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

作者：孙正聿孙利天王天成李景林刘连朋马天俊宋继杰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07期

　　 【编者按】 在今天搞哲学，特别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理论研究和哲学理论创造，“自我理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前提，没有对哲学本身的独特理解，就没有一种哲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尤其在哲学理论内部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处境都颇有“危机”之感的时候，哲学的自我理解就显得更为急迫。为此，“国际场有研究会吉林大学秘书处／联系、研究中心”召集了吉林大学部分中青年教师就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进行了座谈，以下是发言纪要。

　　 孙正聿 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 我想从两个重要命题出发来简要地讨论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其一，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其二，哲学是在自我批判中发展的。这两个命题表明：哲学的自我批判，从其思想内容上看，就是对其理论地把握到的时代的批判；哲学在自我批判中所实现的发展，就是以新的理论形态表达新的时代内涵。以这样的理解为基础，我们就可以追问：“当代”哲学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其时代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作为“后神学文化”的近代以来的哲学，其根本的时代内涵是消解人在超历史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本身。这就是所谓“人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的结果，是用对非神圣形象（哲学、科学、理性等）的崇拜去代替对神圣形象（上帝）的崇拜，因而仍然是企图以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来解释和规范人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来理解当代哲学及其对近代以来的哲学的自我批判，我们就能够捕捉到当代哲学的两个根本点：其一，它的批判对象是种种“非”神圣形象，诸如“现代哲学”、“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等；其二，它的自我期待是消解规范人的存在的一切“超”历史的存在。把这两点合在一起，可以作出一个基本概括：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就是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德里达试图以“边缘”颠覆“中心”，福柯试图以“断层”取消“根源”，罗蒂试图以“多元”代替“基础”，这些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所激烈进行的反基础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种种哲学自我批判，在我看来，似乎都可以用“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概括之。这种“消解”的意义是明显的，它在哲学层面上挺立了个人的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消解”的困境也是明显的，它蔑视和侮辱了人类存在的崇高感和终极关怀。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学理上的矛盾及其所表达的时代的难题，可以引发出对当代哲学的深层次的自我理解：崇高和终极关怀的当代辩证重建。

　　 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必然触及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对于当代中国哲学，还是两句话：其一，不能评价过低；其二，不能期待过高。有人论证当代中国哲学界的贫困：招生难、分配难、研究不出成果、人们不搭理、书卖不出去……总的意思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是太贫困了，贫困到什么程度呢？——贫困到只好不搞了。对比两个情况：一是“文革后”与“文革前”。所谓“当代哲学贫困”的说法其实在于他悬设了一个前提，即“文革前”的“哲学繁荣”。但那时的“繁荣”是虚假繁荣，因此这是一个虚假前提。二是“当代”与“解放前”。有人或许会说现在不如“解放前”，其实30～40年代的情况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繁荣”，尽管当时出了“熊冯金贺”等大家，但当时究竟有几个人搞哲学？哲学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力又有多大？由此两方面的比较可见当代中国哲学的进步是不可低估的，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问题意识的增强和哲学研究的多元化。但是，从横向进行比较，仅就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显示出巨大的差距。最近哲学界发表了许多反省和探索中国哲学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文章，与西方哲学家“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的否定性思考相反，在指向性上，大多数人都仍试图建立一种统一性的、规范性的、基础性的从而能够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东西，这个反差首先警告我们不能对当代中国哲学期待过高，同时，更深刻的提示却是：当代哲学的理解是否就按照当代西方的理解去理解？或者说，我们想这么理解，是否就达到了和他们一样的理解？

