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成书之探索]商榷

《〈楚辞〉成书之探索》商榷

熊人宽

摘要：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但缺少文献佐证。汤先生认为：“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楚辞章句》的惯例”。断言：“《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而书中许多《九歌》、《九章》有注而《九辩》未注的反证，否定了此论断。《楚辞释文》编者既更改了《楚辞章句》的书名，又更改了《离骚经》的篇名。可见它不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

关键词：《楚辞章句》；《九辩》；结集成书；王逸

汤炳正先生《〈楚辞〉成书之探索》之文影响很大。其结论已经被学者广泛征引，如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楚辞类小序”、“楚辞章句十七卷”；周建忠《楚辞考论》论“楚辞的形成”等 皆用汤先生之观点。汤序波先生说：“学术界现已普遍接受了他的这个观点。如蒋南华、赵逵夫、崔富章、周建忠等先生一再为之肯定与称引。”下面仅就此中文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基础脆弱1

汤炳正先生1963年发表的《〈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探索》[1《江汉学报》1963 01 P49-57] 其“《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但缺少文献佐证，距离“史实准确，考证扎实”还差很远，只是个“猜想”而已。

学术研究需要猜想，但是不能把猜想说成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不能不顾众多反证，“仅仅以五代时期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为基础”，就推演出“《楚辞》编辑五阶段论”。 黄灵庚先生说:「汤先生的结论仅仅以五代时期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为基础，没有其他文献材料得以佐证，未免有些脆弱、单薄。《楚辞释文》的目录是否即是刘向、王逸《楚辞》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断语。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则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说明《楚辞释文》并非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2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郭建勋先生说：「汤炳正先生据《释文》古本，将《楚辞》的编辑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并推测刘安及其宾客将当时所能收集到、并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与宋玉所编之第一组‚楚辞‛合，再附上《招隐士》一篇，汇成一个集子，集名曰‚楚辞‛，也就是说，刘安时已有了命名为《楚辞》的合集本了。⑧我们认为，以刘安居于寿春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充足的财力、人力，当然不能排除他组织宾客搜集、整理屈作的可能性。但汉武帝时，还没有裒集此类作品的风气，在《史记》以前，亦无‚楚辞‛之名。验之史实，《汉书•淮南王传》言刘安及其宾客之著述甚详，却并未提、及所谓. ‚《楚辞》、‛，王逸《章句》及高诱《淮南鸿烈解叙》于此事亦未着一词，且迟至《艺文志》，也只载‚某人赋若干篇‛或‚某人歌诗若干篇‛，

仍未出现任何形式的‚诗赋‛集子。要言之，刘安及其宾客虽罄理过屈原辞作，但都是以单篇形式进行的，而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编集起来。」「自刘安给《离骚》作《传》以后，屈作的注释者亦逐渐增多，但由于它们当时是以‚篇‛为单位流传的，因而现在可知的当时的注本均为单篇，且都是屈原的重点作品。《楚辞章句•天问叙》曰:‚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杨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又《离骚叙》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以上王逸所言之作，今皆不传，未能详考，但除刘安之《传》外，西汉有刘向、杨雄解说《天问》，东汉有班固、贾逵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却清楚地表明了王逸以前汉人以单篇形式注解屈辞的真实情况。」[3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P64）

怎么理解：“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 2

汤先生说:“根据传统的说法，都认为《楚辞》是汉代刘向编纂的。这个说法，是《楚辞章句》的著者东汉王逸首先提出的。他在《楚辞章句》的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1（P49）]

胡念贻先生也说过：“王逸《楚辞章句》叙里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这十六卷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贾谊、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拟《楚辞》的作品。这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依据的本子。”[4《楚辞选注及考证》（P264）]

陈锦剑先生也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刘向将屈作与‘后世雄俊’之辞作为了十六卷。”

[《〈楚辞〉专题研究》广州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0 05（P22）]

这些说法似乎都是对“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的误解。

《楚辞》中汉人称之为“经书”者只有《离骚》。若刘向“典校经书”是指《楚辞》，则刘向的《九叹》（《楚辞章句》第十六）不应包括在“典校的经书”之内。刘向不可能把自己写的《九叹》，称为“经书”、列入“典校”之列。 今本《章句》中的《惜誓》第十一，《招隐士》第十二，《七谏》第十三，《哀时命》第十四，《九怀》第十五。这些汉人的作品都难以称为“经书”、需要“典校”。故不能依据王逸此记判定“刘向所集之《楚辞》为十六卷”。这里的：“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5《楚辞补注》（P48）] 可能是指“典校《离骚经》分为十六卷”，而不是“作《楚辞》十六卷”。

黄灵庚先生指出：王逸“没有说过刘向集《楚辞》十六卷的话。无论是五代时期的《楚辞释文》十七卷本，还是今传《楚辞章句》十七卷本，皆非刘向所为。”[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4）]

郭建勋先生也认为：「应劭《风俗通义》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见刘向典校的书籍，大都是写在竹简上的，偶用丝帛，亦限于经书，故经有称‚卷‛者，而‚诗赋‛则全称‚篇‛，无一称‚卷‛，刘向焉能编‚《楚辞》十六卷‛? 」

[3《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P65）]

