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标准大学英语课文翻译第一册

UNIT 1

笃行:麻省理工与列奥纳多·达·芬奇

（之）精神（一）

早上好，欢迎麻省理工学院2012届的各位新同学！同时还要欢迎在你们开始麻省理工人生探险之际，为你们送行的好友和家人！

首先让我谈谈我们对各位的感觉：你们决定加入到麻省理工的行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一方面，你们为麻省理工带来了你们的个人风采：你们所拥有的智慧、活力、思想和抱负；你们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世界观；你们的语言、文化和信仰；还有你们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另一方面，除了你们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才华，你们还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代表着人类领悟力历史上辉煌新篇章的开始。巧合的是，我们相聚在这个具有非凡趣旨的场所，共同开启这一思想进程。

今天上午我们坐在宏大宽敞、绿草如茵的基连广场，“博思沃斯楼”环绕四周。此地及其周围楼群共同构成了我们校园地理的、象征的中心。不仅如此，这些大楼还是一座丰碑：它们记载了人类坚忍不拔的求索之力，用一砖一石彰显着人类理解大千世界的历程。当我们朝着离河最近的楼群望去，就会看见墙上镌刻着的一组名字，他们是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建筑学、艺术和工程界的巨人。其中有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牛顿和富兰克林，达尔文

和巴斯德。这些名字见证了人类在通向现代世界的路途中上下求索的重要里程。这些名字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他们都已作古，而且这个名人榜还肯定是不完整的——名单上全是白人、男性和西方人。有众多理由让人不禁要问：这些智慧的灵魂难道跟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来到这儿毫无关系吗？答案是：绝对大有关系。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曾翻开人生的新篇章——正如今天的你们一样。他们痴迷于数学、科学、工程、设计、艺术和哲学——正如今天的你们一样； 他们满怀希望、一腔抱负、充满好奇——正如今天的你们一样；所以，即使我们不可能全都成为知识巨人，我们每个人却可以为这座不可思议、令人向往、不断延伸的人类求知的长城垒上自己的一砖一石——正如他们所做过的那样。

今天，我想从这面墙上撷取一个名字，跟大家来分享一段你们将要继承的不同寻常的历史，一段关于麻省理工的历史。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名字，你在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所在的1号楼的西墙上可以找到这个名字。达·芬奇生活在500年前的1452至1519年间。试想，500年后的2508年，那个英名身后留下的杰作依旧能激起我们对学术的景仰，那是多么令人称羡！

有些人主要把他看作是画家，是在所有西方艺术最值得称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取得最高艺术成就的两三位大师之一，然而，绘画并非是他花费大部分时间来做的事情。达·芬奇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是雕塑家和发明家，是市政规划师和建筑师。他的广博兴趣和才华揭示了一所大学、尤其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理想之所在。

让我给各位描述一下达·芬奇所具有的与麻省理工的价值取向尤为契合的三大特质。首先，他完全超越了不同知识领域间公认的界限，他所做的每一件

事都与其他的事融为一体，将完全不同的层面相互连接。今天，我们将这种学术态度笨拙地称为“跨学科思维”，但对达·芬奇而言，这只不过是他强烈的好奇心使然，他有探知一切、解释一切、致一切所学为用的欲望。

作为科学家，他对人体结构、地质、树木构造以及水和光的物理特征都进行了极为精细的观察。他绘制、记录、计算过各种力，思考过原因，对自己的想法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试验。反过来，这些研究——他对各种观察对象的深刻了解——使得他的画作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同时，他出类拔萃的绘画能力——三维思考和表达能力——实际上使得他能够把此前难以想象的工程学理念发明、描绘、传达出来。作为解剖学家，他用这些方法图示了人的颅骨及其与大脑的关系。作为工程师，他运用自己对流体力学和地质学的理解，设计出了精妙的运河和桥梁。

同样，麻省理工众多最激动人心的工作正在学科间的交叉路口上进行着：肿瘤生物学与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纳米工程学融合；气候学和对新能源的需求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建筑学和商务世界的实际现实嫁接；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哲学、语言学联姻。在麻省理工，你们每个人都将在掌握某一领域知识的过程中找到快乐和力量——那就是理解自己学问的学问。但我希望你们还能超越这些学科疆域去追随自己无穷的好奇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擦出新思想和新视野的火花，引领你们去超越前人的发现。

Unit2

最近科学为你做了些什么?

