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_严明

2009年7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8卷第4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中图分类号:Ｉ333.07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8634(2009)04-0079-(09)

Ｊｕｌｙ,2009Ｖｏｌ.38,Ｎｏ.4

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严　明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越南汉文小说主要由历史演义类小说及传奇类小说组成,这些小说在体制方面大都采用章回体形式,作品旨趣与明清小说颇为接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环境及作者身份与中国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越南汉文小说并没有像中国小说那样经历过从说话艺术到书面文学的长期过渡,而是直接借鉴和模仿了中国小说创作观念及语言结构形式。但总体上看,越南汉文小说作品的最为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悉心模仿,而是大量运用越南的人物、场景及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编写出来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故事情节,越南汉文小说异国身份及独特艺术价值也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　　关键词:　越南汉文小说;小说异国身份;小说本土特色;历史演义类小说;传奇类小说;晚清小说

　　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川与“东南亚陆桥”连成一气,许多高山和大河向南伸延到中南半岛,形成山河纵列、峻岭与平原交错的地形,并伸入海洋形成许多岛屿。中南亚半岛的山脉呈由北向南的走势,实际上是中国横断山脉的延伸。奔流在这些山间的河流,大都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如缅甸的萨尔温江上游是中国的怒江,伊洛瓦底江源于中国的龙川江,泰国的湄南河上游在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湄公河上源为中国的澜沧江,在越南入海的红河上游为元江,它们都是国际性的河流,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天然水道。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与这样山川相连的自然环境密切　　　　　　　　　　

收稿日期:2008-05-12

作者简介:严　明(1956-),男,江苏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及东亚汉文学比较研究。

相关。

在整个东南亚中,越南受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越南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全面吸收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其社会发展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早在公元前214年,秦王发士卒戌守五岭以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便将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纳入了象郡,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汉之际,赵陀建立“南越(粤)”政权,推行“南北交欢”、“和集百越”的政策,设立交趾、九真两郡。汉武帝平南粤,又将其地划分为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东汉初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平定二征起义,“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及至隋唐,又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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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十州,如同中国一样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行唐律,又建学校,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安南土豪蜂起,经过一番酝酿,于宋太祖干德六年(968),丁部领豪强统一安南,建立大瞿越国,结束了郡县时期。安南国独立后,一如既往继续与中国和睦相处,仍然遵循中国的典章制度。安南的官制悉如中土,中央设六部、六寺、六科及御史台、翰林院、东阁、国子监、国史院、府尹、宫师府、同天监、太医院、秘书监、中书监、华文监等机构,地方行政为路、府、州、县几级,官品与冠服饰物仿唐宋之制。李朝颁布的刑书及陈朝确定的刑律皆以《唐律疏义》为准,后黎朝圣宗颁布的《洪德法典》更加完备,《历朝宪章类志》说:“洪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有画一之条,轻重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式”。安南历代王朝,均以儒学为安邦治国之本,李朝兴建文庙,陈朝创办国学院传习四书五经,黎朝以《四书大全》为科举考试内容,阮朝刻印儒家经典颁行全国。汉字和汉语在越南长期通行,从秦朝实施郡县制时候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汉族官吏进入越南,长期的文化交流导致越南语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南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由于越南语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近两千年中,汉字一直是越南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越南汉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逐步产生和发展的。

一、历史演义的异国身份

越南受中土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同中国历朝封建朝代一样,越南各朝也是实施独尊儒学的政策,把正统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并成为教育民众和实施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然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越南的佛教是汉传佛教的外传及扩展,至今仍然是佛庙遍布,极为普及。道教也早在隋唐时期就传入了越南,元朝时越南的道教达到鼎盛。还有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寺,里面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越南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和盛行关帝爷的传说,关帝庙至今香火旺盛。越南文学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越南字喃文学的发展也与汉文学密切相关,比如在诗歌方面就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越南的古典名著《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模仿中国文学的痕迹。