《汉书•古今人物表》将先秦历史人物分为九等，（其上上为圣人，上中为仁人，上下为智人。）屈原和孟子一样，位列“上中仁人”。所以汉人把屈原的作品称“经”并不为过。

《楚辞章句》原始是多少卷？3

（一） 王逸的“作十六卷《章句》”

1、汤炳正先生说:「王逸《楚辞章句》自叙云:‚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旨之趣，略可见矣。‛是逸所为《章句》，只有十六卷，并不包括《九思》在内。」[1（P56）]

如果汤先生的“逸所为《章句》，只有十六卷，并不包括《九思》‛成立，那么它就与汤先生：纂辑《楚辞章句》“把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后面‛[1（P52)]的观点相悖。也与《隋书》：“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之记不合。

2、黄灵庚先生说:「王逸又说，‚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是承接刘向‚分为十六卷‛来的，其所举的例子，‚以壮为状‛，即出现在《离骚》之中，与《离骚》以外的其他作品没有关系。所以，王逸‚作十六卷《章句》‛，当也是指《离骚》一篇分为十六章说的。」[2（P4）]

黄先生的论断，自可成一家之言。但是，若‚作十六卷《章句》‛也是“指《离骚》”的话，王逸行文似乎没有必要如此重复、如此含混不清。

《楚辞章句》：“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其前一半：“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事不要括。”说的是《离骚》。（正如汤先生所说：「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后半段：“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是指王逸的《章句》。二者的主语、宾语皆不同。“分十六卷”与“作十六卷《章句》”，理当不是同一事物。「这里的“合之经传”可以理解为王逸作《章句》时援引了前代经、传著述，用古代典籍来证明自己的解释。」[陈锦剑《〈楚辞〉专题研究》广州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0 05（P12）]

（二） 《隋书》的《楚辞》十二卷？

唐 修编的《隋书 志第三十 经籍四 集部》曰：「《楚辞》十二卷（并目录 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6《隋书》志第三十 经籍四 集部] 隋、唐所见《楚辞》乃“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共“十二卷”。 黄灵庚先生的考证

《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有：“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7范哗《后汉书》]

黄灵庚先生考证:今有在范哗作《后汉书》之前的六朝遗物《王逸集》的‚象牙书签‛得以参证，‚象牙书戮‛云:‚ 初元中，王公逸为校书郎，著《楚辞章句》及诔、书、杂文二十一篇。‛ 其‚内容真实可信。‛

《隋书•经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论》八卷，后汉待中王逸撰。亡。‛《旧唐书•经籍志》有‚《王逸集》二卷‛。…… 据此可以断定，《正部论》八卷(即八篇) 属于‚杂文‛之类。《王逸集》二卷(即二篇) 当是包括‚诛‛、‚书‛、‚赋‛、‚论‛等的王逸的诗文总集。如果《隋志》记录可靠，在‚二十一篇‛中除去《正部论》八卷，再除去《王逸集》二卷。则六朝时期所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应为‚十一卷‛本(即十一篇) 。

考《隋书•经籍志》，其著录有王逸注的‚楚辞十二卷‛，则《楚辞》有为十二卷者。其又云：‚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参见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黄灵庚先生的考证可备一说。只是与王逸《楚辞章句》中的“作十六卷章句”不合。不知那个正确？

（三） 今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

今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与书中的“作十六卷章句”，以及与《隋书•经籍志》“《楚辞》十二卷（并目录 后汉校书郎王逸注。）”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至今未见合理的解释。不知王逸《楚辞章句》原始到底是多少卷？

《楚辞释文》非《楚辞章句》原始篇 4

汤炳正先生说:「《楚辞释文》的篇次，却跟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相合。因为这个篇次是《九辩》在前，《九章》在后，所以王逸的《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辫》中‛。洪氏的这一重要发现，也见于他的《楚辞补注》目录后。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如《七谏》注云：‚已解于《九章》篇中‛; 又《哀时命》注云：‚已解于《七谏》也‛。因此，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是不容臵疑的事实。近刘永济先生的《屈赋通笺》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他认为王逸的《楚辞章句》，于《九歌》、《九章》的叙文中都不释‚九‛字之义，而在《九辫》的叙文中则曰：‚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这更证明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跟《楚辞释文》的篇次相同。」[1(P50)]

汤先生把一些没有确证的片面看法，认定为“不容臵疑的事实”，似乎太草率了。

（一） “‘九’字之义，在《九辩》中释之”不能证明《九辩》篇次在前

汤先生认为：“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王逸的《楚辞章句》，于《九歌》、《九章》的叙文中都不释‘九’字之义，而在《九辩》‛中释之。‚更证明了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1（P50）]

龚俅先生反驳说：「《离骚》，其提到‚九‛字者有‚指九天以为正‛、‚滋兰之九畹‛、‚虽九死其犹未悔‛、‚启《九辩》与《九歌》‛、‚思九州之博大‛、‚九疑缤其并迎‛、‚奏《九歌》而舞韶‛等，而对这些语句中的‚九‛字，王逸亦均未作解。难道我们能据此断《离骚》的篇次在《九辩》之后？」[8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姜亮夫先生言：‚《招魂》一篇，依《释文》次，则后于《招隐士》，而《章句》释‘招’字，不在《招隐士》篇，乃在《招魂》篇‛。（《楚辞学论文集〃洪庆善楚辞补注所引释文考》）故以‚九‛而定何为旧本，也并不可靠。」[9 王宏理《〈楚辞〉成书之思考》《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1 P42-51]