如果你认为科学对你无关紧要，最好再想想。科学事关我们所有人，一年中的每一天，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起，整个白天，还有整个晚上。你的数码闹钟，天气预报，你开车所走的柏油路，你搭乘的公交车，你吃烤土豆不吃炸薯条的决定，你的手机，你治疗咽喉痛的抗生素，你家水龙头流出的净水，你在一天结束时关掉的那盏灯，这一切都承蒙科学的恩赐。如果没有科学催生的知识和技术，现代世界将不再现代。

想弄清科学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怎样息息相关，只需设想一下没有科学进步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没有现代科学，将会出现下列情形：

用不上电。从本·弗兰克林18世纪对静电和闪电的研究，到亚历桑德罗·伏特发明第一块电池，再到电磁关系的重大发现，科学一步步深化着我们对电的认识，而今，是电在电话线上传导着我们的声音，通过电视带给我们娱乐，让电灯发光。

没有塑料制品。早在2 0世纪初，一位化学家就研制出了最早的全合成塑料，从那以后，化学界开发出了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各种类型的塑料，从防弹背心到光滑的洁牙线无所不包。

没有现代农业。科学改变了我们今天的饮食方式。在20世纪40年代，生物学家开始研发高产玉米、小麦和水稻品种，这些新品种在化学家们新开发的化肥和农药的配合下，大大提高了单位耕地的粮食产量，进而促成了绿色革命。这些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带来了农业的惊人变化，大范围提高了粮食产量来养活全世界的人口，同时也改变了农业耕作的经济结构。

没有现代医学。在18世纪晚期，爱德华·詹纳尔首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疫苗的功效。到了19世纪，科学家和医生建立起了细菌导致多种疾病的学说。1920年代，一位生物学家首次发现了抗生素。从消灭天花到预防营养不良，再到成功地治疗曾经致命的传染病，现代医学对全球人类健康的影响真是不可估量。事实上，要是没有科学，许多今天活着的人可能早就被现在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夺去了生命。

塑造社会。正如科学影响着你个人的决策，科学知识还帮助我们作出管制性的决定并制定政策，这些决定的结果随处可见。实际上，这些决策太普通, 以至于你从来都不会想到它们。你购买的牛奶盒上为什么会有营养成分标签？学校为什么会检查学生的疫苗注射记录？为什么您厨房的防护板不是石棉做的？为什么往你家的下水道倾倒废机油是违法的？当然是因为有了科学。科学昌明决策，促进我们的健康、安全和环保。

科学并不决定决策，但科学确实给我们在决定想要得到的结果时提供了行动指南。例如：

◆ 想要摆脱小儿麻痹症吗？1940和1950年代，美国社会通过向一个叫做“一毛钱运动”的慈善组织捐款倾力支持对小儿麻痹症的预防和治疗。通过“一毛钱运动”掀起了一场全社会对小儿麻痹症研究的关心和资助。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疫苗使得预防小儿麻痹症成为可能，科学还让我们了解了小儿麻痹症的传播，从而使我们掌握了使用疫苗的方法。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摆脱这种疾病，只要大面积接种疫苗即可。在今天的美国，接种疫苗已成为公立学校入学的常规要求。1988年一批国际卫生机构在全球发起了一场通过广泛接种疫苗来消灭小儿

麻痹症的活动——这场战斗还在继续。到2007年1月，小儿麻痹症已被控制在四个国家的范围内。

◆ 想要得到自然灾害预警吗？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报地震，但科学确实已具备预报飓风何时何地袭击陆地的有效方法。这一知识已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很好运用。全国气象服务中心一直在收集气象模型数据，并根据我们对气候体系的科学认识来分析这些数据。该中心

可基于分析结果发布飓风警报，让市民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安全保障，让社区机构官员做好疏散和应急准备。

科学并不告诉我们应该预防疾病，在灾害来临时提供预警，或者保护我们的地球。人们作出这些决定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但是一旦作出了某一决定，我们就可以运用科学知识来规划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Unit3

诺贝尔奖的争议

诺贝尔奖在其100多年的历史中已然引起了一连串为人所瞩目的争议：有关于显然应得奖者的名落孙山，有评奖标准的前后不一，有引起质疑而后又遭取消的提名，或者把奖颁给了不配得奖的人。另一个引起争议的事实是：诺贝尔奖几乎从未授予已经逝世的人，于是本来有资格的得奖者，仅因成就尚未得到充分肯定就已去世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被忽略的成就

