蘇江陰）設市舶務。廣州、泉州兩處市舶司，雖都未在他處另設市舶務，但外貿交易規模大，是南宋的主要外貿海港。南宋紹興末年的外貿收入達200 多萬貫，超過北宋最高年份的一倍以上。宋室“南渡，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錢，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①，加重了宋代的錢荒。

廣州、泉州港主要是通往東南亞、南亞、西亞、東北非，秀州、明州、杭州、板橋港主要是通向東北亞的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宋朝的海外貿易，主要是“以金銀、緡線、鉛、錫、雜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琲、鑌鐵”，等等。 行會與免行法

宋代從城市到鄉村鎮市的商業、手工業以及其服務性行業，大體上商

業稱“行”，手工業稱“作”，都有同行組織，稱為行會，類似近代的同業公會。宋代稱為“團行”，南宋吳自牧解釋說：“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蔔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說明行會首先是適應官府的需求而產生的。

官府將商鋪、手工業及其他服務性行業，均按行業登記在冊，有關人員必須加入各行會，否則不能從事該行業的經營，各行業都有自己的服飾，“如香鋪裏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官府需要的物品及工役都向各行會索取，成為商人和手工業戶的沉重負擔。各行都有行頭或行首、行老，負責安排行戶向官府提供；並負責制定貨物價格，如南宋臨安府“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於米市做價，徑發米到各鋪出糶”①，等等。行會也是官府對工商業各業管理的組織，南宋葉適稱：“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①“行首”既有官府管理行會的“吏胥”性質，也是行會與官府交涉的代表。

熙寧六年（1073），東京開封城的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錢，更不以肉供諸處”的請求，官府成立“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同年七月，實行“免行法”，各行按月或按季交納“免行錢”，“與免行戶祗應” 或“官為雇人代役”②。這是以賦稅形式代替行戶提供物品或服役，是消除徭役制殘餘的進步政策，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但在元祐時被廢，後經反復，“宣和間，市戶乞依熙寧舊法納免行錢，罷行戶供應，民實便之，至靖康間罷設”。南宋初，“近來州、軍、縣、

鎮遇有拋買，依前下行戶供應”。紹興十一年，仍“並免供應，量納免行錢，革去科擾之弊”。二十五年，又廢免行錢時並下“令官司不得下行買物”①。但大多仍照舊向行戶取索，然而畢竟有了禁約，遇到清明官吏還能依法制裁，如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時，可以將向行戶“買物不償價錢” 的黃池鎮（今安徽蕪湖東）監鎮官，“押送鄰郡根究”，此監鎮官後又依法受到懲辦②。

② 《宋史·食貨志》下八。《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6，景德四年七月己巳；卷102，天聖四年二月庚午；卷124，寶元二年九月。

① 《宋會要輯稿》食貨38 之38；南宋榷場貿易情況見食貨38 之34 至44。① 《宋會要輯稿》職官44 之1、3、6、10；《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09，元祐二年三月乙丑。① 《宋史·食貨志》下八。 ② 《東京夢華錄》卷5《民俗》；《夢粱錄》卷16《米鋪》。 ① 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卷34《吏胥》。

②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4，熙寧六年四月庚辰；卷246，八月丙申；卷308，元豐三年九月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