　　 孙利天 哲学的多样化和同一性的寻求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和学科结构的确立，哲学日益学院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哲学也就日益疏远了它的生活世界之根。在更加精巧和技术化的形式中各种哲学派别相互分离、彼此隔绝，以致“不仅一个哲学家无法理解另一个哲学家的陈述和论证，而且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哲学”在当代文化中已是一个含义极多、难以辨认的“神秘”的名称。与实证科学的分化和专门化不同，哲学无法获得经验的效准和实际应用的证明，哲学的多样化或许深化了某些哲学思考，但总的说却是模糊了哲学本己的事情，导致了对哲学自身意义的遗忘。庄子说“百家往而不返”，当代哲学如果一味驰骋旁骛，极尽巧智，而不返本归原，终将在智慧的卖弄中而消散。所以，哲学家们呼吁“面向事情本身”、“转向生活世界”，重新寻求普遍的理性精神和人类“团结的一致性”、同一性。现代和当代哲学的多样性及其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僵死同一性的拆解和批判，并非就是哲学的迷误，它给未来哲学研究以很多教益。无论是从意识机能和意识原理寻求人类世界经验的统一性，还是从语言和理解寻求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或是从生活世界和实践样式寻求某种功能的统一性，现有的哲学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哲学关于世界和人类统一性、同一性的断言，都是某个哲学家自己的理性信念和逻辑论证，它不再有绝对真理的专断的权威；哲学同一性的证明不具有实证科学的证实或证伪手段，因而也不是操作意义上的硬性规范，哲学仍是人类同一性、团结的一致性的基本规范，却是诉诸它的教化力量的软规范，由此达成的人类团结是有机的团结，而不是凭借暴力的机械团结；哲学寻求的同一性总是差异中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同一、本体或超验的存在不能自身存在，道不离器，道不远人，脱离经验杂多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形上构造，是纯粹的光明，因而是纯粹的黑暗，洞察、照亮、澄明是经验和超验、形上与形下的交融。充分自觉到当代哲学的偏失和教训，理解哲学，返归哲学的根本，不倦地寻求和交流使生活和世界得以可能的同一性，并以自由的态度和超越的情怀置身于其中，这也许应是哲学的未来。