圣雄甘地在1937~1948年间曾五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从未获奖，就在1948年1月30日和平奖提名终止前两天，他被刺身亡。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很可能已经计划在他去世后仍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他，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在该年不颁发此奖。

限制将一个奖项同时颁给三个人的严格规定也是引发争议的原因，因为，如果某个团队有三个以上的合作者，其中的一人或数人就肯定不能获奖。例如，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田中耕一和约翰·芬恩，以表彰他们在蛋白质化学中发明了大分子质谱分析法，该奖项却未能对法兰克福大学物理与理论化学研究所的弗伦茨·希伦坎普和米夏埃尔·卡拉斯的成就予以肯定。另一次广为人知的错失是1965年的物理学奖，该奖颁给了理查德·P . 费因曼、朱利

安·S. 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却没能表彰为证明这三位科学家量子电动力学公式的等价性作出杰出贡献的弗里曼·J. 戴森。

同样，禁止死者获奖也阻止了对恰巧在颁奖前去世的某个合作者成就的认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1953年DNA 结构的发现中起了重要作用，她1958年死于癌症，而四年后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颁给了弗朗西斯·克里克、詹姆斯·D. 沃森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富兰克林的合作者之一）。富兰克林重大且相关的贡献在克里克和沃森那篇如今名满天下的论文

中仅被一笔带过，“我们还从M.H.F. 威尔金斯博士、R.E. 富兰克林博士及其合作者们尚未发表的实验结果和思想中所阐述的有关一般性特征的知识里得到过启发„„”

诺贝尔奖独缺数学奖

诺贝尔奖独缺数学奖一直引发人们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为何忽略数学的大量揣测。一些其他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在数学领域也取得了斐然成就或对数学作出过杰出贡献，例如，伯特兰·罗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50），马克思·波恩和沃尔特·波特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1954）。其他一些数学资质出类拔萃或主要以数学家身份而知名的人被授予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如肯尼思·阿罗（1972）、利奥里德·康托洛维奇（1975）、约翰·福布斯·纳什（1994）、柯莱夫·W.J. 格兰杰（2003）、罗伯特·J. 奥曼（2005年与托马斯·C. 谢林分享）以及罗杰·梅耶森和埃里克·马斯金（2007）。

诺贝尔奖还缺计算机科学奖，而作为一门学科的计算机科学，其历史渊源就是数学。

重发现甚于重发明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留下一大笔财富以用于每年资助“在物理学领域取得最重要发现或

发明之人”的奖励。诺贝尔本人并没有特别强调发现的重要性，但历史上诺贝尔奖委员会一直都是重视发现多于发明：77%的物理学奖被授予发现领域，而发明类只占23%。克里斯托夫·巴特内克和马迪亚斯·劳特伯格在其发表在《自然与技术智力艺术》杂志的文章中指出，这种对发现的倚重已经使得诺贝尔奖偏离了其褒奖前一年对社会作出的最伟大贡献的初衷。

奖励和平活动家还是政治家？

1901年以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多为那些握有能够缔造和平和发动战争权力的国家领袖和政治家们。例如，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日俄两国之间的斡旋是他在1906年获得提名的主要原因。然而，难道他调停日俄战争时所扮演的“快乐的角色”真的足够重要到成为提名人选中的佼佼者？委员会在作出颁奖决定前考虑过罗斯福政策的其他方面吗？

1906年颁给罗斯福的这一奖项饱受和平运动的争议。在某些人看来，这样一个人物根本就不该被授予和平工作的奖项。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人等纷纷发文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诺贝尔和平奖都授予了传统的和平活动家。但罗斯福并非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殊荣的唯一政治家，继他之后被授该奖的政客不一而足。

UNIT 4

研究随时间流逝而变得更令人兴奋

威廉·D ·菲利普斯

几乎从记事起我就对科学萌生了兴趣，到大约五岁时，我就收集了家里用过的装东西的瓶子作为自己的“化学器材”。我用父母给我的显微镜观察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科学仅仅是我童年时为之着迷的事情之一，其他的还有钓鱼、 棒球、骑车和爬树。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显微镜和化学比棒球棒、钓鱼竿和橄榄球头盔更吸引我的注意力。记得在我十岁以前，我就决定要把科学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而且以一种非常有限而天真的眼光开始欣赏物理学的简单与美丽。