（二） 《哀郢》注：“此皆解于《九辩》中”的问题

龚俅先生指出：前人由王逸的《哀郢》注：‚此皆解于《九辩》中‛，推测‚《楚辞释文》篇第，盖旧本也‛由来已久。……然诸说实有值得检讨之处。 王逸在《哀郢》“尧舜之抗行兮”至“美超远而逾迈。”（八句）之后的“注”曰：“此皆解于《九辩》之中。”（P136）是个“特指”。前人没有分清原委，把它当作“泛指”，并误解为“《九章》注‘皆解于《九辩》中’”，从而武断地得出：“《释文》篇第，盖旧本也”。

龚俅先生说：《九辩》“尧舜之抗行兮‛至‚美超远而逾迈‛共十六句。这十六句中，前、后各四句完全‚抄袭‛《哀郢》的八句，中间又插入了宋玉所发挥的‚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等八句。王逸在注解时，为了避免重复，选择在《九辩》中作注。因为解释了《九辩》的十六句，也就解释了《哀郢》的八句。这与《九辩》和《哀郢》的篇次前后无关。 类似情况在洪兴祖的《补注》中也有。如《国殇》‚左骖殪兮右刃伤‛。《补注》曰：‚骖，见《远游》。‛（《远游》的篇次¸各版本都在《国殇》之后。）这是因为《远游》中：‚服偃蹇以低昂兮，骖连蜷以骄惊。‛‚骖‛和‚服‛对举，把‚骖‛与‚服‛一并作解，能够更清楚地解说词义。故洪氏把：‚骖‛放到《远游》中去解。[参见8 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下面再看王逸“注”《九歌》、《九章》、《九辩》“共文”之“常例”：

还是先看《哀郢》与《九辩》：

《哀郢》“忽翱翔之焉薄。”王注“薄，止也。„„”（P134），《九辩》“超逍遥兮今焉薄？”（P184）之“薄”未注。《哀郢》“忠湛湛而愿进兮，”王注“湛湛，重厚貌。”（P136），《九辩》“骛诸神之湛湛。”（P196）之“湛湛”不注。

再看《九歌》、《九章》（《哀郢》除外）与《九辩》：

注《云中君》“猋远举兮云中”之“猋”，而不注《九辩》“猋壅蔽此明月”；

注《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宫”之“蹇”，而不注《九辩》“蹇淹留而无成”；

注《湘君》“横流涕兮潺湲” 之“潺湲”，而未注《九辩》“涕潺湲兮下霑轼”；

注《湘君》“聊逍遥兮容与”之“逍遥”，而不注《九辩》“聊逍遥以相佯”；

注《湘君》“邅吾道兮洞庭”之“邅”，而不注《九辩》“邅翼翼而无终”；

注《惜诵》“惜诵以致愍”之“诵”，而不注《九辩》“自压按而学诵”；

注《怀沙》“伯乐既没”之“伯乐”，而不注《九辩》“无伯乐善相”；等等。

从《章句》全书的注释来看，依“见于前者即略于后的惯例”，则《九辩》之篇次 当在《九歌》、《九章》之后。[参见8龚俅《〈楚辞〉研究三题》]

有这么多的反证，当可否定汤先生的：“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是不容臵疑的事实。”[1（P50）]

（三） 《楚辞释文》《九辩》为何置于《九歌》之前？

汤先生曰：“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不仅在《九章》之前，而且在《九歌》之前，跟《楚辞释文》的篇次相同。是《楚辞释文》的篇次虽较混乱，而却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面貌。”[1 (P50) ]

前文已证，从全书的注释来看，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九辩》当在《九歌》、《九章》之后”。故汤先生此论难以成立。

至于南唐王勉（？）编辑的《楚辞释文》一书，为何能“一直通行于世”？[（P51）]可惜当今看不到其内容，无法具体分析。想必书中自有“独出心裁”的妙论，能够引人注目。例如《楚辞释文》把《九辩》次于《离骚》之后，《九歌》之前，就是引人注目之处。为何如此呢？

黄灵庚先生有个解释：「《九辩》本是宋玉之作，以其次于《离骚》之后。之所以如此，

并非如汤炳正先生所说，为先秦时期宋玉编纂的‚屈、宋合集‛，而是依据屈原作品的内证。《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例《九辩》皆在《九歌》之前。所以，尽管《九辩》为宋玉所作，王逸（笔者按：当为《楚辞释文》编集者）还是据此排列，臵《九辩》于《九歌》之前。……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王国维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发现王氏在《楚辞目录》下有批语说：‚按《九辩》、《九歌》，皆古之遗声。《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大荒西经》云：‘夏后开上三殡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故旧本《九辩》第二、《九歌》第三。后人以撰人时代次之乃退九辩于第八耳。‛其说与吾若桴鼓相应。可见，《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6）] 黄先生的解释可备一说。但是不能证明“《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

（四） 《楚辞释文》并非《楚辞章句》旧貌

1、《释文》把《九辩》置于《九歌》、《九章》之前，与“王逸《章句》的旧貌”不合。 首先，它与“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不合。《九歌》、《九章》、《九辩》有“共文”时，大多数注《九歌》、《九章》，不注《九辩》。可见《楚辞章句》篇次的旧貌当是《九歌》、《九章》在《九辩》之前。