　　 王天成 后认识本体论何以可能 能否说，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在于一种终极的关怀？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关于存在本身的学问。有关这个终极关怀和阿基米德点能否认识的问题，是自古代至现代哲学所围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一个能够被清楚地认识或规定的对象，抑或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意志的倾向以及生活上的承诺？被称为独断本体论的学说，包括柏拉图理念论、神学本体论以及近代形而上学，承认通过认知可以建立以这种阿基米德点为基础的本体论概念体系。康德则通过对认知能力的批判考察这种概念体系的不可能性。阿基米德点脱离了其概念体系，在认识上便成了一种不可攻克的界限。但康德认为，它作为认识的终点却是意志的起点，它是人的实践活动所以可能的公设。这样，康德把终极关怀变成了实践理性的基础而从认知中排除出去了。现代哲学是从不同方面消解有关这个终极关怀的认知概念体系。柏格森以直觉反概念，逻辑主义的语言的澄清和治疗，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及本质直观，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以及解释学的历史主义、罗蒂等人的实用主义等，均在不同方面将这个阿基米德点归位于一种关怀和体悟。以前的人误以它为基础建立理性本体论，这是一种理性的误用。现代哲学在于消解误用中的理性的大厦。那么，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究竟在不在人的认知范围之内，以前建立在认识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症结何在？这有两个可能：一是人们对认知作了狭义的理解，以及把整个理性作了狭义的理解，即把理性归结为了分析的知性；二是此本体本来不可触及。这个问题的解决将预示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李景林 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 中国哲学的危机，要而言之，其根源在于哲学与生活的严重脱离，因而走出危机的途径，亦要在于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古来哲学与人生、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哲学尤其如此，金岳霖先生说，中国古代哲学就是哲学家本人的传记，正恰当地说明了古代哲学的这个特点。中国古代哲学，虽然不可归结为知识和人伦日用，但其功能却在于对知识和人伦日用的反省和了悟。人要有知识技能以求生存，但知识技能、伦常规范皆有偏于形式化的负面作用，因而会蒙蔽人的心灵，所以人又必须具有超越形式化之蔽的穿透性的解悟和智慧，才能心不滞于知及僵化的形式，从而在现实人生之展开历程中领悟、开显人生之意义、建立人心灵之安宅。哲学家不仅是智者、有学问的人，而且是贤人，哲学即是他生活、生存之方式。哲学乃是在知识之总汇和人伦日用中具体显现的切于身心的“为已之学”，而大非别有所依、所求的“为人之学”。中西方哲学尽管有差异，在这一点上却有一致之处。但现代专业的分工，产生了如下吊诡的现象：不进入大学的哲学系和研究机构，再无法成为哲学家；谋生的需要又使个体的生活领域和心灵空间日形狭窄。这样，一方面，哲学成为专业哲学家的专利，现世的烦忙不再允许世人去“务虚”。王阳明那样带兵打仗的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以磨镜片为生的哲学家不复再生，日常生活失去了往日那种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另一方面，专业的哲学家也不再是贤人、圣者，哲学家对其理论不必身体力行，哲学今天仅只是“说说哲学”而已，完全成为一种与其它行业无差别的、与实践（人生、价值、道德意义的）无关的“职业”。哲学脱离生活，导致了它对人的精神现实解释力量的缺乏。中国当前的哲学就突出的表现为这种哲学的“无家可归”与民众意识的“无依无靠”的状况。中国传统哲学本是植根于民众意识深沉的传统精神及概念表现，但两者的脱离仍是长期以来的一个社会性问题，其根源则在于传统哲学教化意义的丧失。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思想的形式，其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要经历种种中介的环节。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长期以来的反传统思想，以及哲学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导致了中介环节的丧失，从而传统哲学的研究失去了与民众生活之间的联系。民众意识乃“传统”之载体。但表现于民众意识中的文化传统，则同时又是一个儒学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面，须于其作为文化理念的哲学思想之阐释、透视、反思、自觉与升华中方能不断超越自身而与时俱新，表现出其原创性的活力。民众生活及其习俗、心理与传统哲学是分属“自在”与“自为”的两个不同文化层面，但文化的观念（表现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者）既非知性的形式，则其与民众生活和意义乃有其内在的关联，民众日常生活亦不可脱离其“自为”层面而孤立地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以一种对历史传统“同情”的不断阐释活动，超越语言的外在形式去领悟开显其内在的人文精神。而近时较为流行的把传统哲学学说视为一种“死”的语言、死的材料的观点，正是忽视了文化的“自为”层面与民众生活之道的内在关联所导致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唯名论”态度。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军对战”、抽象阶级分析的思想模式，使一部活生生的思想的历史颓变成一种无法为人的心灵生活所亲切体证的抽象概念的堆积。由此而来的研究结果，当然只能是一套缺乏思想、文化、精神蕴涵的“死的语言”，人们从中无法领受到文化生命的滋养，获得创造的生命之泉。这便使传统哲学的研究失去了对现实民众生活之道的回应、阐释、提升和陶冶作用。体现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是一不自觉的层面，如果失去自觉层面的精神升华，则必由于某种个性习俗之偏执而堕入封闭、保守之途。当前哲学的危机由哲学与生活之脱离产生；摆脱危机，就必须重建哲学与生活之联系。哲学的意义在于消解文化意识分化之幻、之执、之蔽，而显其精神、人格整体之“真”实。而此教养的生命之源，则深植于传统之中。切断这个源，哲学将无以回应民众生活，因而自戕其教养、显真之原创性。哲学不仅是学理，更是教养。在分工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哲学与民众意识之联系，更需要文学、艺术等文化样式的中介作用。这就不仅需要“士林”阶层以一种与自身文化传统真切“同情”的历史意识以领受传统的生命资源，而且需要在其切实践履中达到一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之人格挺立，其精神的产品才能切人民众生活意识，从而重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实现哲学所应有的价值。哲学被逼上“无家可归”的境地，从积极的意义看，这种被逼状态正是对某种虚假繁荣和虚情矫饰消解后的真实之显露。一方面，民众意识对“哲学”的厌倦表明了对“真实”追求的觉醒。另一方面，哲学这种“无家可归”也绽露出了“真”正的哲学之“真实”的归着处。哲学与生活虚假联系的消解正召唤着它们的真实的亲和性。这“无家可归”的“山穷水尽”之地，安知非其“柳暗花明”之机？

　　 张朝阳 从方法意识到语言意识 由于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如冯友兰、金岳霖等无不自觉地将方法论建构作为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不过，我认为，“方法”问题具有近代性，近代哲学之所以首先表现为认识论，就因为认识批判最后解决的还是方法问题。它起源于笛卡尔为追求“确定性”而发展出来的“构造”观念，世界被分裂为毫无规定性的纯粹“我思”作为认知主体，以及尚待了解的未知对象世界作为客体。因为主客二元对立，才使如何从主体到达客体的方法问题凸显出来。正因为有一种外在的客观真理，才需要方法去达到，也正是这种方法，构造和导致了真理的“客观性”。但随着哲学的“近代性”在现代的被意识，其方法论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批判过由笛卡尔开始的“构造”观念及其引伸出的“方法优于一切”原则。人并非近代哲学中被抽象看成一无所有而加以轻率断定的“我思”，真正的主体的人一开始就被语言占有着；与其说是人在发现真理，还不如说是语言在显露自身真理；哲学的方法意识转化成“语言意识”。哲学的工作是思量如何进入一种合适的语言方式，倾听语言自身对其真理的诉说，真理通过倾听、表达而出场和显现；哲学家要做的是保持对语言的良好听觉。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其真实的意义同样也是语言学转向后赋予的：通过“还原”、“悬搁”等途径，击碎和破坏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语言方式，海德格尔“克服”的亦是“形而上学的传统语言”。中国传统哲学的危机其实明显也是语言事件。由于传统中“语”和“文”的分离，白话文运动才使栖身于“文”中的传统哲学精神在现代语境中失去根基、失去表达，因为白话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中国哲学家“成熟”地运用。我认为西文汉译中产生的欧化句式以及古汉语在现代口语中的转化生成，有力地促使了白话文的发育。中国哲学新生和发扬离开汉语的现代成型所可能导致的完备语言方式，只能是空谈。所以我们可做的是营造一种语境，使中国哲学的精神以现代方式在其中被表达出来。