我在我们家屋子的地下室有一个试验室，我全然不知石棉、电和紫外光的危险，花了很多时间在那儿试验火、炸药、火箭和碳弧。我父母并不直接参与我的科学试验，他们对我的试验持宽容的态度，甚至在家里的电路因我超负荷用电而全部短路时也是如此。他们总是鼓励我，给我探索、学习和娱乐的自由。

上高中时，我从精彩的科学和数学课堂上得到快乐和收获，但回想起来，那些重点培养语言能力和写作技巧的课程，对我后来拓展自己的科学生涯，和科学和数学课一样重要。我敢肯定，我高中参加的辩论赛有助于我日后更好地作科学演讲；有关写作风格的课帮助我写出更好的论文；而学习法语则大大促进了我后来跟克劳德·科恩-唐努吉的研究团队富有成

果的合作。

读高中时的第二个暑假，我在特拉华大学打工做试验。那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我从指导我的那位研究生那儿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他告诉我说，“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就是把嗜好当作工作来谋生的人。”

在朱尼亚塔学院，我开始真正理解数学和物理学之间的联系。作为物理学前提的微积分既是一项挑战，又是一大乐趣。这时我开始领略到物理学和数学中的美与统一，而此前我却无法欣赏。

在朱尼亚塔我开始了电子自旋共振的研究，而在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度过的一学期加深了我对这一课题的理解。这一经历帮助我成功进入麻省理工的丹·克莱普内尔研究团队攻读研究生，在那里我主攻磁矩的精密测量。但是，在享受着能比所有前人都更精准地测量物体的激动之时，我又为刚刚进入我们实验室的可调谐染料激光器所震撼，因为我感到，它代表着实验物理学新的特征。

在丹·克莱普内尔的鼓励下，我开始了一项新的实验，用激光激发钠原子来研究它们的碰撞特性。我用两种非常不同的研究经历完成博士论文，两种经验都对后来的岁月很有价值。为此我要感谢丹，但更要感谢他的言传身教：你可以在尖端领域从事物理学研究，与世界上的顶尖高手竞争，又保持开放的、人性的和合作的态度。

在麻省理工完成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后，我到位于盖瑟斯堡的国家标准局供职。这既得益于我的强项：从事精密测量的经历，又出于可以得到花部分时间进行激光试验的考虑。于是，我一边从事精密电气测量，一边开始设计一项用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实验。

我们实验室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实验室原子捕获与激光冷却技术的发展为原子物理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它带来了从具有前所未有的精确性的原子钟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诸领域的巨大进展。我时刻都感到这项研究变得越来越激动人心，作为从事研究的物理学者，满足感不仅来自学习新的、意想不到的事物，而且来自跟一个团队一起学习：一群来自全世界的实验室怀有相同理想的科学家——从这些男男女女身上我学到了如此多的东西，能把他们作为朋友（来信赖）我感到很幸福。

UNIT 5

科学和科学的态度

保罗·G ·休伊特

在16世纪，随着人们开始针对自然提出能够回答的问题，科学取得了最伟大的进展——人们开始用对秩序的系统探索取代迷信——不仅用逻辑、而且用实验来检验观点。人们曾经尝试以魔术和超自然力来影响自然界发生的事件，而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用科学来指导自己了。然而，进步是缓慢的，因为反对科学方法和思想的力量还很强大。

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得公众相信，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并正在使用某种“方法”——某种可以获取、组织和运用新知识的极其有效的方法。17世纪著名科学家伽利略通常被尊为“科学方法之父”。他的基本方法如下：

1. 认识问题；

2. 推测答案；

3. 预告推测答案的结果；

4. 用实验来对预测进行检验；

5. 由此得到由三大要素组成的最简单的理论：推测、预告、实验结果。

尽管这一烹调书式的方法列表自有其吸引人之处，但对科学领域中大多数突破和发现而言，却并非成功之关键。错法，非推测性实验，偶然的发现，以及其他方法都可以解释科学进步的原因。科学的成功，与其说靠的是某一方法，不如说是科学家共有的某种态度使然。从根本上说，这种态度，是一种探询、试验以及谦卑地面对事实的态度。当一位科学家认为某一思想是真理，却又发现有反面的证据时，对该思想或予以修正，或干脆放弃。根据科学精神，不管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名气多大，这一思想都必须或受到修正或被放弃。例如，广受尊敬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自由落体下降的速度跟其自身的重量成正比。由于亚里士多德崇高的威望，这一错误观点在两千多年里一直被奉为真理。但从科学的精神出发，一次简单的反证试验即可颠覆权威，不论观点提出者的名气有多响，其追随者与鼓吹者的队伍有多大。