第二，黄灵庚先生前文说：「《楚辞释文》的目录是否即是刘向、王逸《楚辞》十七卷本的原始面貌，尤需慎重，未可妄下断语。清代四库馆臣曾指出:‚洪兴祖《考异》，于《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则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说明《楚辞释文》并非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 [2《〈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2）] 后来又说： “《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确是保留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旧貌。‛

如此前后矛盾，两相比较还是“并非王逸《楚辞章句》原貌”的论说更有说服力。

2、若“《章句》只有十六卷”，则十七卷的《楚辞释文》就不是原貌。

王逸说：‚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

汤先生说:‚逸所为《章句》，只有十六卷，并不包括《九思》在内。‛[1（P56）]既然“逸所为《章句》只有十六卷”，那么十七卷的《楚辞释文》，就不可能是《楚辞章句》的原貌。可见 汤先生的“《楚辞释文》的篇次虽较混乱，而却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面貌。”

[1 (P50) ]不能自圆其说。

3、《楚辞释文》更改了《楚辞章句》的书名和篇名。

王逸《章句》前言曰“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说明原书名为《楚辞章句》。《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曰：“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亦可证明原书名为《楚辞章句》。一般来说，只有对书的内容作了重大更改，才会更改书名。也就是说，《释文》的编撰者，对《章句》的内容作了重大更改，为了与原书相区别，才把书名改为《释文》。若是“原貌”，根本不需要更改书名。

再有，《离骚经章句》后叙云，从“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到“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到王逸作《离骚经章句》都称《离骚经》。六朝时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宋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第一》”也都称《离骚经》„„。屈原的《离骚》，从王逸到朱熹各本均称《离骚经》。而“《释文》第一，无‘经’字”说明其编撰者还更改了篇名。既然从书名到篇名都作了更改，《楚辞释文》怎么可能是“王逸《楚辞章句》的原貌”呢？

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所据版本众多。在《离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句下，[补]云:“世所传《楚词》，惟王逸本最古，凡诸本异同，皆当以此为正。”（P13）可见，洪兴祖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为正”；在其框架中进行“补注”的。从篇目和编次上看，都与《楚辞释文》不符。不存在“《楚辞释文》是王逸《楚辞章句》原始面貌”的可能。

陈锦剑先生曰：「洪兴祖《楚辞补注》中云:‚屈原赋二十五篇，《渔父》以上是也。‛《楚辞释文》篇目中，《渔父》以上的作品，显然多出了《九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洪兴祖并不认为《楚辞释文》的编次是古本《楚辞章句》的原貌。假设从汉代到唐代，原本《楚辞章句》的篇次跟《楚辞释文》是相同的，就不会出现此矛盾。从现存洪氏《补注》中的注释看……洪氏见过唐本，释文本外，还有古本。由此可知，释文本和古本并不相同。」[《〈楚辞〉专题研究》广州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0 05 P29]

从王逸《楚辞章句》、王勉？《楚辞释文》、朱熹《楚辞集注》等诸多版本来看，其编撰者各有各的“法则、体例”，并非完全承袭前人。王逸《章句》不依刘向《楚辞》；《楚辞释文》改变《章句》篇次，朱熹增删《章句》篇章„„乃是客观事实。汤先生也认为：“古书篇次，多为后人依意改变，亦是典籍之一劫。”[《渊研楼屈学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P69)] “《九章》篇次的不稳定，不仅汉代如此，后世的《楚辞》研究者，对《九章》篇次的更动，也是极其频繁的。”《屈赋新探·[关于后四篇真伪的儿个问题》P136-137。]可见汤先生的“《楚辞释文》的篇次，跟王逸《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相合”之论，缺乏依据，难以成立。

4、刘向、王逸纂辑的《楚辞》、《章句》，不会“凌乱”如《楚辞释文》。

汤先生曰：「先秦诸子百家之流传于今者，多为其门弟子纂辑遣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朴续旧说而成书；而且纂辑者或补续者往往又把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后面。这几乎是古书的通例。」[1（P52）]（P93）此论或许不错。但是，先秦论著中并无类似《楚辞》的例子。说：“《楚辞》一书的形成，也正是如此。”[1（P52）] 缺乏例证。

从孔子纂辑《诗经》、修定《春秋》以来，有才能的纂辑者都是自有原则贯串全书，使凌乱的资料条理化。而不是保留原始纂辑者凌乱的痕迹。

“刘向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经学、史学、文学及文献学家。他主持校理中秘典籍38种(类) ，603家(部) ，13,269卷(篇) ，使原来多是一堆散乱、丛杂、一无篇题、讹文多，编次乱的书简传抄本成为初步可供阅读的校理本，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整理、保存和流传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10 唐有勤《论刘向校书》《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科) 》1989第5期P50] 刘向领校的古籍，刘向编撰的《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全都条理清晰，毫无原始纂辑者凌乱的痕迹。难道他“集《楚辞》”时，会独独保留“原始编辑阶段”的“凌乱现象”吗？

