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社会文化矛盾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迁

导语：近代的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动荡和政治变迁？魏光奇从年鉴学派的三时段论入手，提出中国近代以来处于三个时段的叠加期，存在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矛盾，而且这种长时段的变动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作者：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清代和中国及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外思想比较研究。代表作有《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等。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动荡——没有一个十年是没有事的。

为什么是这样？在我看来这是存在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矛盾。中国到了近代历史时期，发生着非常深层的变动，而且这个变动它始终没有完，如果再过一百、两百年回头看，就会发现从184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时期，到现在都还没有终结。

在这个时期，贯穿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变动，导致了社会表层的结构非常动荡。

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论

法国著名的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布罗代尔曾经提出一个历史的三个时段理论。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历史三段论

第一个是短时段，短时段里对应的内容称为“事件”，在几十年里，都会爆发这样一个事件，比如辛亥革命、二战、1949年新中国等等这些的突发的事情都是一个短时段的事件。

第二个是中时段，比如几十年，一二百年，对应的内容叫“事态”，事件是在事态的基础上发生的。

第三个是长时段，长时段对应的是“结构”，结构长期不变或变动很少，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事态和事件是在结构的基础上发生的，好像人们看戏剧时，一般比较注意舞台上的表演，却对舞台本身不太重视，其实舞台很重要，任何一个剧团都不能超越舞台去演戏。

根据这个三种时段的理论，布罗代尔认为看历史要把这三者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能光看一个事件本身，还要看到发生这个事件的事态和结构。

中国古代史体现着三个时段的动荡

把这个理论用来观察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动荡也符合这三个时段。

首先是短时段事件，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迭就是代表，政权动荡时候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可以看作一个事件。

其次是中时段的事态，这种动荡持续时间一般是一百年。中国近代史之前，有过两段中时段的动荡，第一个是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公元184年）到西晋统一全国（公元280年），将近一百年的时段；第二个是从唐末（859年）到北宋（960年）统一，基本也是一百年。这两个中时段的动荡其实都是王朝的危机，王朝难以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过程中又使得地方军阀强大了起来。

再次就是长时段的动荡，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战国之前的历史。在商以前中国没有中央集权，实行的是分封制，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秩序瓦解了，从春秋到秦统一的五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总的结构性的变化，从原来的分封制变成了君主专制。秦统一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结构都相对稳定。

中国近代为什么有这么多动荡？

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的动荡，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三个时段的叠加。

短时段事件，表现为王朝的更替。近代以来，清政府垮台、北洋政府垮台、国民政府垮台，这都是短时段内发生的。

中时段的动荡也有表现，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湘军兴起、督抚专权等，直到辛亥革命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实现独立，此后又出现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等，始终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到国民党时期，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实际上也统一不了，这短时期处在一个分裂时期，直到1949年，这样算起来也是近100年。

长时段的动荡就表现为西方列强入侵之后中国的改变，当时李鸿章形容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且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入侵者都比我们野蛮，这次入侵者从海上来，而且枪炮各方面比我们还先进，按现在的说法，从此以后中国就开始西化或者现代化了，社会发生了大的结构性变化。

近代之所以这么动荡，就是因为历史上的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动荡在这一个时间里叠加在一起了。

为什么三个时段叠加会导致深层社会文化矛盾？

为什么三个时段的叠加会导致近代这种深层社会文化矛盾，以致于有这么多动荡呢？

这里要用到马克思·韦伯的一个概念——理想态，社会类型有一个理想态，这不涉及价值判断，就像一个人，身体健康就是理想态，生病了生命不能维持就是破坏态，这个概念不涉及阶级政权的价值判断。

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理想态（idealtype），可用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原因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理想态，中国处于东亚大陆，相对来说比较隔绝，古代社会有它自身的理想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比较稳定，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社会就是“好”，只是说它处于稳定状态。