科学家必须接受事实，即使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他们必须区分所见和其愿所见——因为人类的自我欺骗的能力甚为强大。人们传统上都倾向于接受普通接受的规则、信条、理论和思想，而不去追究其正确性，甚至在它们被证明是无意义的、谬误的或至少是有疑问的以后很久——依然如此。流传最广的假设受到的质疑最少。大多数情况下，一旦某一观点被采纳，特别的关注就会被投放到看似支持这一观点的例证上来，而看似反驳它的例证却被歪曲、被视作不重要的或者被忽略。我们深深感到“改变观点”是弱点的显示，然而，称职的科学家必须善于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科学追求的不是捍卫我们的信念，而是去完善它们。先进理论的提出者不是那些对流行观念趋之若鹜之辈。

在其职业之外，科学家并非与生俱来就比别的人更诚实或更有操守。但在

其职业中，他们恪守职业要求的高度诚信。科学的基本规则是：所有的主张都必须是可检验的——至少在原则上它们可以被证伪。例如，当某人主张某一（特定的）过程产生一定的结果时，那么从理论上讲，证实或反证其主张的过程也必须是可行的。一经证实，这一主张会被视为有用并成为新知识的基石。我们谁也没有时间、精力或资源来检验每一项主张，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必须接受某人的结论。然而，我们必须用某种标准来判断某人的结论和另一个人的同样正确，某人的主张与另一个人的同样正确。同理，这个标准就是，该主张必须是可检验的。为了降低差错的可能性，科学家只接受那些其观点、理论和发现具有可检验性的人们得出的论——即使实际上难以做到，至少理论上应该如此。无法经受检验的猜测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具有由来已

久的“强制性诚实”效应——在科学家同行中广受关注的发现通常都得接受进一步的检验。错误（和谎言) 迟早会被发现，一厢情愿的想法一定会被揭穿。于是，对科学进步如此重要的诚信就变得跟科学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了。

Unit6

4G 无绳电话的到来——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

4G 移动通信系统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生存环境、经营模式和社会制度的改变。4G 移动体系有可能会广泛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为我们的社会创造新的信息与沟通环境。人们已然对日常生活中的移动通信服务习以为常，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传统模式相比可能发生重大改变。4G 手机将使得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学习、游戏、工作和购物。于是，人们将从空间的限制和制约中获得解放，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待的处所。作为实在空间的学校、办公室和家居不会消失，但“场所”和“空间”的意义将大大不同于我们传统观念上的看法。

商业结构将发生重大改变，以消费者为目标的行业尤其如此，还会出现新型的行业。服务的提供模式将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主动为用户提供服务”，而不是“要求走出去接受服务”。

移动的政府服务和远程教育将成为只需通过移动网络申请便可享受的项目。尽管还不能马上全面实现在线医疗服务，但一种医生用先进的可移动医疗设施上门为患者提供特别的移动服务的大环境被认为指日可待。移动服务领域的进展可以为大批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产品拓宽市场，包括移动终端、信息设备、家庭网络及智能运载工具等等。

如果说是诸如手机和PHS 这些移动通信设备的服务在过去十年里最为戏剧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或许并不为过。十年前，手机价格还太贵、机型过大不便携带，因此使用者仅限于少数商界用户和其他人士。然而，随着1990年代后期移动通信的爆发式成长，手机成为众多使用者最常用的通信工具。此外，随着电子邮件、内容服务的出现，例如彩铃和游戏以及类似手机网络信息服务等其他应用，移动通信已经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和便利，甚至引起了各种信息媒体间权力平衡的改变。

在今后十年里，移动通信服务有望取得更大进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引发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商务模式和社会体制。随着移动服务的发展，4G 移动体系有望将比今天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生活密切相关。例如，通过配置全方位处理功能的移动终端的六大用途，人们将可以把移动设备当作在城市商店或零售机上安全使用的电子购物工具。如果通过生物鉴定技术（实质性的）鉴定个人身份得以实现的话，人们或许可以通过自己的移动终端设备获得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行政服务在内的各种服务。数据传输速率的大幅提