越南汉文小说受到中国历史书籍包括野史笔记小说的影响极为明显。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越南历朝的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都奉行中国《春秋》、《史记》、《汉书》的编撰准则与行文笔法。中国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是《三国演义》,自从元末明初罗贯中编撰《三国演义》,将历代流传的“三国”故事用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形式确定下来,这部小说成为融会中国历史和文学因素的伟大作品,在中国及东亚地区长期盛行不衰。越南很早就传入了《三国演义》,越南汉文小说中也出现了多部模仿和借鉴《三国演义》的作品。其中比如《皇越春秋》六十回,叙述天圣元年庚辰(1400)至顺天元年戊申(1428)间越南朝廷更替的动乱。先是权臣胡季牦簒陈,建立大虞国。明朝不承认,派兵护送陈国后裔天平返国复位,但不久天平就被胡氏所杀。明朝出兵平定安南,置郡县,将安南纳入明朝的统治版图。后来黎利等起兵反抗,大败明师,建立了大越国,最终也得到了明朝的承认和册封。还比如《越南开国志传》八卷,叙述黎英宗正治十一年(1568)至黎熙宗正和十年(1689)百余年间的历史大事,主要是阮氏集团崛起的经过。后来阮氏集团终于建立了阮朝,于嘉隆元年(1802)改国号为越南,所以这部小说称为《越南开国志传》。再比如《皇黎一统志》十七回,又名《安南一统志》,描写黎朝景兴三十八年(1777)至阮朝嘉隆三年(1804)之间,越南朝廷中几经起伏的权力争斗。先是郑王宠妃乱政,导致国家内乱,最终郑灭黎兴。再比如《皇越龙兴志》三十四回,也是叙述黎朝末至阮朝初的历史大事,从景兴三十四年(1773)西山阮文岳作乱,直到明命元年(1820)圣祖登基,近50年间的朝

严　明: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野乱世风云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了细致的表现,可以看作一部阮朝的开国史来阅读。

上述这些越南汉文历史小说,都明显继承了《三国演义》的写法,用明清通俗演义的形式,把越南近四百年间改朝换代的动乱历史完整地描绘了出来。中国的长篇通俗演义是从宋元说话艺术发展来的,原来是走村串巷民间说话艺人的宣讲口吻,记录成书面的话本之后,自然保留了许多说话人口头艺术的特点。比如突出的一点就是把一个故事切分成若干段落来讲述,并在讲述中善于制造情节的悬念和跌宕,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语言来结尾,以便引起读者继续阅读的强烈兴趣。在新的一回开端处常用“话说”、“且说”、“却说”等转折语,以便衔接上一回所讲的故事情节内容。在全书的开首还常常有七言联句的回目,常用诗词来起兴,引出所要讲解的基本内容。这些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基本形式,在越南汉文小说中都有完整无缺的继承表现,所以从小说的篇章结构角度看,似乎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并无二致。越南汉文小说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过从说话艺术到书面文学的过渡,而是直接借鉴和模仿中国小说的形式创作而成,所以在越南汉文小说中这样的写法,与越南口头文学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反映的不是越南的民间语言,而是模仿中国的小说形式,这是越南汉文小说不同于中国小说的根本之处。

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环境和作者身份与明清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令人瞩目的特点。台湾学者郑阿财曾经指出:“越南汉文小说最大特色是作者身份与撰写心态和中国演义小说大不相同,中国的历史演义通常来自下层知识分子或失意文人,而越南汉文历史演义的作者却是上层知识分子,且为中上官吏,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别。”

[1](Ｐ101)

撰《十七史撮要》,二十岁与刘熙载合订《四书说谱》。二十七岁应国子监考优项,因病辞官,成《海阳志略》。年三十中乙末(1775)科进士,授户部都给事中。戊戌(1778)奉兼太原督同行参政,又协同兼镇守遵生侯讨武崖贼渠,着成公务一书。后为郑王世子棕日讲。时棕无宠,少子檊为王所钟爱。宣妃与权臣黄素履内外交缔,有夺嫡之志。会王寝疾,世子恐不自全,而图谋定位。适王愈,事泄。阮辉灞以其状白王,王乃召遵生侯与阮侃赴京,并命任监按其狱。会任父卒于凉山,任启请奔丧,王乃命黎贵C覆讯,而狱成。郑王森遂废嫡子棕,立少子檊为世子,擢任为工部右侍郎。壬寅年(1782)三府骄兵拥立棕为端南王,任以曾查庚子案而避居山南之百姓罗川队泽闲。丙午年(1786)西山阮惠扶黎灭郑,翊扶显帝一统,任复出,适显宗崩。出帝即位,任承命,从登第例,授户部都给事中,寻升校讨兼修纂。戍申年(1788)十二月,西山阮惠即皇帝位于富春,出帝入燕,而清兵南伐。惠授任工部侍郎,封晴派侯,命其出使,与清议和。着有《邦文集》。庚戍年(1790)好成,升兵部尚书。辛亥(1791)升侍中大学士,又准颁翊运功臣。壬子(1792)兼国史署总裁。癸丑(1793)充求封部正使,着有《华程家印诗集》。丁巳(1797)奉监刊修国史,因以其父仕所著越史标案刻梓。壬戍(1820)阮朝代兴,任与潘辉意以通籍闰朝为邓陈常所劾。嘉隆二年癸亥(1803)二月十六日终,寿五十八岁。”实际上吴任是在阮朝初年获罪被杖身死的。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越南国史的编撰者都是达官贵族,对于历史变迁的基本史料十分熟悉,甚至本人曾经亲身参与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之中,所记载历史往往就是亲身参与或见闻过的朝廷大事,这样记载下来的史书自然十分细致详尽。再比如《皇越龙兴志》的编者是《皇黎一统志》编者吴任的曾孙吴甲豆,他继承了越南吴家文派的传统,将编撰历史小说视为自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来进行此项工作。他在自序中这样说过:“我南传志之作,代有其人。《皇越春秋》,述历代兴废之故;《越南国志》,备先朝开国之由。体制或蹈前人,事实较详正史。某曾祖叔签书平章吴公学逊着有《皇黎一统志》,叙西山灭郑扶

