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

　　摘 要：中国新感觉派以描写上海最为见长。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主要体现在都市意识、都市环境、都市人物等几个方面。“都市意识”是对新感觉派描写都市原因的分析；“都市环境”是对新感觉派笔下上海环境的描写；“都市人物”是对上海人的情感体验，分为放荡不羁的人、沉沦悲哀的人、可怜的下层人等。

　　关键词：都市意识 ；都市风景；沉沦；悲哀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1

　　崛起于20、30年代初的中国新感觉派是由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组成的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他们醉心于表现现代都市，在其笔下上海第一次以全新而独立的面目呈现于文坛，放射出耀眼的风采。

　　一、新感觉派笔下的都市意识。

　　毋庸置疑，要描写都市，都市意识必不可少。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现代都市意识的产生要有适宜的都市环境。首先，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刘呐鸥出身于台湾台南市的一个名望家庭，但是他注目的焦点却是上海，这是他艺术创作的落脚点；穆时英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是他的家乡；施蛰存和刘呐鸥、穆时英同是复旦大学的同学，对上海都市的文化发展较为熟悉，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都市风格。其次，新感觉派作家跨过旧时代的繁荣直接接触现代西方文明，内心的憧憬与社会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既憧憬都市的醉生梦死，同时又给以无情的解露。最后，新感觉派作家主要受到了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文学的影响，除了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外，最主要还是模仿感觉派式的描写，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感觉主义等。

　　二、畸形繁荣的都市环境。

　　中国新感觉派作家将都市上海风景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在作品中呈现了舞厅、跑马场、街道、火车、夜总会等都市最具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意象可以看做是现代都市大机体上的各个零部件，而都市的面貌正是通过各个部件的运转体现了出来。

　　（一）舞厅。李欧梵说：“当咖啡馆主要还是上等华人、外国人和作家艺术家光顾的场所时，舞厅却已经进入各个阶层，成了流行的固定想象。”[1]刘呐鸥有意识地在舞厅里为他的艺术寻求灵感。在《都市风景线》中这样写到：“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舞厅外面又是怎么样的呢？“塞满街路上的汽车，轨道上的电车，从我的身边，摩着肩，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2]在这里，舞厅内外有着不同的气氛，反映出都市生活既迷醉又精神荒芜的两面性，人们在舞场内醉生梦死，但走出魔宫，生活的迷茫又蜂拥为上。作为舞厅的主角――舞女，李欧梵做过这样的评价：“舞厅成了上海城市环境的另一个著名，而舞女却是不名誉的标记。”[3]新感觉派笔下的舞女充当了物质文化的载体，她们一个个显得活力四射，在舞厅、夜总会、跑马场玩弄男性。

　　（二）街道。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街道则是都市的窗户，它延伸到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日日夜夜注视着都市最深处最隐秘的故事。穆时英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写到上海租界繁华区的街景，作者没有直接说街上的灯光如何的闪烁，街上的行人如何的拥挤，卖报的孩子在怎样的叫卖晚报，而是做了这样的描写：“‘大晚报啦！’卖报的小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的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正冲着他的嘴。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4]这些跳跃的意象给人扑朔迷离之感，卖报孩子的叫卖与周围的鞋店，酒铺，霓虹灯综合起来，造成的效果便是形体、声音、光线、色彩的相互交织，克服了平面化，容易让读者身临其境。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模糊手法构成了现代都市畸形文明和病态社会的疯狂节奏。

　　三、无所不包的上海人。

　　都市人不断建造并改变着现代都市，现代都市也影响和渗透着都市人的生活。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现代都市生活是建筑在速度和物欲之上的，都市上海人要适应现代都市必须要接受现代都市的挑战，采用全新的理念和价值行为方式。于是，新感觉作家塑造出不同于传统作品中的各色人物。

　　（一）放荡不羁的上海人。《游戏》、《礼仪和卫生》、《夜》中的男女，他们的生命流向舞厅、电影院、公园、跑马场这些最能标示现代都市畸形繁荣的场所，他们视爱情为游戏，带着性压抑和性苦闷在上海都市沉沦，异性之间的感情游戏轻而易举，随遇而安。《游戏》中的女主人一边做着别人的未婚妻，同时又为布青献出了自己的“贞操”，她一边说着爱布青的话，同时却又抛下布青同她的未婚夫结婚。这样的女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都市爱情观，婚姻和爱情是分离的，性与爱也是分离的，正如她说：“我或者明天起开始爱着他，但是此刻除了你，我是没有爱谁的。”[5]这样放纵的人，情感只是一时的享用，完毕便是丢弃，这类女性形象彻底打破和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温柔贤惠，而是一群现代味十足，活力四射的“妖妇魔女”[6]型的摩登女郎。

　　（二）沉沦悲哀的上海人。继刘呐鸥之后，穆时英在他的小说中主要刻画的是一群沉沦的人，戴着快乐面具而内心悲哀的人。杜衡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人物描写的方法，在中国穆时英是第一人。”[7]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五个病态的人带着极大的悲伤涌进夜总会，以狂热的舞姿来填补精神的沟壑，他们没有了方向，失去了选择。作为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笔下总能表现出上海人内心的悲哀，他笔下的人物尽管“戴了快乐的面具”，却带有精神的伤痕。正如他在《公墓・自序》中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的人，也有被生活挤出来的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一定，或是说，并不全然要显出反抗，悲哀，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8]

　　（三）可怜的下层人。如果说刘呐鸥的小说以描写男女放纵生活而见长，那么施蛰存则更接近社会现实，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描写小人物的惨苦情状。施蛰存在《薄暮的舞女》中写舞女素雯想弃恶从良，但现实却逼迫她重操旧业，现代都市的黑暗扼杀了她最后的心愿，她不得不屈服于都市生活的摧残。作者从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思绪、飘忽的情感中剖析了受压抑的意识，揭露了潜伏的欲念。此类小人物既不是郁达夫笔下流亡国外零余者的沉沦，也不是鲁迅笔下一声“老爷”的麻木，而是一个个被病态社会吞噬了灵魂的躯壳。

　　以上对新感觉派笔下的风景和人物分析不难看出城市作家真正触及都市灵魂的，中国新感觉派可谓是先驱。他们将上海狂妄的外形和骚动的灵魂加以解剖，真正构成了30时代最生动的文化景观。尽管他们在挖掘人性深度和探讨人生终极关怀等方面有所欠缺，但这种创新求异的艺术姿态和独特的描写视角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新感觉派作家这种叛逆的姿态，中国现代文学也许会单调很多。

　　参考文献：

　　[1] [3][5][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39、198页。

　　[2] 刘呐鸥：《游戏》，《都市风景线》，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

　　[4] 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吴欢章：《海派小说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8页。

　　[6] 刘呐鸥：《游戏》，《都市风景线》，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7] [8]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