　　 刘连朋 哲学的“思”与人存在的“觉” 现代的哲学理论转变了传统的思想原则。对新的思想原则的分析与抉择，是今天进行哲学探索的初步的工作。通过这一项工作，重新辨认哲学探索的方法论原则，成就合理的哲学意识。它指点了哲学如何去思想。今天的哲学理论的建设，必须经受它的审查。言说之能否被人起信，赖由此出。时下有一趋向，即对中国传统哲学复兴的努力，动机之一是借此救治这一时代低沉的局面。传统的理想主义的失坠，虽然令人痛心慨叹，然而抱有一冷静析理的心态，却是复兴传统的唯一出路。传统的根在“当下”的意识里，因“哲学是什么”的变革而使传统失去其合法性，也需要重新理解“哲学是什么”来培固它的存在根基。尼采有言历史是“当代”的历史，其实哲学也是“当代”的哲学。传统无法不“当代”。正因为几千年的“传统”给人以“变化莫测”的教训，才产生不会“理所当然”接受的现代心态。对传统既需要“大胆”呼求，更需要“小心”求理。事实上，在现当代哲学的某些趋势中，传统哲学又一次成为“有意义”的哲学。这是现当代哲学对“思想的思想”，对自身的“思想”所产生的效果。在此发生了哲学自身观念的变革。哲学是“思”，是“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它体现为一个“理论思维”形态的学问，它所面对及所成就的是“一片空灵”的“理世界”。依中国哲学义，哲学之所思实乃为人的生存意识，它所成就的是人的生存境界。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文化哲学）将人的存在及其问题作为哲学的起点与终点，如是哲学的本义得以彰显，在哲学史的探索中它时隐时现，而中国哲学中却为自始而一贯突显的观念。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概念、“存在”的概念，离不开“实存”的概念；卡西尔认为世界乃为人的文化形式、符号形式所构造。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谓“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人的问题，就是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创造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创造什么样的“意义存在”的人，什么样的“文化存在”的人，什么样的“境界存在”的人。生存与思想不一亦不二。哲学所云的“思”（对“思想的思想”），即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觉”（对生存境界的反省）。老子“大智若愚”，盖自居于与众（世人）不同的境地，这是对世俗持相对观点的超越。龙树（佛学空宗创始人）认为，能否获得“实相”（真理，生命的本体），端在能否有“中道”的意识。熊十力言“体用不二”，既是讲哲学的原则，也是讲生存的原则。哲学的宗旨在于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哲学为生存论，亦为境界论。“境界”一词在此为一存在论范畴，非谓狭义伦理学范畴。然作为存在论范畴的“境界”概念，亦有道德义，盖人格与存在本一体也。境界论表述了人对自身生存的理解，它宣示了人的“觉悟”。熊十力言“本心”（本体）的实质即是“觉”。文化是觉悟的产物。人是文化的存在，在文化中的人在不断地觉察（反省）自己的文化，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所以各种文化形态都在哲学的观照下，哲学地去审判它们存在的根据，进而提供一个合理的、健康的文化创建的依据与灵魂。哲学使人生活在一个真正有“人性”的文化中。“反思”，究其极乃“反思”人的生存基础（文化存在的根据），所谓“本体”是也。生存即是不断在“觉”，在“思”。这一“觉”与“思”为哲学所担当。

