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泱泱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盛唐时期描写边塞生活，雄浑奔放、慷慨悲壮的边塞诗与描写山水田园，清新自然、明朗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争奇斗妍，并立诗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令后人追慕。这两个诗歌流派并非是当时诗人自觉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据它们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而给以划分并命名的。其中的“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在这两个概念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它的具体内涵的争议，即它的时空、题材、风格都要怎样限定，这关系到对边塞诗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要更好地认识边塞诗，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边塞诗”的内涵限定问题，对“边塞诗”内涵历来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具体分析。

一、边塞诗含义

我们如果对前人关于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边塞诗的内涵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地域意义的边塞诗、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其中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又可分为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

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即把所有边塞题材的、直接或间接涉及边塞的诗歌都称为边塞诗。不管是反映战争、民族交往，还是描写塞上民

情风物，亦或是抒发报国壮志、怀古幽思，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统统可列入边塞诗之列。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边塞诗概念。

地域意义的边塞诗，这是从诗歌描写地域的角度来规定边塞诗的内涵的，认为所写内容应象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1]，这样就把边塞诗规定在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显得凝固而僵化。“边塞”是一个活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它不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时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应具体化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义的边塞诗是在注意到了它们拥有共同的题材之外，注重把边塞诗作为一个独特的事物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定义又可分为两种，即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而历来对边塞诗内涵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两者而展开的。

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内涵规定在有唐一代，认为边塞诗这个概念应具有一种史的规定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限定，“乃是指产生于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晚末的反映边塞的作品。”[2]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只以盛唐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汉魏，下流宋元。”[3]这种传统观点看到了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仍显不够完善。

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发展脉络。认为它可上溯《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模拟，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流响。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过程，而不只是

一个共同题材的简单聚合。今人多持这一观点。

在综合考察以上几种边塞诗内涵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概念对边塞诗的研究最为有益，它可以指导人们对历代边塞诗歌进行综合梳理分析，从而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边塞诗的发展，认识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必然性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边塞诗的这种含义来考察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

二、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歌，表现边塞生活和边塞战争内容的，在《诗经》时代就已有了，但是却直到唐代才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时代开始，直到隋代，现存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即已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到了盛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及高质量的诗作涌现，形成了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那么为什么边塞诗直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1 自身因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是对以前的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1）题材风格上的继承发展

边塞诗可上溯《诗经》，在《诗经》中，边塞题材就已出现并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广泛地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有反映边塞战争的，如《小雅•出车》；有描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如

《卫风•伯兮》；有抒发同仇敌忾、保国戍边壮志的，如《秦风•无衣》；也有抒发人们的反战呼声的，如《唐风•鸨羽》。这些主题不断被后世继承，成为后来边塞诗的基本主题。

到屈原的《九歌•国殇》里，那种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感情气势对后世边塞诗悲壮美学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是一个空前繁荣、武功卓著的时期，特别是对西北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开拓经营，产生了许多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十五从军征》、《战城南》还保有歌辞，而另外一些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来都只剩下了题目而丢失了歌辞，成为后世边塞诗中常用的题目。

建安时崇尚梗概多气、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诗人们用乐府旧题抒发现实感怀，歌唱建功立业的抱负，对唐代边塞诗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边塞风物的描写，从而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曹操本人就创作了大量写边塞风物的诗。

两晋时期边塞诗创作渐见消沉，只是学步建安。但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开始注重格律修饰、语言雕琢，多用对偶，离乐府民歌精神渐远。

南朝宋齐上承两晋，豪迈壮志的边塞之作仍显寂寞，只刘宋诗人鲍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乐府，风格俊逸，对后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产生过影响。梁陈时边塞之作却又骤然复兴，受当时宫体诗影响，这时的诗多关注征夫思妇的细腻心理，边塞乐府与宫体乐府合

流，促成了这个时代哀怨纤巧的风格特色。

北朝乐府民歌则更多淳朴自然，或表现北方边塞风物或表现战争军旅，出现了《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边塞诗作已显刚健豪迈，显露出诗风转变的讯息。

至初唐边塞诗时已表现出主题的继承性和表现的程式化，丰富的题材和主题的积累以及初唐诗人在对宫体诗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审美风格为唐边塞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近体诗即格律诗与歌行体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初唐定型，为唐边塞诗提供了适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拓展的空间。

格律体是一种章句有“格”，声韵有“律”的诗体，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辞上讲究对仗，声韵上讲究平仄用韵，它萌芽于汉魏晋古诗，初创于齐梁“永明体”。自六朝开始沈约、庾信等大批诗人就开始自觉地探索诗歌的声韵格律等内部艺术规律，入唐之后，上官仪的声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创作实践都为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总结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这种已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清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诗的形成过程，七律和长律的产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

而绝句在五言古体逐渐格律化的同时也逐渐由五、七言四行小诗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这也就是说初唐诗坛上的格律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和绝句，格律诗的其他形式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而且初唐诗人的格律诗创作还处于摸索定型阶段，其创作水平也未尽如人意，格律诗的表现能力还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格律诗讲求对仗，适宜于表现气势和创造包孕万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体形式与边塞内容的结合就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涌现出大批格律体边塞诗。如王昌龄就把七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

古体诗在唐代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产生了七言歌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可视为初创期的试作，在谋篇布局、开合转换，以及声韵节奏方面均为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堪称初唐七古双璧，标志着六朝后期以来酝酿发展的歌行体至此已完全成熟，从而为盛唐歌行体的盛行开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归入七古之内，其实它是唐代出现的一个七古新品类。它的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却又既可整齐划一，也可兼用杂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长可短，伸缩铺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饬合律，亦可自由挥洒，气势纵横自如，适宜于表现自由奔放、傲岸不羁的激情。盛唐边塞诗人那建功边塞的昂扬激情及奇特的边塞风物对诗人的情感冲击都适合用这种歌行体来尽情挥洒。盛唐边塞诗中除七绝外，大多是歌行体，如高适的《燕歌行》，而岑参著作尤以七言歌行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

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体。七言歌行体是初唐诗人借用近体格律并揉入铺张扬厉的赋体文学的特点对六朝七古进行改造的结果，体制宏阔、音韵谐美而又气脉流动，正与大唐汪洋恣肆的时代风貌相适应。这种诗歌形式历经初唐的草创，在盛唐时期尤其是边塞诗中达到全盛。

2 特定的社会条件

边塞诗在唐代的兴盛也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与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首先边塞诗的兴盛与唐王朝边境战争的状况紧密相联，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高祖时甚至一度陷入对东突厥称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开始，国力开始增强，对突厥、奚、吐蕃、吐谷浑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胜利，此后，高宗、武后时期边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视武功，迅速夺回对三边的优势。总体看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唐对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由于国势的逐渐强盛，四方依附，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回俊才在其《边塞诗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中认为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民族交流的加强对边塞诗的巨大意义。这种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又战争频繁的现实就是边塞诗形成的社会基础。

其次，唐代的知识分子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产生了强烈的

建功立业愿望，大多热衷功名。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尚武的时代精神。同时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举制之外，还有军功制，诗人在应科举之外，还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这都刺激了诗人出塞，而诗人们边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直接促进了边塞诗的兴盛。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被选择而极度兴盛起来，最能显出唐代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而作为唐诗坛的一朵奇葩的边塞诗又最能显出盛唐气象。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唐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对我们深入认识并正确评价边塞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3

[2]张天健．唐诗答客难．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10

[3]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2

[4]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3

[5]郭兴良, 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