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精神实质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精神实质

王 楠

本文跨越时间的分期,从整体上对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进行梳理和评析,提炼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精神维度:性别政治、女性批评的建构以及多元文化身份的女性话语。

一、性别政治

政治诉求和性别论述始终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两个基本要旨。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政治不仅仅关注当下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更深层的目标其实是尝试改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文学作为一个构建主体话语的试验场,批评理论作为话语性实践,意义非凡。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批评所言的“性别政治”是考察文学和文化中支配性的权力关系,这也是根植于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权力概念”。反映在文学话语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中,则是探讨性别政治与文学传统、文本性、文学经典与文学接受等复杂的互动关系。

总的说来,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女性主义批评是惟一从政治、文化和职业领域中的边缘地位和经历中派生出来的流派。与其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这是一场不仅仅局限于争取男女在法律、教育、就业、婚姻、参政等方面的平等权利的政治斗争,而且是在逐步松动传统价值体系和某些政策的变革中,重新界定男女两性角色和塑造两性人格形象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打上了政治诉求的深刻烙印。 相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批评家把探讨范畴圈定在以往文学批评中被无视或忽略的女性和与性别相关的问题上。她们关注的是两性关系、婚姻、身体、父权、性、欲望等关于女性本质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男性作家如何塑造妇女形象?男性作家试图宣扬什么、虚构什么、回避什么?他们是如何创造父权神话,又是如何继承和巩固其父权意识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建构反对男性中心批评的性别政治宣言。以凯特·米列特的《性政治》为代表的一系列声讨文学和文化中的“妇女形象”的批评研究成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在初期最瞩目的特征。这些“女权批判”的先声推动了女性主义批评从边缘走向中心,促成了当代美国妇女的女性主义批评意识的觉醒。但肖瓦尔特同时提醒说,“女权批判”实质是一种修正式的阐释模式,女性主义者下一步应该做的是走出男性批评的阴影,转向以妇女为中心的、独立的、知识传统上连贯的批评——“女性中心批评”。肖瓦尔特用强烈的反传统、反主流批评的姿态,把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矛头从作为读者的妇女转向作为作者的妇女,这一转向成为妇女读者、作家和批评家将不同于男性的感知方式和心理预期写入自己文学活动的契机。这在深刻改变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传统的假定的同时,卓有成效地改变了美国乃至整个文论界的格局,给“美国的文学教育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女性批评的建构

以妇女为中心的“女性批评”(Gynocriti-cism)几乎已经成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英法和其他流派的最显著特征。“女性批评”从性别意识人手重构文学观念的尝试引发了对女性主义诗学的探索。进入80年代,由于美国妇女研究的发展、欧洲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以及专门研究哲学、语言和心理分析学中的“女性性征”(feminine)和“女性本原”(gynesis)批评传人大西洋彼岸,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出现了两种理论倾向:以肖瓦尔特为代表的“女性批评”和以受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影响的美国追随者艾丽斯·贾丁为主的“女性本原”批评。前者笼统地说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它考察女性写作如何真实地发生,试图在包括种族、阶级和国别等多元因素在内的文化网络中用语言、文类和文学影响来界定女性性征。“女性本原”批评则是法国女性主义者一直推崇的对性别差异的文本和表现的探索。两者并非对抗和互不相容的;实际上它们代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内部的不同倾向,正因如此,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重点和洞见。但多数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多以现实主义作家为例,从作品本身或其背景中寻求她们自己的“文学真谛”。肖瓦尔特和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一道寻找女性创作的特殊语言与风格、从女性写作中发掘作为作者的女性批评家自身特有的经验,以及坚持她们面对父权制文化时要求重构标准的批判态度。

区别于“女权批判”(Feminist Critique),肖瓦尔特提出“女性批评”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模式一直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建构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批评界的讨论热点也从对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抗拒性阅读,转向质问传统文学观念的合理性和女性阅读的必要性。如果说“妇女形象”批评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文学批评中男主女配的权力关系,那么,一味纠缠和局限在男性文本中也表明女性主义批评还没有逃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还没有走出男性文本的阴影,因为“只要我们仰仗男性中心范式来规范自己的准则,即便以女性的参照系进行修正,我们都学不到新东西”。“女性批评”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作为作者的女性作家,转向研究女性作品的历史、题材、主题、文类、风格和女性艺术创造力的心理机制以及女性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上。以女性为中心的、独立的、在知识传统上自成一体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浮出地表。肖瓦尔特认为:“女性批评开始于妇女从男性文学史的线性绝对状态中解放出来„„着力研究新近浮出地表的女性文化世界,谱写女性自己的文学史。”率先用女性主义语言界定妇女作品的代表作有帕特丽莎·梅耶·斯帕柯斯的《女性的想像》和艾伦·莫尔斯的《文学妇女》。这两部著作批判波伏娃、埃尔曼和米列特等早期“妇女形象批评”的致命缺陷,指出她们执着于男性文本的实质是内化了父权制的价值观。对女性文本的忽视和女性写作特征的淡漠促使她们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跨越历史的女性写作的共同特征,以及女性之间是否存在共享的经验和感受,是否拥有自我表达的共有模式等等。 思考和研究的先期尝试“拉开了女性主义文学适合文学批评的新阶段的篇章”,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正是这一理论的核心论著。它以1840-1960年间英国女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表达了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反传统倾向。与斯帕柯斯和莫尔斯不同,肖瓦尔特对妇女文学传统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使得一大批被遗忘和压抑的女性作品重见天日。更为重要的是,她从中揭示出女性写作在主题和关注焦点上的连续性。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总结这个理论贡献,肖瓦尔特自己的评说显得一语中的:“我们现在(1985)拥有一个连贯的、或者还不够完整的女性文学历史性叙述,它描述了过去250年间妇女写作的主要阶段:从模仿