比如《皇黎一统志》的作者吴俧、续作

者吴悠、编订者吴任,都属于越南著名的吴氏文派中的重要成员,他们身为朝廷重臣,都亲身经历了从黎朝至阮朝的动乱,并在朝廷鼎革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编撰历史小说,实际上就是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据《吴家世谱》记载:“吴任,又作吴壬,一名时任,字希尹,号达轩。生于景兴七年(1746),天资俊颖,年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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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以成一统之事,草未竟而卒。从弟海阳学政吴公征父续而成之,则言西山灭黎,至于黎皇归葬之事终焉。而于我朝之灭西山,但概及之。书故有主而云,非敢略也。……某采诸家所言,以代国志,殆犹龙门竖屋,适供紫阳戏童者。第我先族绅《统志》之书,容某续修,以卒其业。”

在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中,曾经有过“真”与“假”的合适比例之争,比如对于《三国演义》的评论中,就有过“七实三虚”的争论。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一般都以正史为基本依据,但是具体描写中却添加进大量的虚构情节,其中包含着许多夸张怪诞的传奇细节,所以历史演义俗称“野史小说”,是不能将其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看待的。而越南的历史演义小说,因为编撰者都是朝廷史官和著名文士,其编撰历史演义的态度极为严谨,实际上是将其作为史书来撰写的,就如《皇越龙兴志》的编者吴甲豆所言,是“采诸家所言,以代国志”。这样的编撰结果,就使得越南历史演义小说几乎成为越南史书的翻版,小说中虚构的成分很少,绝大部分的叙述内容都是真实的历史资料的记载。历史演义小说中有不少地方的记载较之越南史书还显得更为详细确切,达到了可以用小说证史书的程度。所以这些历史演义小说刊印后,是广泛地被朝野作为历史教科书来阅读的。甚至后来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正统的历史著作中,都大量引证了演义小说的描写作为佐证材料,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史籍中是很少出现的。

越南历史演义小说的编撰观念和体例,基本上都借鉴中国的明清小说。比如清前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强调了《三国演义》编写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正统”观念:“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

[2](Ｐ293)

史演义题材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像上面提及的《皇越春秋》、《越南开国志传》、《皇黎一统志》、《皇越龙兴志》等演义小说,都是奉行尊天命、崇正统、辨僭伪、明是非的原则观念。比如《皇越春秋》卷首“传叙”中说:“有德则治,邦乃其昌。无德则乱,天促其亡。乱臣贼子,百世逢殃。忠君爱国,千载流芳。穷兵黩武,妄逞自强。民怨神怒,罔克胥匡。忠臣义士,圣帝贤王。人归天与,祚久年长。”其开卷第一段就写道:“话说天下大物也,自非圣德好生,神武不杀,不足以当之也。为人牧者,不可恃富强,而文德不修,武功不竞。甚至于教化沦于上,风俗坏于下,虽强如秦、富如隋,亦不能救亡国散家之患也。”这种论史的观点立场,与《三国演义》如出一辙,其借鉴模仿之迹一目了然。但是其评论的对象则完全是越南本土的人物,其描绘的故事也是基于完全发生在越南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辨其小说描写中的文心,可以看出作者以忠良贤德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本态度。