王逸《天问后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日无闻焉……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5（P118）]从中可以看到王逸对前人留传材料的态度。以王逸的才能和主见，他原始的《楚辞章句》，也不会“凌乱”如《楚辞释文》。

今存的，或文献记载的古书中，并没有像汤先生所说的、类似于“《楚辞》编辑五阶段”，成书后仍然保留着“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故造成上述的凌乱现象”[1《屈赋新探》（P92）]的事例。

“楚辞”的出现和词义的变迁5

（一） 《史记》与《汉书》中的“楚辞”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11《史记•》]

这是“楚辞”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班固（32-92年）《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12《汉书》（P2791）]

汤炳正先生曰：“这里以《春秋》与《楚辞》对举，以‘说’与‘言’连称，则《楚辞》亦当为专书之称无疑。”[13《楚辞类稿》（P62）]

《汉书•地理志》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12《汉书》]

黄灵庚先生对这“世传‘楚辞’”的记载评论曰：「据此，汉人所称‚楚辞‛，虽与屈、宋作品有关系，但是有所区别。汉人一般称屈、宋之作为‚赋‛，称类似或摹拟屈、宋的汉人之作为‚辞‛。事实上，后人只对刘安、东方朔、王褒、庄忌、刘向等汉人‚追悯屈原‛、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才冠之以‚楚辞‛。所以，汉世所称‚楚辞‛，并不包括先秦之世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2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P3）]

汤炳正、黄灵庚两位先生，对朱买臣“言‘楚辞’”，“故世传‘楚辞’”的见解，各执一端，两种说法虽然各有道理，似乎并不贴切。

王逸《九辩序》：「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

[5（P182）]一般认为，古人“辞”“词”通用，这里的“楚词”即“楚辞”。

从班固之“世传‘楚辞’”、王逸之“号为‘楚词’”等论述看，汉人在讲述“某”作家作品时，均曰“某赋”，如“屈原赋”、“宋玉赋”、“刘向赋”、“王褒赋”等。而在涉及多个作家的“仿屈原赋”作品时则泛称“楚辞”。这里的“楚辞”，并非已结集的“书”，同时还表明其时“楚辞”的内涵还比较含糊，与《楚辞》成书后的概念并不一致。

（二） 怎么理解朱买臣之“说‘春秋’，言‘楚辞’”？

一般认为汉武帝召见朱买臣，是在刘安作《离骚传》（前139年）略后。武帝爱好辞赋，必然对“楚辞”非常熟悉，朱买臣“说‘春秋’，言‘楚辞’”，为何“帝甚说之”呢？

《春秋》其书，文字非常简练，“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要讲述如此简略的《春秋》“专书”，让“帝甚说之”，可能性不大。

敝人以为：朱买臣“读《春秋》”，是研究《春秋》，研究历史。与“说‘春秋’”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件事。“说”是 讲述、演说，“春秋”，就是“历史”，“说春秋”即 讲述历史故事。

“言‘楚辞’”。“言”是诵读、演唱。《汉书》有：“王褒 ,字子渊 ,蜀人也。宣帝时 ,修武帝故事 ,讲论六艺群书 ,博尽奇异之好 ,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11《汉书•王褒传》（P2821）（《太平御览》卷八五九引《七略》云：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老，每一诵，辄与粥）。

“言楚辞”即用“楚语、楚声”诵读、演唱“楚辞”。其“楚辞”有可能是《离骚》、《九歌》，及仿屈原的有楚地特色的“辞、赋作品”。汉武帝时这些作品均为单篇留传，并无合集之书——《楚辞》。

朱买臣讲述历史故事非常生动；“诵读楚地辞、赋”，能很好地表达“楚语、楚声”的音律特色，故而见“幸”。朱买臣当是个“文辞并发”的艺术家。朱买臣的“说‘春秋’、言‘楚辞’”，似乎并不是汤先生所谓的“专书之称”。

《楚辞》成书的问题 6

（一） 汤先生的“宋玉与刘安纂辑《楚辞》”并无文献依据。

汤炳正先生：“按先秦诸子百家之流传于今者，多为其门第子纂辑遗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补续旧说而成书；而且纂辑者或补续者往往又把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后面。这几乎是古书的通例。《楚辞》一书的形成，也正是如此。”；“第一组的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此为屈、宋合集之始。‛‚第一组作品，乃先秦时代《楚辞》的雏形；本是屈、宋合集，独立成书；后来逐渐增补，它才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本人。” [1《江汉学报》（P52）] 汤先生此论并无史料依据。

宋玉主要活动在楚都东迁之后，其时屈原已死。顷襄王“亡羊补牢”后，楚国形势比较稳定。顷襄王身边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一批“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文学侍从。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一般认为“好乐而爱赋”的楚襄王，是鼓励文学交流“广兰台之宫”的人。此时“楚人高（屈原）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王逸《离骚后叙》）假如“其门第子纂辑遗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补续旧说而成书”，那么，宋玉等人就应该按照“先秦诸子百家”的惯例，把屈原赋各篇结集成书以免散失。而不是只把屈原的《离骚》与宋玉的《九辩》并列，弄个“屈、宋合集”。“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合集”。

汤先生还把“世传《楚辞》第一组”模糊化。如，“第一组《楚辞》”的名称，是“屈、宋合集”？是“《楚辞》雏形”？还是《楚辞》？让人捉摸不清。其二，“第一组《楚辞》”的篇数，是两篇？还是“后来逐渐增补，它才成了世传《楚辞》的第一组”？若总共才“两篇”，如何“逐渐增补”？