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入侵，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不能说这些文化不好，这些在西方都很好的东西，却给中国带来了被动的变化。西方的文化到了中国不是从政治顶层设计开始的，而是一点一点被中国所接受的，在西方文化中建设性的东西，作为个别的社会文化因素纳入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都变成了破坏态，破坏了中国本地的社会稳定结构。

当然，这里的破坏态不是说西方文化不好，而是说它对中国原有的社会具有破坏性。

农重轻商、社会均平：传统社会理想态的八个表现

中国传统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使得社会稳定的理想态可以分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农重商轻。过去常说的“重农轻商”是政策层面，这里的“农重商轻”是一个状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地理环境上有几个大河流域，自古以来农业发达，但是商业在中国的意义有所不同。就拿中国的钱币来说，中国古代钱币很发达，但这不代表古代商业发达，因为中国古代实际上有三种商业，第一种是农村集市贸易，老百姓买卖农具、粮食，在一个集市上就能解决；第二种是短途贸易，如果得病了，在集市上没法解决，就要到县城去看病抓药；第三个是长途贸易，把南方特产弄到北方去，这和老百姓没有关系，都是贵族官僚富商的需要。所以在古代社会，商业特别发达不是很健康状态，这不是说明社会生产发展到有资本主义了，而是说明贵族官僚商人有钱了，可能会腐化了。

中国古代钱币发达，但这不代表中国古代商业是资本主义的表现，商业发达时候通常表示上层阶级腐化

所以，农重商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态，一旦农民种粮食不赚钱，全部出去做别的事情，不是古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而是发展到快走下坡路的时候了。

第二，社会均平。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公平，比如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老百姓只有有了稳定的财产，他的心才稳定，没有恒产就要造反。为什么强调社会要公平？有这么两个原因：首先是生产力比较低下，少数人要聚敛那别人就活不了了；其次是孟子讲的“为富不仁”，孟子讲的是政治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富人，中国古代的富往往不是通过正常手段取得的，这也会造成社会人心不服。

第三，华夷之辨。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差序结构，用现在的话说是“天下观”。现在人们认为世界由200多个国家组成，但中国传统社会“天下”只一个，中间是中国，旁边是诸夏，再往边是夷狄，每层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在这种结构中，中央政府主要靠文化感召力解决民族问题，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第四，中央集权。近代有一个词叫“内重外轻”，中国传统时代中央集权是理想态，地方增权是破坏态。传统社会的中央集权有几个好处，第一是不战乱，第二是皇帝为了稳固江山，会治理腐败。如果中央和地方分权了，那么这个社会可能就不那么稳定了。

第五，国强民弱。古代民间社会一共就四种势力：官绅民匪。如果民风强悍，士绅横行、老百姓说反就反，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中国地方的“民”不单是一些普通老百姓，中国自古以来有豪强集团，在古代被称为“私家”，比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就是四世三公，私家如果把地权、商业、政权几个集到一起，就会成为一种私人势力，这种势力和国家的势力不一样，国家并不希望这种势力成长。

第六，兵精政简，意思是国家机构小事少。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两种治理思想，儒家主张“兴利”，认为国家应该多管事帮助老百姓谋利益；法家主张“除弊”，认为当官的一天到晚给老百姓找事做，会使得中间的经手人趁机捞便宜，最后老百姓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因此主张“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秦以后的政治是儒法结合的，儒家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法家在政治运作上得到了更多体现。

第七，轻徭薄赋。假如赋税很重，意味着可能统治阶级腐化，皇帝自己想多捞钱，或者是中间的经手人层层加码；也有可能是因为国家内忧外患，有的事不得不办。

第八，重义轻利。这是儒家的一种观念，属于道德领域，做事先问对不对，再问能不能得便宜。现代社会人们彼此之间如果没有道德，互相坑害会非常厉害，这要有重义轻利的价值来矫正。

近代西风东渐破坏中国的理想态

中国传统社会两三千年以来基本稳定，原因就基本能保持这些理想态。到了近代社会，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这些东西在中国变成了破坏态，挑战中国传统社会力量。