二、越南传奇中的乱世悲情

明初瞿佑(1347—1433)编撰的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刊出后盛行大江南北,并于当时就流传到朝鲜半岛,文人金时习随即仿作《金鳌新话》,成为韩国小说的开山之作。《剪灯新话》又曾传到日本,被选译在16世纪中叶的《奇异杂谈集》和17世纪中叶的《灵怪草》当中,江户时期浅井了意的《伽婢子》、上田秋成《雨月物语》中对于《剪灯新话》的故事也多有采纳改编。根据明代严从简笔记《殊域周咨录》的记载,越南早在16世纪就已经传入了《剪灯新话》,这部明代传奇小说对于越南汉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阮屿生于战乱频繁的后黎朝,他编撰的《传奇漫录》四卷20篇故事,讲述了在妖魔鬼怪横行之下的种种爱情悲剧,明显看出是受到《剪灯新话》笔法的启发。大安何善汉的《传奇漫录序》中记载了阮屿的生平材料:“其录乃洪州之嘉福人阮屿所著。公前朝进士翔缥之长子也,少劬于学,博览强记,欲以文章世其家。粤领乡荐,累中会试场。宰于清泉县,才得一稔,辞邑养母,以全孝道。

关于正统的

论理,关键并不是谁的军事实力占据了中原大地,而是看谁真正具备了作为一国贤君所必备的高尚道德品质,正是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的编者肯定了刘备集团。这种历史正统观念深刻影响着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同时影响到越南历史演义小说的写作,成为越南汉文小说中,尤其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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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踏城市,凡几余霜,于是笔斯录以寓意焉。”另外著名汉学者黎贵C(1727—1784)在《见闻小录》中也记载道:“阮屿,嘉福县杜松社人。父翔缥,洪德丙辰(1469)进士,官户部尚书。屿少聪警,博览强记,能以文章世其家。举于乡,累中会试三场,选授青泉知县,才一年,以远辞任,归家侍养。后以伪莫篡窃,誓不出任。居乡授徒,足不踏城市。着《传奇漫录》四卷,文辞清丽,时人称之。以寿终。”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传奇漫录》的编撰者阮屿生活在陈朝末年到黎朝初年的乱世,这一阶段武将拥兵自重,不断上演废君纷争,导致越南国土分裂,战乱频频发生。阮屿出生在文章世家,自幼聪慧,科举成功后选授青泉县知县。但是战乱频生的时局环境,却使他对于仕途十分畏惧,一年后就辞官归乡,从此足不踏城市,《传奇漫录》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中,自然就带有浓郁的乱世悲情色彩。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产生在元末明初,这部传奇小说集以南宋亡国背景中的男女爱情悲剧为主要故事,还有一些直接描写元末张士诚动乱时期的百姓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都包含了浓郁的乱世悲情故事,其中自然也包含着作者的人生感叹。在这些方面,越南的阮屿和中国的瞿佑有许多心心相印之处,所以其笔下爱情悲剧的主人公的经历与心情,与《剪灯新话》中的人物故事有几分相像。

日本学者奥野信太郎对于《传奇漫录》曾做过深入的研究,考察小说中人物情节的出处后,他的结论是其大量借鉴了唐传奇的故事情节。而台湾学者陈益源的观点则认为其直接借鉴了《剪灯新话》,并列举了许多叙事语言方面的例证来证实这一点。实际上,从唐传奇到《剪灯新话》,再到《聊斋志异》,中国古代传奇中描写爱情悲情的故事有着长期的传统,各种故事渊源和叙述手法是代代相传的,形成了中国短篇文言小说中描写爱情悲欢离合的传统。在这一传统系列中的每一部小说,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环,也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类似的地方,因此无论阮屿的《传奇漫录》是模仿了唐传奇,或者是借鉴了《剪灯新话》,甚至还有如一些学者所论是与《聊斋志异》相类似,都可以认为是在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土壤中开出的一株异域的鲜花,是借助中国传奇小说的样式,抒

发出越南民众在离乱世道中的种种悲欢离合,其中的爱情悲剧尤其令人感伤嘘唏。台湾学者陈益源专门研究《传奇漫录》与中国传奇小说的关系,他在细致对比了两部小说集的描写之后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传奇漫录》全书表面上虽布满唐人小说里的人物姓名或情节,很容易让人觉得它与唐传奇有深厚的关系,但仔细探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地方大半只是单纯的典故运用而已;《传奇漫录》受《剪灯新话》的影响才真是明显而强烈的。故尔越人黎贵C《皇越通史·艺文志》传记类、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在`《传奇漫录》四卷'下,异口同声说它`大略仿元儒《剪灯集》。'”

[3](Ｐ126)

自然,阮屿对于中国

小说的借鉴常常是脱胎换骨的,从描写语言上并不能明显地看出模仿的痕迹,他经常把中国小说中的故事结构化解为越南汉文小说中的数段细节,并在这样的借鉴和活用过程中表现出杰出的艺术才华。