汤炳正先生说：第二组作品，刘安集《楚辞》，共九篇。“跟第一组合在一起，是淮南王以后到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1（P53）] 同样没有依据。

传世的西汉及汉前的古书，大多是经过刘向、刘歆“总领其事”整理校定的。据《汉书·艺文志》《詩赋略》的记载，他们极尽所能地搜罗前人所编纂的各种版本的“《屈原赋》之属”，参校厘定篇目次序编定为《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赋十六篇„„。

刘向所校前人的古书中并没有宋玉、刘安纂辑《楚辞》的信息。汤炳正先生的“两组《楚辞》”之论，并无史料依据。现存各种文献中都没有“刘安集《楚辞》”的踪影，更不用说“宋玉纂辑《楚辞》了”。 从古至今史学界都不知道“宋玉纂辑《楚辞》”这回事，汤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呢？

（二） 刘安不大可能“集《楚辞》”

《汉书》：“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12（P2145）]

刘安（前179--前122）在建元二年（前 139年）受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是文献记载中第一个为屈原作品作传的人。但此书久已失传，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

序》里有片断征引。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传》，也就是把《离骚》看作“经”，要刘安作“传”，解读《离骚》。此后，为屈原作品作注解的人渐多。如刘向、杨雄、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屈原作品的内容，主要表现思君念国，指责奸佞馋害忠贤，讽谏楚王等等。宋玉的《九辩》王逸认为是“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哀其志”；今人多认为是宋玉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心存反叛的刘安不可能与他们产生思想共鸣。刘安只会反感 有大量“褒忠贬奸”内容的《楚辞》，不可能主动的去“编集《楚辞》”。从另方面看刘安为了隐藏其反叛行迹也不会主动的编集 作品中多有“显暴君过”的《楚辞》。 汤先生认定“刘安集《楚辞》”，与刘安的思想实际不符。

汤先生说：「根据《招隐士》的内容来看，乃招致贤人俊士之遁居山林者。这个内容，跟刘安当时招致宾客的事迹是相吻合的，跟刘安当时礼贤下士的心境也是相吻合的。……自抒胸臆之作而附在屈赋之末，这跟《九辩》乃宋玉自悼之作而附在《离骚》之后，是同样的体例。」[1（P54）] 汤先生承袭了王夫之《招隐士》“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说，认定《招隐士》为刘安之作，似可商榷。

刘安是个觊觎帝位的野心家，好行小惠以笼络民心。“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 开始，直到武帝元狩元年(前122) 这三十二年中，都在积极准备和策划谋反。”[14林维纯《试论〈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暨南学报(社科) 》1986年第二期P51]《招隐士》怎么会是刘安的“自抒胸臆之作”呢？

汤先生说：“淮南《招隐士》，历述山中险惩，招隐士出山而仕，此淮南王广招宾客之写照。”[《渊研楼屈学存稿》（P74）]

《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王孙兮归来！”，“要招归的是出游的‘王孙’”显然与汤先生“要招来 贤人俊士之遁居山林者”不符；“山谷潜伏之士也不得有‘王孙’之称”。[参见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学学报(哲社) 》2000年02期（P64-69）] 再说，假若《招隐士》是刘安“招隐士出山而仕”，那就与屈原无关，何以会入选《楚辞》呢？

王逸说：“《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沈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5 （P232）] 淮南王君臣赋 计一百二十六篇，仅此一篇入选《楚辞》，当与屈原相关。若是把《招隐士》的著作权归还给淮南小山。则《楚辞》中就没有刘安的作品，说刘安“集《楚辞》”就更加难以成立了。

（三） 刘向集《楚辞》并非“错误传说”

1、王逸的“臣刘向集、臣王逸章句” 可信性很高

汤先生“仅仅以五代时期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为基础”，就推演出“《楚辞》编辑五阶段论”。还断言：“这个结论，不仅纠正了《楚辞》成书于元、成之世的片面看法，而且纠正了《楚辞》是刘向一人所集的错误传说”。[1（P57）]

王逸《楚辞章句》前言记曰：“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自序称臣，当是上呈朝廷之作。古人对“上呈朝廷之言”极为慎重，王逸没有任何理由去欺瞒朝廷，所以他的“刘向集《楚辞》”可信性很高，如果没有能够推翻王逸成说的确凿证据，就该相信一千八百年以前的王逸比我们更了解《楚辞》是谁所集。汤先生断然地说：他“纠正了《楚辞》是刘向一人所集的错误传说。”似乎有点武断。

2、刘向的遭遇与屈原相似，有集《楚辞》的主客观条件。

王逸《楚辞章句》曰：「班孟坚云：“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流放，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硃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6目录P1] 汉代统治者本为楚人, 他们对屈原赋有一种本能的热爱。促使社会上形成颂读、模仿屈赋之风，这是刘向编集《楚辞》的社会背景。