第一，西方工业社会是重商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讲，商业发达意味着官僚、贵族腐化。尽管这两个“商业”在意思不一致，但是实际上影响到中国的问题。

第二，公平问题的改变。西方社会一般效率优先，工业社会是要讲投入和产出的，企业家肯定是以效率优先。

第三，民族主义兴起。民族主义是从西方兴起的，中世纪没有民族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才逐渐形成了意大利民族、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影响到近代的中国，还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比如清末，列强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当时强调边疆地区独立的不是当地从来没出过门的牧民，而是到大城市甚至到国外接触过教育的当地精英，这些教育没有淡化他们的民族的观念，反而使得他们有了民族国家意识，想要强调独立。

第四，地方分权。西方地方分权和个人本位的社会、国家形成过程、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有关系。比如像美国联邦制，很多医疗、卫生机构都是地方自制。

第五，民主，公民获得更多权力。中国很忌讳私家太强，但到近代这种条件比过去还要好，过去只靠土地兼并，近代还能依靠金融、商业，出现很多利益集团，比如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这都是问题。

第六，国家主导型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是自发的，但中国要没有商人基础，就得靠国家指导。比如洋务运动要办企业，用的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怎么都离不开官。直到现在的很多地方要搞发展，也还得靠政府，机构越来越膨大，但要回到过去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古代政府机构没有那么膨胀，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事，比如说过去人们都是念私塾，可是实行现代教育必须要由政府来主导。

第七，西方社会重税。在中国如果收重税会出很多问题，比如辛亥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民变”，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办教育、办警察、办实业，割地赔款都要靠老百姓自筹，加征重税导致了近代社会很多民变。

第八，功利主义。现在社会天生就要讲功利，比如办学校，很多人都质疑大学办成了职业介绍所，学生主要为了学具体技艺去社会就业。

这些是西方社会文化基层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拆分开来传到中国，时间点也不一样，融化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系统当中，对抗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态。

晚清民国时的社会动荡的表现

晚清和民国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很多具体领域都是进步的，但是社会维持不了，整个社会贫穷、畸形、紊乱，最后整体崩溃了，

以前每学期组织学生看老舍的《茶馆》，电影讲了一个茶馆经历了清末、20年代北洋政府和40年代国民党，这家茶馆从个别的角度说在不断的改良，从典型的中国式茶馆，到变为有大鼓书，再到40年代末都开始有了招待，这就是一种改良。但电影最后有一句话：“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具体的东西不断在改，可是最后社会还是整体崩溃了。

比如三农问题，“土地问题很重要”不是共产党一家之言，国民党的农村改革也很活跃，国民党三民主义也有个“平均地权”，都看到这个问题了。

商业社会农业变得不稳定，传统的土地问题是土地兼并造成的，但到了商业社会，农产品的价格是在几万里之外的纽约决定的，这造成农业的不稳定。

农村文化也在不断衰落。过去中国社会的重心在农村，这不是抽象的，而是说具体的人财物都在农村，比如科举制度基础教育就在农村，中了秀才还做不了官必须还在本土待着，有的举人可以做官，做完官之后还得回来搞乡里的建设。中国过去只有京师是个城市，因为它是首都，上海在1853年以前就是个县，近代城市兴起，城市住房、医疗、娱乐和事业都好，人们都想涌进城市，教育制度改革之后，学的都是西方文化，都是现代文化，也没人再回农村了。

思想文化上也很紊乱。中国五四运动把旧的东西都被批判了，但中国人对西方的东西了解不深，鲁迅曾经提到过中国的实用主义，在讲起占别人的便宜的时候，会用到西方的互助主义，在讲起要突出贡献的时候，就想到个人权益。中国在思想没有一个很正统的东西继承下来。

辛亥革命爆发的四种力量

辛亥革命是近代很重要的动荡。辛亥革命怎么爆发的？清政府怎么灭亡的？

第一是革命党。同盟会两万多会员都是知识分子、学生、留学生。过去将学生归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片面性，它只承认经济上的阶级，而忽视文化上阶级性。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者有恒心”就是士。