高将帮助用户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瞬间获得并享受视频软件和高级游戏内容等服务。

在移动环境下，对带有超大数据附件的商务邮件进行处理就可以变得轻而易举，这将使得“案头工作”一词过时。不管人们何时出行，都将能够轻易收到所需的导航信息，不再会因为信息的缺乏而感到不方便。此外，一旦出现诸如发生事故或自然灾害等问题时，人们还可以从其所在的任何地点跟外界取得联系，从而提高我们的人身安全水平。

如上所述，4G 移动系统有可能广泛而深刻地渗透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社会创造一个新型的信息与通信环境。移动通信服务的应用将人们生活中的理所当然，其行为将变得与传统模式大大不同。

人们传统上为了特别的目的而使用数个功能性与重要性不同的生活空间（例如居家、学校、职场、银行、百货店和医院等) 。然而，移动服务却可以超越这些空间局限提供为数众多的类似功能。换言之，它将使得人们能够随地所欲地学习、娱乐、工作和购物；其结果是，人们将从空间的限制和制约中被解放出来，能够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欲在何地。

这是一种从受到诸多制约的“空间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向更为自由灵活的“目标型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然，作为实在空间的学校、办公室和家居将不会消失，但“处所”和“空间”的意义将变得跟传统概念大不相同。

UNIT 7

风险种种

唐纳德·肯尼迪

请记住：人生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某种风险。即使我们并不主动去冒险，但生活和社会本身也会把我们置于风险之中。了解了这些后，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风险的体育运动，如滑雪、高空跳伞、赛车等等。对他们而言，风险与受益的比率是可以接受的。

大多数人并不是理性的冒险者。他们甘愿承担某些远远大于预期回报的风险，却要避免预期回报颇丰的小风险。

当社会就某一行为作出决定时（例如修建大坝或批准一种新药) ，它的选择往往建立在风险和获益的比较之上。如果获益大于风险，假设风险和利益涉及同一个人或群体，工程就会继续进行。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非白即黑的世界，结果有时也并不都是对错之间的选择，尤其是我们还有获得同样收益的其他途径（可选）。那样的话，选择的唯一现实依据就归结为比较每一个选项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人民和政府倾向于反对冒险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立法院、法院以及行政部门通常会从法律上作出更有利于安全的假定，而不是相反。法律对风险的定义常常是模糊的（“对无害的合理确定”或“足够的安全空间”) ，而且很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观念：风险是可以缩小甚至完全消除的。常见的结果是，行政机构或个体决策人作出的法律选择走向了两个极端，几乎没有中间地带。

但有时会有某个区域为风险比较开放，且看以下案例。假设某市政当局打算用氯化消毒法来处理供水，氯有时会与自然水源中的有机物结合，形成氯化烃类混合物，其中某一些有致癌的风险。环保署负责管制这类物质，同时也负责对水传播疾病的监控。在决定氯化消毒的适当程度时，环保署必须在传染病的风险和使用小剂量潜在致癌物质而产生污染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经过冗长的协商，环保署采取了一项平衡风险的举措，结果是决定添加安全（最小风险） 剂量的氯。

或者假设你在服用一种缓解关节炎疼痛症状的处方药。突然，一个大型健康保护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使用的剂量超过病人祛除慢性关节疼痛所需的剂量时，会产生心脏功能异常的风险——该风险是对照组患者的两倍。你得决定在你冒丧失行动能力和忍受疼痛的风险与继续服药的风险孰轻孰重。非处方类的抗感染药物可能引起消化道问题，因此你决定不用它们。你没有家族心脏病史，因此你觉得更能忍受药物影响心脏的风险。最终，在咨询了（你的家庭）医生之后，你决定抛开服药禁忌提示而继续服用。

这里也许有一个跟更大范围社会决策相关的教训。出于诸多原因，许多发

达国家得出了结论认为，核电生产的风险太大，不能用传统的风险/收益体系来评价其应用。然而一项不断增强的科学共识是，在能源生产和工业燃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跟全球变暖密切相关。很显然，商业将一如既往地引发日益增长的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核能是温室气体零排放的另一种选择。但另一方面，它也有风险，包括核事故、核燃料的转换与扩散、高级别核废料管理的不确定性等等。