刘向(前77-前6) 处于西汉“国危民困、后党权奸弄政”之时。 元帝时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刘向先后“下狱”；被“废黜”十多年。成帝即位，去石显，复用刘向。但元舅王凤等外戚专权，成帝懦弱，刘向屡屡上书进谏，都无法改变现状。刘向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出身宗室，忠正耿直，又非常熟悉《屈原赋》和“屈原赋之属”，这是他集《楚辞》的主观条件。刘向的《九叹》，与宋玉《九辩》、贾谊《惜誓》、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类似，都是借追念屈原，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

《楚辞》只能产生于汉代“屈赋热”之时；以及有过与屈原类似遭遇的刘向之手；没有上述的主客观条件，就难以产生《楚辞》。同时也表明，刘向之前并没有《楚辞》之书。

有的人认为：刘向校书未竞而卒，故没有余力编《楚辞》。此论欠妥。“校书”与编书，乃相辅相成之事，刘向编撰的《战国策》、《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都是在“校书”过程中完成的。

3、《楚辞》实质是带‘附录’的《屈原集》

《楚辞》是古籍中的特例，它“是一部带有若干‘附录’的《屈原集》。”

刘向之时屈原有哪些作品，当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所以《楚辞》中一开始就应该是《屈原赋》的全部作品。屈原以外的“附录”，必须与屈原相关。只选追思屈原，或以屈原为第一人称的抒发哀怨之情的模仿之作，一般每人只收一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逸注的“楚辞十二卷”，又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之集录均分为《楚辞》、别集与总集三类，然其别集类均有《宋玉集》而无《屈原集》。”[15力之《楚辞研究二题》云梦学刊1999年第1期P7] 可见它们都把《楚辞》等同于《屈原集》。

按《隋书》之记载，《楚辞》书中曾经有过“扬雄”的作品，而《楚辞章句》及《楚辞释文》篇目中均无扬雄之作。故王宏理先生认为“因《楚辞》以屈赋为中心，故其他作者、作品便可有所变动，也因此使名称可有所更易。”[9王宏理《〈楚辞〉成书之思考》《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 01 P42-51]

出于刘向个人志趣而编集的《楚辞》（即“带‘附录’的《屈原集》”），在成书之后虽然呈献给朝廷，社会上可能也一度流行。但是，由于体例特殊 其内容在《屈原赋》和“屈原赋之属”等各“个人文集”中已经包含，故在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中均未单列，而由《七略》“删其要”而成的《艺文志》中，也就没有《楚辞》。

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赋之属”中，只有“屈原赋二十五篇”，而没有《楚辞》。可作刘向“集《楚辞》”之前，没有《楚辞》之书的旁证。

由战国至刘向、王逸，是由“屈原的单篇作品”到“屈原集”，由“屈原集”而“楚辞”的过程。亦是一个由“楚辞”编集成《楚辞》的过程。

谭家斌先生说：「据1983年《文物》第二期刊载的《阜阳汉简简介》一文说：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句《离骚》残句，仅为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并确认该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此简当为死者生前旧物。而刘向出生约公元前77年，可知《楚辞》成书，早于刘向近百年。」[《屈

学问题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P95-96] 如果阜阳汉简的《离骚》、《涉江》残句，真实可靠的话，只能证明屈原作品在汉初已经广为流传。不能证明“《楚辞》成书，早于刘向”。

（四） 王逸《楚辞章句》中的“楚辞”

王逸作《楚辞章句》，选刘向编的《楚辞》为底本，因为书中他人的作品（即“附录:哀挽屈原之‘楚辞’体作品”[王德亚 语]），都是为了补充说明“屈原赋”，同时还反映了汉人“屈赋热”的现状。这正与王逸编写“屈原赋”《章句》，彰显屈原并展现自己的目标一致。

《楚辞章句》：

楚辞卷第一 离骚经章句第一 离骚

楚辞卷第二 九歌章句第二 离骚

楚辞卷第三 天问章句第三 离骚

楚辞卷第四 九章章句第四 离骚

楚辞卷第五 远游章句第五 离骚

楚辞卷第六 卜居章句第六 离骚

楚辞卷第七 渔父章句第七 离骚

从第八卷“九辩”至第十七卷“九思”则在标题下冠名“楚辞”。

王充《论衡·变动篇》:“邹衍之状，孰与屈原? 见拘之冤，孰与沉江? 《离骚》《楚辞》凄枪，孰与一叹?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第231页。]

《楚辞章句》中，把《屈原赋》25篇，称“离骚”；宋玉“追悯屈原”的作品和汉人代屈原“舒忧泻愤”的作品称“楚辞”，汇集成书后统称为《楚辞》。王逸(约89—158年) 的说法似乎与王充（27—约97）类似。这表明王充、王逸均没有“以《离骚》代称《楚辞》”。

（五） “古人称《楚辞》为《离骚》始于刘向”吗？

汤炳正先生《楚辞类稿》：「‚古人多称《楚辞》为《离骚》，以小名换大名‛……《列女传〃 江妃二女传》云：‚江女二妃者, 《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是也。‛ 是前汉刘向已称《楚辞》中之《九歌》为《离骚》也。」[13（P63）]

刘向《列女传·有虞二妃》有：“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似乎并没有汤先生的“引文”。

与此相关的论说有：

洪兴祖《楚辞补注》《湘君》后注：『刘向《列女传》：舜陟方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礼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注云：《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而《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5《楚辞补注》（P64）]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注疏）云：‚《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1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P195-196）]此注出于汉末郑玄(127～200) ，这是继王逸以后把《九歌》称为《离骚》最早的一个人。