　　 马天俊 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日常生活境遇 自“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由于政治变迁的强制和西哲东渐的压力而江河日下，如今作为学问甚至失去了自身独具的发问与解说方式，为西哲的方式所取代。但这只能算是学术的败落，并非文化的萎顿。因为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样式几乎一仍其旧，日用伦常的稳定便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稳定。中国哲学的精神，其生其用都是农业社会的。农业社会人口流动极小，生活束缚于固定的土地上，交往局限在基本稳定的人群中，故而有“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几十年的老邻居”。这种基本的生活事实制约着从中养育的文化的品格。由熟人组成的人群长期稳定，这中间最要紧的生活规矩是什么呢？那就是调整复杂人际关系的规矩。法律和伦理都具备调整功能，刑法和道德在中国都十分发达；浓重的道德色彩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突出品格。圣人的第一要紧事就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而立言则是圣人的末流事业。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气、理等无不以道德含义为重要义蕴。只要上述这种稳固持久的人群不散，人际关系就分外重要，道德事宜就是头等问题；以道德关注强烈为品格的中国哲学就不会失去生机，就总会有它的解说对象。何时，这种解说对象变迁，日常生活样式发生变故，哲学真正的变故也就要发生。日常生活的变迁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80年代以来，国门洞开，技术、工业、贸易逐步现代化、世界化，日常生活已不必困守于固定的土地，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大，交往日益突破特定熟人（父母兄弟、亲朋邻里之类）的限制，交往的根据由血缘的，地缘的转为业缘的、利缘的，交往的期限由近乎厮守一世转为随职业、业务性质而定，多数是短暂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道德、德性调节人际关系的条件正在丧失。道德起作用需要共通的道德感，交往的陌生化使之无法保证；道德起作用的方式是评价式的、口碑式的，这是一种软工夫，需要长时间才能兑现，交往的短暂性不会提供这种余地。在现实中，所谓人心不古、道德败坏的感喟正是日常生活变迁使道德作用削弱的征象。而且，日常生活的这种变迁有着物欲方面强大的牵引，以弘扬传统、再彰国学的方式欲图遏止它只能是螳臂挡车。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忙于应付西方式的提问，忙于在西学的浪潮中争辩自己独具的品格。这都不是中国哲学重大的难题——西式提问，不答也罢；千秋品格，无辩自彰。但相应的日常生活发生变故，则是中国哲学必须回应的挑战！与日常生活土壤断绝联系，一种悠久的传统就将沦为学问，只能养活一批学者，不能再哺育一个民族。试问：传统道德无能贯穿日常生活，它自身就有沦为学问的危险；传统道德退出日常生活，中国哲学将以何种方式应对生活？莫非中国哲学将干缩为一种“学问”？

　　 宋继杰 让哲学自然生长 毋庸置疑，我们都在“造”哲学，或者是“集体创作”，或者是“个体经营”。以这种方式从事哲学，对哲学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我们对于哲学的自我期待或者说我们搞哲学的动机不再是来自哲学内在的热切渴望，而过多地依赖外部的需求。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与哲学的关系的误解所导致的哲学自我期待的扭曲。哲学不是被要求为某种社会运动的理论准备，就是被描绘成某种生活动向的理论反映，今天为政治，明天为经济，哲学始终没能摆脱“婢女”或“工具”的从属地位，在一个被扭曲了的根基上如何能长出“花朵”，更惶论“果实”！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哲学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有太多的内忧外患，我们有太多的现实问题，大家都希望哲学能首先予以探讨和解决，似乎唯有如此做事时心里才觉踏实，哲学家们居然也感到“义不容辞”。事与愿违，社会不见得有任何因哲学而起色的痕迹，甚至往往因此陷入思想的混乱而举足不前，哲学则不可阻挡地被败坏了。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哲学家内在确定性的动摇与丧失必然导致哲学本身自足性的阙如——最终，哲学也被遗忘了。二是对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无所适从而走向哲学的死拼硬凑。为什么中西融合的问题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焦点？哲学史上从未有过哪位大哲通过对不同哲学的粗暴抽象、概括和捏合而成就一哲学的。这里再一次表现出中国哲学家内在确定性的缺乏。其实融合的问题如同哲学的社会效应问题一样决不应该成为哲学家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它至多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客观结果。对哲学的本质问题缺乏深刻的洞见，从而一味追求外在的综合融汇，结果，“哲学”被“造”出来了——但哲学本身，还是被遗忘了。“道常无为”，还是让哲学自然生长吧！哲学的自然生长首先意味着哲学探索的动力、资源、目标必须来自哲学本身的内在问题，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没有真正的哲学。“危机”中的哲学家何为？——面向哲学本身，为哲学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