没错，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不过，跟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农业生产力的变化以及天气影响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等等，也同样在风险之列。权衡这些不同的风险需要复杂而艰难的决策，而作出这些决策对我们这个追求无风险解决方案的社会来说是一项挑战。正如我们在追求保护或改善我们个人健康时要对风险进行比较一样，我们在设法掌控我们的工业经济对环境的影响时，也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进行权衡。在后一种情形下，不对风险进行认真比较就把某种意见排除在外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希望找到安全的解决方案，但两者都难免有风险，我们只能在不完善的方案中作出选择。现实世界是复杂的，

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世界。

Unit8

科学与真理

“欺瞒”不是大多数人将其与科学相提并论的一个词。当今科学受到如此尊重的一个原因在于，科学家留给人们的是一个为无私追求真理而采集数据的形象。在任何关于智慧、学业、偏见、能源的辩论中，“科学认为”一语往往令对手俯首称臣。

然而科学家早已注意到一种欺诈因素的存在——许多科学家都有的一种通过对数据进行有益的润色，以期产生想要的结果的倾向。最近的一起欺诈的例子来自史蒂芬·杰伊·格尔德，一位研究萨缪尔·乔治·默顿博士19世纪重要工作的哈佛生物学家。

默顿那时之所以出名不仅在于他收集了巨量的头盖骨，而且在于他通过分析脑量的大小来测量人的智慧的程度。他的结论是，白种人的脑量最大，印第安人和黑种人次之，因此白种人组成了一个优等的种族。

格尔德检查了默顿的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默顿的结论是一场活生生的欺诈。“我重新分析了默顿的数据，”格尔德在上周出版的《科学》杂志上写道，“我发现它们是假设和欺诈的结合，也许他不知不觉中受到人种优劣偏见的驱使——他的同族人在上，奴隶们在下。”

格尔德发现，默顿是以略去令人尴尬的数据的方式，采用不正确的程序，犯简单的计算错误（往往是对自己有利），而且改变了自己的标准。当然，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

孤立来看，那样的发现并不特别令人烦恼。默顿现在已经完全不被人们所相信了。科学家们不相信人脑的大小决定人的智力，默顿的原生种族论牌子已经过时了。

但格尔德接着说，默顿的故事仅仅是“科学工作中常见问题的一个突出例子。”某些科学界的领导人物据称也是使用过欺诈手段的。

其中之一就是格里戈尔·门德尔，那位以其工作成为现代遗传学奠基人的波希米亚修士。

门德尔的成功取决于在他培育杂交植物中发现优势与隐性性状3∶1的比率关系。他发现了这一比率。但最近科学家们重新检查了他的数据，发现他的结果好得简直难以置信。和默顿一样，门德尔也是自己露了马脚。

艾萨克·牛顿显然也有此嫌疑。格尔德出，“牛顿错误地把三个数据放在一起来支持至少三个他无法证明的主要观点。”写下了煌煌巨著《天文学大成》的希腊天文学家克劳迪厄斯·托勒密显然也难脱干系，他在书中提出了以地球为核心的太阳系的观点。近期的研究表明，托勒密要么杜撰了一些主要的数据，要么大量使用了欺骗的手法。

所有这一切十分重要，因为欺诈手段仍然大行其道。例如，在关于糖精的争议中，值得注意的是，由制糖业赞助的所有研究都发现人工甜味剂是不安全的，而由健康食品业赞助的所有研究则认为糖精没有问题。

没有人指出过科学家的不诚实，他们只不过很自然地拥有那么一种寻找支持自己信念的数据的强烈倾向。相同的倾向几乎可以在今天有争议的各个科学领域被观察到——关于种族与智力关系的争论，有关核能的争论，等等。

欺诈手段转变成真正的诚信丧失仅仅是偶尔有之。可以举例的是西里尔·伯特的研究，他是一位英国科学家，其研究被用来支持人的智慧主要靠遗传的观点。现在看来，伯特不仅杜撰了他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而且编造了两个合作者，并把他们的名字署在自己的科研论文上。

格尔德从其对默顿的研究中汲取的道德教训并不是说科学家都是邪恶的，而是说他们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是人，因此也应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有可能受到怀疑。格尔德指出，“这个故事中的问题出在一种天真的信念：纯粹的客观性可以通过深植于人类文化传统中的共有信念来获得——这其实是自我反省的必然失败。”

换句话说，对科学既要听其所言，但还应持一份保留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