但新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了，新知识分子追求不一样，追求民主、改造社会，或者在某一个具体领域，比如医疗、教育方面做出贡献；知识结构也不一样，传统学的是四书五经，新学堂学的是新学。这使得旧的体制装不下这些新知识分子，过去的体制能把知识分子笼络过来做官，中国科举制的很少有人造反的，据说辛亥革命中，举人造反的就是一个，举人以上没有造反的。

可新的知识分子不这样，他们跟国家没什么关系。他们就成了同盟会的基础。

第二个是所谓的立宪派。人们过去老说立宪派是资产阶级上层，这没有什么根据，只是当时这些地方绅士要办教育、办实业，跟地方官府有矛盾，政府不同意于是就分道扬镳。

第三个是底层民众，列宁说“民变造就了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当时的群体性事件特别多，根据有限的几份报纸统计，辛亥革命前每年就有二三百起。民变怎么来的呢？直接原因是要办新政，这导致了夺权、贪污，以及中间的文化冲突：当时为了查清人口数量要查户口，但是中国的文化有一个特点，中国人的八字是个人的隐私不能告诉别人，比如孔飞力的《叫魂》里就说过这种民间流传用八字做巫术的事情。当时调查户口，有人造谣说这是因为外国人要修铁路，一根枕木下面要埋一个人的八字，要不然铁路就修不成，老百姓一听就急了，这真是要命了，这就是文化冲突。

孔飞力《叫魂》中提到清代人们相信用头发、八字可以施行巫术

第四个力量是军阀。北洋军阀怎么形成的？当年为了镇压天平天国起义，让各地搞团练，曾国藩的湘军因此而兴起，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湘军成为了很大势力，督抚、提督、知府、总兵在全国都有，逐步形成了督抚专权，直到清末大权落到袁世凯手中。武昌起义之后，清王朝实际上是亡在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手里，可见天下分裂的局面在晚清已经奠定。

北洋军阀最后成事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承担，清朝灭亡，没有新的能统一的力量，后来国民党、共产党力量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那时候中国唯一能够担负起天下兴亡的力量就是军阀，所以政权落在军阀手里一点都不奇怪，别人谁都不行。

民国时期新式政党的成立

国民党、共产党都可以叫做新式政党，基本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新起的力量，当然这二者有区别。

民国时期这么乱，和国民党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民国时期这么乱主要不能怨国民党。国民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三年之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再过不到十年就是抗日战争，而且一打就是八年。在那种情况下，国民党也还做了点事，包括发展商业、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实现抗战胜利。

当然国民党也有问题，因为它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政党，是一个大杂烩，北伐的时候，各路军队是凑进来的，广州的黄埔军校只是其中一支力量，还有滇系的、桂系的，加上后来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和后来的张学良的军队，一改编全都成了国民政府，旧势力是它的基础，它的腐败、山头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共产党也是新型政党，而且比国民党新，一切都是从头来的。

共产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理想——共产主义；有自上而下严密的组织， 从农村做起，动员能力强；有国际背景，有苏联的支持，这很重要，因为不能从目的论来说明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比如现在很多学生学历史，只要问他为什么项羽和刘邦之间后者取得了胜利？学生肯定会回答“因为刘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不对的，历史上谁胜谁败归根到底是力量对比决定的，谁力量大谁胜，当然还可以继续问“为什么力量大？”但是不能把中间的环节省了。共产党能够打赢国民党的原因是共产党力量比国民党大，共产党为什么力量大？可以再去探讨原因，而不能糊里糊涂地说“国民党是反动派”。

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三层意义上的动荡

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这三层意义上的动荡：第一，结束了短时段动荡，政权更替，起码比国民党稳定；第二，结束了将近一百年的军阀动荡；第三，虽然没有完成长时段的结构变革，但也正走它自己的路。