《四库全书》子部《山海经广注》卷五《中山经. 中次十二山》第六十一页（总356）。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后之注无标点，笔者试为之。）

「郭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 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也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 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而[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尤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堯女？且既谓之堯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17《四库全书》]

李善注《文选》卷第十五 张平子《思玄赋》“哀二妃之未从兮，翩缤处彼湘滨”

[引] 郭璞曰：今长沙巴陵县西入洞庭而通江水。《离骚》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风兮木叶下，皆谓此也。天帝之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闻之尧二女舜妻也而丧此。传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死于江、湘，遂号为湘夫人也。[18《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 第659页。]

与汤先生：「《列女传〃 江妃二女传》云：‚江女二妃者, 《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是也。‛」之言最接近者，为:《文选. 思玄赋》引郭璞注：「《列仙传》云江妃二女，《离骚》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

汤炳正先生指出：「《山沟经•海内经》‚都广之野‛郭注云：‚《离骚》曰：‘绝都广野而直指号。’‛按：此即刘向《九叹》中‚绝都广以直指兮‛之异文讹句，‚广‛下衍‚野‛字，‚兮‛误为‚号‛。是晋人又称《楚辞》中之汉人作品为《离骚》也。此皆古人举《离骚》作为全部《楚辞》代称之证。」[《楚辞类稿》（P64）]

郭璞注《山海經》，把“屈原作品”均称为《离骚》，可以说是承袭王逸。但是他把汉人作品也称为《离骚》，则是“首创”。可见，“以《离骚》之名代《楚辞》全书”乃始于晋人郭璞。

古籍中没有刘向、王逸“以《离骚》代《楚辞》全书”的例证，汤先生似乎有所疏忽，把《列仙传》误为《列女传》；把郭璞之言，误为刘向。

（六） 《楚辞》不是汤先生所说的“总集”

汤炳正先生说：「按先秦诸子百家之流传于今者，多为其门第子纂辑遗篇或其同一学派的后学补续旧说而成书; 而且纂辑者或补续者往往又把自己的作品也附在后面，这几乎是古书的通例。《楚辞》一书的形成，也正是如此。」[1《〈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探索》《江汉学报》1963 01（P52）] 说:「如果一个集子只包括一个人的作品，则应标以作者个人的名字。如《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是也。如果某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起源于一个地域，形成了流派因而集成了总集，则以冠以地名为合理。如《汉书〃地理志》于列举屈原至朱买臣诸作家之后说‚故世传《楚辞》‛，是也。」[1( P53)]

若按 汤先生“地域、流派而集成总集‛的阐释，那么《汉书•艺文志》“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上自屈、宋、唐、景，下自扬雄、刘向（很多作品），皆可为‘楚辞’也。”[9王宏理《〈楚辞〉成书之思考》P42-51]

尤其是汤先生所举的“屈原至朱买臣诸作家”的作品更应该入选“《楚辞》总集‛。而实际的《楚辞》中除屈原以外，此“流派”中其他人的作品，绝大多数均未入选。《楚辞》中有贾谊、东方朔、王褒 等并非“楚地之人”的作品，而汤先生所举的《汉书·地理志》中唐勒、枚乘、邹阳“诸作家”均无作品入选，尤其是“以能言‘楚辞’显名的朱买臣”，这个“专精‘楚辞’的人物”其作品（《汉书•艺文志》有“朱买臣赋三篇”）皆没有入选。可见《楚辞》，并非汤先生所说的“起源于一个地域，形成了流派因而集成了总集”，而是“一部带有若干‘附录’的《屈原集》”。《楚辞》的形成，与“先秦诸子百家”之书并不相同。

注释:

[1] 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探索》[J]《江汉学报》1963 01 P49-57

（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屈赋新探》[C]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P85-109）

[2] 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辩》[J]《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8年第3期P2-9

[3] 郭建勋《汉人对楚辞的整理和编纂》[J]《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02期 P62-66

[4] 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M] 岳麓书社1984

[5]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

[6]《隋书》

[7] 范哗《后汉书》

[8] 龚俅《〈楚辞〉研究三题》广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9]见 王宏理《〈楚辞〉成书之思考》[J]《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1 P42-51

[10] 唐有勤《论刘向校书》[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科) 》1989第5期P50]

[11]《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12] 班固《汉书》[M] (简体本) 中华书局.1999。

[13] 汤炳正《楚辞类稿》 [M]巴蜀书社1988

[14] 林维纯《试论〈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J]《暨南学报(社科) 》1986年02 P51

[15] 力之《楚辞研究二题》[J]《云梦学刊》1999年第1期P7

[1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

[17]《四库全书》子部《山海经广注》卷五《中山经. 中次十二山》第六十一页（总356）。

[18]《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 第659页。

熊人寛，男，籍贯江苏靖江。1937年12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退休居住在江苏无锡。Email ：。电话：0510 85864668

退休后为了打发闲暇时光，思想有所寄托，才接触到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心境宁静、安于现状，没有名利干扰的“票友”，写点文稿纯粹出于兴趣。主观上虽然想求真求实，由于基础薄弱，才识谫陋，研究条件很差，文中定有不少错误，恳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