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居心叵测地诬陷粟裕犯三大错误

有人居心叵测地诬陷粟裕,说他建国后犯三大错误

本文摘自《新民晚报》2013年02月03日第B07版

作者：乐时鸣 恽前程 张剑 徐充 朱楹 鞠开 秦叔瑾，原题：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同志逝世二十九周年。粟裕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征战半生、战功显赫。他一生高风亮节、三让司令，勇挑重担，无私奉献。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他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遭到无端的批判，1994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为1958年粟裕同志遭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然而，近些年有人不顾事实，写了所谓“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文章，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作为粟裕同志的老部下和关心那段历史的人，认为有责任维护中共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已做的正确结论，维护党史军史的严肃性，把历史的真相说出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同志以清白。

所谓“三次擅权”的真相

1.所谓“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

解放金门、马祖，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决策。195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的作战任务。1955年初，浙江沿海——江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相继解放。当时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1955年2月底到3月初，粟裕邀集各总部、海空军领导同志一起，听取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关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补给容易，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3月5日，粟裕将讨论结果报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副主席并军委。彭德怀于3月9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

1955年4月15日，南京军区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全面的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区负责。南京军区将这一部署，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粟裕看到上述报告后，认为福建军区机构不健全，难以担负此种复杂艰巨的任务，建议南京军区派员加强。南京军区即派王德副参谋长率参谋人员去福建军区，参与对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时过两个月，总参谋部一直没有得到福建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6月中旬，粟裕从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那里了解到，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

年一度的训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至700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他们计划在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战演习，后即投入战斗。粟裕认为，“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需认真进行”。 6月18日，粟裕与陈赓副总长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指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粟裕当时将三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请他们详细研究，具体计算，将研究结果报告军委最后确定。这次会见谈话，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结果造成与会者记忆误差，

引来一场风波。

彭德怀于7月8日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同志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情到此本已澄清，可是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1955年8月31日，粟裕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彭德怀副主席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如实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同时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后“退毛”。一场风波，终于了结。

上述事实表明，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粟裕完全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指示，根本谈不上“擅权”的。

2.所谓“忽视外事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经过考验并证明是正确的。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也没有改变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也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三块牌子。此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担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但是，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

难以适从，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因此，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3月16日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审，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并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苏军为榜样，这个“人家”不言自明，就是指苏联军队。

不久这个机会来了，1957年11月，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说他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1958年3月，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大帽子如今早已被掀掉了。

3.所谓“越权调兵”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粟裕是十分清楚的。1951年12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1958年2月，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基本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没获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被打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意在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是说，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也未下达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怎能成为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彭德怀于7月8日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同志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情到此本已澄清，可是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1955年8月31日，粟裕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彭德怀副主席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如实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

经过，同时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后“退毛”。一场风波，终于了结。

上述事实表明，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粟裕完全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指示，根本谈不上“擅权”的。

2.所谓“忽视外事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经过考验并证明是正确的。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也没有改变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也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三块牌子。此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担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但是，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因此，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3月16日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审，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并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苏军为榜样，这个“人家”不言自明，就是指苏联军队。

不久这个机会来了，1957年11月，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说他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1958年3月，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大帽子如今早已被掀掉了。

3.所谓“越权调兵”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粟裕是十分清楚的。1951年12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1958年2月，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基本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没获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被打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意在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是说，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也未下达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怎能成为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粟裕同志在总参谋部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同志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同志打电话传达毛主席指示，催他赴任，他说：“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他到北京后协助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掌管作战、训练，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的建设。1954年12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同志为总参谋长。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向他宣布中央的这个决定时，他很吃惊。他说：“主席！我不能胜任！”毛主席说：“你可以胜任。不过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你努力干吧！”这时他只有四十七岁。

粟裕同志反对华而不实和搞形式主义。有一次，他出发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视察一个连队，全连干部、战士一律换了崭新的军装，还召开了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时事讨论会。他说：“为什么我来了，你们就要统统换上新军装呢？”他问什么是“联合国”？有的战士答不上来，他还耐心地作了解释。另一次，他乘坐驱逐舰在渤海湾勘察，上舰前干部、水兵在码头列队迎接，还吹喇叭。他说：“不要吹喇叭，不要照搬外国的一套做法。”

粟裕同志为党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他从不居功骄傲。在战争年代，他曾“三让”司令，在干部中已传为美谈。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对中央军委首长和元帅们非常尊重，处理重大问题都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对上级的每一个指示，他都认真研究和贯彻执行。他对陈赓、黄克诚、张宗逊、张爱萍、李克农等几位副总长都很尊重，遇事总是在一起商量。为了加强集体领导，他建议成立总参谋部党委。他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观点，从不吹吹拍拍。他不善于交际，全部精力都考虑作战和军队建设问题。他交待我们在办公室搞活动图板，在宿舍也挂了地图。他一不下棋，二不打牌，像战争年代一样，一有空闲，就手拿几份文电资料，对着地图聚精会神，伫立思考。他一口气可以说出几十个军的部署和任务，思考问题缜密锐敏而有条理。他实事求是，处理问题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防止主观片面，不说空话和大话，更不看风使舵，或者苟且迎合。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决不轻易放弃，总是诚恳地提出来，不顾个人得失。更令我们钦佩的是，粟裕同志能经受住委屈和误解。他说：我相信自己的几十年革命实践是足够说明自己的。他曾写过一首诗：“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岂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表现出坦荡的乐观主义胸怀。

粟裕同志从班长到总参谋长，职务变了，人民勤务员和普通一兵的本色始终不变。他平等待人，热情和蔼，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但无论是干部、战士到他宿舍，他总是请他们抽烟喝茶，不抽烟的吃糖果，到了开饭的时候就留下一起用餐。他因公到其他单位去，有时被哨兵拦在门外，他就自己下车，通报姓名和工作单位，还怕战士听不懂湖南话，常常摘下军帽，指着帽子里写的名字。他体谅部属，关心群众生活疾苦，从不发脾气，但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他说：“你们要当好我的助手。你们是参谋、秘书，不是收发、传达。你们给我看的文件，要作些调查研究，提出你们的意见，我采纳了，就成为我的意见，如有失误，不是你们的责任。”

粟裕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负伤六次，其中两次是重伤。1927年11月任班长时，在福建武平战斗中负重伤，子弹穿过头部右颞骨，排长取下了他的驳壳枪，以后他挣扎着顺山坡滚下，赶上了部队。1933年5月，他任军参谋长时，在江西硝石战斗中，亲自率领警卫人员打退敌人的冲锋，左臂中弹致残，住院养伤半年才康复。1930年，他任师长时头部负伤，嵌入的一块弹片一直未能取出。1934年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时，右臂中弹，直到1951年在北京医院动手术，取出了一颗已经生锈的步枪子弹头。他因头部两次负伤，经常头痛头晕，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大兵团作战时，有时要戴着铝制的散热器，使头部降温。

粟裕同志到总参谋部后，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有时下班铃响了，我们催他下班，他迟迟不走。那时总长、副总长都在一层楼内办公，有事随时商量，不用“公文旅行”。部长、处长、参谋都可以直接来找总长、副总长请示问题，上下通气，办事效率很高。在战争年代，粟裕同志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生活艰苦；到总参谋部后又肩负重任，操劳过度，当时就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经常头痛失眠，甚至只要摸一摸头发，就像一根根的针刺在头上，实在不能支持时，就打开窗户吹吹冷风，或者把头部伏贴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至今我们一想起来，就倍觉痛心。1958年10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协助叶剑英元帅开拓我军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离开了总参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