对于历史要看到必然性，也要看到局限性。就像辩证法，任何一个社团内部都是有矛盾的，都有肯定和否定的因素。

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它还处在结构性大动荡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和晚清社会属于同一个阶段。

所以说，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共产党统治，既有差异性，也有同一性，它们都处在一个长时段结构性变革的过程中。

人民共和国政治变迁的三个来源

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变迁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苏联制度；第二个是带有毛泽东个人色彩的一些主张、制度和做法；第三个是中国传统。

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这三个来源的结合，而且在不同阶段，这三者起的作用不一样：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基本上是苏联制度的为主；文革十年是毛主义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是以传统的制度为主，这里的传统制度指的是政治组织形式和运作形式，而不是说改革开放回到了过去。为什么苏联解体了，中国没有解体？因为中国的制度跟苏联不是一个根，中国现在的制度有其自身基础。

十七年里的政治制度

怎么理解十七年（1949~1966年）里的政治制度的苏联根源呢？可以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来说，这本书影响特别大，和毛理论有相通的地方。

德热拉斯在书里称当时以苏联为首的13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现实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发生不可解决的矛盾，就会爆发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现实是，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都是落后国家，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这些东方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意思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必然，但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是普遍规律。

18世纪西方国家能够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始工业化，需要两个因素：第一，原始积累，比如当时西方国家有非常重的圈地运动；第二，市场。等到20世纪，这些落后国家要搞工业化时候，这两个因素都没有。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解决市场问题呢？就是闭关锁国，国外东西再便宜也不买，把自己的工业体系搞起来，就像过去所说的“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怎么解决原始积累问题？方式就是挖掘内部潜力，国家内部潜力说来说去就是农民。可是国家很难把农民手里的东西挖到自己这儿来，小农经济的时候，比如想买粮食和燃料，农民不卖也没办法。于是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合作化。

合作化的本质不是要搞共同富裕，而是剥夺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和产品销售权，使得这些权力归生产队所有，国家的钱就从这儿来。

国家用低价收购粮食之后，卖给城市的工人，保证工人用低工资也能生活，那个年头40块钱能养一家子，因为粮食、蔬菜什么都便宜，这些生活必需品便宜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可以很便宜，而当时的企业都是国有，工人工资少意味着集体的利润就高，国家税收也高。表面看这个钱是国家从企业拿走的，实际上是从农民身上拿走的。

这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会把农村搞垮了。1956年，苏联的农业生产率达不到1918年十月革命之前，农业是萎缩的，所以苏联到赫鲁晓夫时期要改革，这种剥夺农民的制度是不能长久的。

所以，一个制度有其合理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就是剥夺农民，一旦国家工业体系建立之后，这种制度就得改革。

德热拉斯在1958年写成这本书，他把社会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就是列宁时期；第二是官僚，斯大林时期；第三改革的，赫鲁晓夫时期。当时东欧都进入改革阶段，只有亚洲国家还在官僚社会主义时期，将来他们也会改革，果然后来我们国家也改革开放了。

德热拉斯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把旧的地主都打倒了，虽然自称没有阶级，但实际上是有的，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官僚阶级，被统治阶级是工农群体。

这些国家宣传它们是平稳的，比如过去一般工人挣三四十块，国家主席也不过挣三四百块，干部挣的也不多，这没有剥削。德热拉斯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说法的错误：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拿走了工人剩余价值的一大块，剥削看得很清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看起来没有剥削，但其实也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讲，国民收入再分配就是国家以税收等方式拿走一大块，这部分钱本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德热拉斯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钱花到特权阶级身上了，他们有别墅、仆人和高级的医疗设备等，这些特权阶级以这种方式拿走社会产品。而且这里面还不涉及现在所谓的贪污等，计划经济里没有贪污受贿。

现在文革学术界有个很具体的问题是讨论毛泽东看没看过《新阶级》，一般认为他是看过的，毛泽东当时提出来的中国出现官僚主义阶级，要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等，和德热拉斯的观点有某种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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