到反抗再到自我定义,寻觅和追溯历史以及跨越国家界限,妇女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所持有的特殊的社会、心理和美学经验,在不断重复的意象、主题、情节上建立起一种联系。”也就是说,对这些被遗忘的女性作家的历史陛观照,这反映出女性主义批评建 立“女性诗学”的期望。这种“女性诗学”观念使得长期被忽略的妇女文化得以复苏,对文学传统标准的检视使得现行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体系受到质疑和重组。受肖瓦尔特的影响,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和19世纪文学想像》(1979)也是“女性诗学”锦上添花之作。两位论者讨论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创作心理机制的负面影响,以及摆脱“影响焦虑”的种种对策。其中,揭露站在父权制文化身后的“疯女人”的真相成为女作家所找到的适当的方式之一。随后,她们又出版了续作——三卷本的《没有男人的国度:20世纪妇女作家的地位》,合编了论文集《莎士比亚姐妹们》和《诺顿妇女文学选集》,这些著作对推动当代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转向意义非凡。

“女性批评”所持的社会历史批评观较之法国学派偏激地否定文化遗产的态度,显然要公允和现实得多。“女性批评”关注妇女写作的过程,要求从根本上反思文学研究理论基础,要求修正公认的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理论设想,试图在包括种族、阶级和国别的所有文化视域内界定有关语言、文类、文学影响的独特性。因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注重妇女形象、性别原型和小说人物的研究——注重文学模仿中的一切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或背景也相应成为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场域。相比之下,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则从妇女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人手,在作为能指符号的“妇女”和女性具体的“身体”之间进行写作,体现出用女性语言反对男性语言霸权的政治行动,从而打破文化中压抑女性差异的现存体系。实际上她们是在为自己发明一种语言,在接受男性统治的话语范围内进行写作。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极力修订有关男性文学传统的批评标准。

三、多元文化身份的女性话语

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多元发展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重要参照系。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等各种理论带动了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创新、挑战、质疑和突破。把妇女从被动者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从男女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价值观推向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的矛盾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多重种族和身份;从批判“父权制”到重建性别关系;这些流变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与多元的后现代理论形成不断对话的局面,在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界,研究的中心始终围绕性别(sex)和性属(gen-der)展开,因为它们是打开女性主义批评在美国多元化突破的两个关键。

区分性别和性属是美国高校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肖瓦尔特和其他女性主义批评家共同把性属概念引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进一步扩大了性别/性属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的理论空间。肖瓦尔特认为性属理论仅仅停留在男女两性的肤浅的生物学理解之上,她把它深化为对男女之间权力关系的运作体系的研究,亦即超越生物学性别身份探讨社会、文化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性属差异。这成为进一步加强女性主义批评联盟的新条件。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对文学话语中有关性属建构和表现的分析提供了一种讨论女性主义批评和理论的社会建构进程的亚文化文本的方法。作为文学之内的基本分析范畴而不是作为女性性征对主流文化的补充,性属的加入显然对我们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方式具有革命性的转变潜力。”反映在文学批评上,性属理论是要分析文学表现中的性属和性属象征的构设等方面。文学话语中的性别分析打开了文本的、单一的女性或男性的性别维度,揭示出“无性”或“中性”文学理论中所暗含的性别假设,另外,性属理论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类型加入文学批评视域,将男性主题和男性学者、理论家或批评家也纳入讨论范围,这也使得女性主义批评从边缘走向中心。

对人类基本性别经验和社会性属理论的盖棺式运用,引发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另一个重要的声音——差异和差异掩盖下的身份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中的“男女平权”的呼声受到种族、阶级、民族与地域等观念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绝对的“异质同构”差异说成为一个亮点展示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舞台上。黑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等多元合声为当代美国文化批判增加了关注差异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成为众多批评话语中的最强音。贝尔·胡克斯带动了黑人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许多黑人妇女从黑人女性主义立场进行文学创作和批评。效仿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成功经验,艾丽斯-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家园》中寻找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寻找独特的黑人妇女经验,建立“黑人美学”,并提出和白人女性主义(feIIlinism)相区别的妇女主义(womallism),用于提倡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多元女性审美观的“黑人美学”;芭芭拉·史密斯撰文《走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构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各种黑人妇女文集和批评集的出版也加强了对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诠释。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贡献之一是把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连锁压迫”引入当代女性主义和对主流文学批评的反叛。斯皮瓦克则将“底层人不能言说”的政治伦理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运用到文学文本的批判性阅读当中,从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现和话语的层面解构了帝国主义的殖民霸权和男性霸权,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视角打开了女性主义阅读政治的新维度。

性属理论的介入同样带动了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兴盛。肖瓦尔特自觉采用女性性别视角,以破除受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掌控的历史和文化观念为前提,对父权制的文化符码、大众心理机制、价值观念等进行了挖掘,并始终强调文学与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和紧密联系。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从整体上看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性的和批判性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分析与文化批判方法,即考察作家作品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对解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美国的建构也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性别维度。它声讨和修正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为把性别确立为文学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打下了理论基础”。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其独特的立场、身份和切入点,参与、发展并丰富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并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界不断输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