再看汉文小说《二度梅》的例子,这原本是一部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故事讲述唐肃宗时梅魁、梅壁父子的经历。梅魁为清官,升迁为吏部都绘事,遭到宰相卢杞的陷害被杀。其子梅壁侥幸逃脱,得到扬州寿庵寺僧救助,改名为王喜竟。梅魁的好友陈尚书返回故里,来到寿庵寺的时候正逢梅花开放。陈尚书吊祭梅魁亡灵,祈祷其子梅壁将来出人头地。那天半夜的大雨使得梅花顷刻凋零。陈尚书心有所感而想出家为僧。其女杏元百般相劝并祈祷梅花再次开放。梅壁也同样祈祷,结果梅开二度(小说因此得名)。梅壁大喜赋诗一首,陈尚书读其诗,才知其为梅魁之子。卢杞又陷害陈尚书,唆使朝廷命陈尚书之女杏元远嫁番奴。梅壁送至雁门关,杏元将玉蟹和金钗作为离别之物送给梅壁。杏元在黑水朝拜昭君庙后投河自尽,被昭君之灵所救,后被河南邹再御史收留为养女,改名为月英,与邹御史的女儿灵英以姐妹相称。卢杞继续陷害陈尚书,使之入狱。后来梅壁参加殿试获得状元,其父冤案得以昭雪,奸臣卢杞入狱,陈尚书官复原位。小说最后描写梅壁在父亲墓前告慰亡灵,又迎娶杏元、灵英。显然这部小说没有脱离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套路,但是这一人生历经磨难的故事对当时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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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感染力,以至有许多版本传至今日。从清代嘉庆年间直到民国年间,这本小说的再版从未间断过,并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同样受到东亚汉文学家的欢迎。越南接受《二度梅》也是从阅读汉语原文开始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汉文小说的流行只是局限在官员和文人阶层中,多数的越南平民汉字识的不多,难以阅读汉文小说原作。

从1905年开始越南受法国殖民统治,当政者积极推行拉丁文化的越南国语。此后用越南国语翻译的书籍逐渐增多,其中有不少是为了促进越南国语推广学习的需要而翻译汉文小说。像《三国演义》这样深具影响的著名小说自然被多次改编翻译,还出版了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以及才子佳人小说。关于当时的情况,《三国演义》的越南语译者潘继柄(1875—1921),曾经做过如下的论述:“我们安南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学习国语了,这是多么可喜的事啊!以前,我国的男子要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耗费父母大量的钱粮,才能达到手捧书卷,高吟低诵的地步,其实也未必能够心领神会。可是现在,不仅男子,就连妇女、甚至年轻的姑娘和天真的儿童也都能捧起书来读了,而且读一字懂一字,念一句就能体会其中的意味,可以说是心领神会了。但遗憾的是,文字是易学了,人人都懂了,可是到哪儿去找书来读呢?读完了《官怨吟曲》,又读《翘传》,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读得快的人三天就读完了。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才决定出版这套丛书,名之为《喃译外书》,每周出版一本。”

[4]

梅》为何能够在越南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日本汉学研究者矶部佑子曾经作过如下的细致分析:“其一,可以说在第十七回《选美女百姓惊惶认兄弟家庭痛哭》到第二十一回《真容投落飞涯下假扮贵人和番邦》中,有描写杏元被强迫远嫁边疆的故事。被迫嫁到异国一事,在越南历史上肯定存在过不少。对这样一名孤苦零丁的女性断然拒绝逼婚,自尽求全而产生的共鸣,便形成了一个读者层。其二,作品中出现了渔婆玉姐这一女性形象。第二十四回《路旁无奈春生投水渔人有缘玉姐联姻》到第二十九回《周渔婆母女得富贵穆相公邹府送家书》中,渔婆救了春生,还在船上给他提供了学习的地方。反过来春生也帮助其女儿卖鱼。不久春生在渔家之女的外貌中找到了`国色天姿岂在装,布裾絮袄胜霓裳。若穿环佩迎风立,疑果嫦娥降此方'的美丽,最后甚至在她身上还感到有一种`大家风范'。于是两人共同在船上生活,一直持续到春生出人头地之后。这样的在平民百姓(特别是临海的越南人)中存在的玉姐形象,在作品被接受方面具有很大意义。”通过《三国演义》、《剪灯新话》、《二度梅》等小说的传播及改编过程的情况分析,可以发现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朝鲜、日本、越南,同样抱有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崇拜,但是在接受中国小说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朝鲜半岛大都注重具有严肃礼教内容的小说;日本则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化,往往是为了追求作品的新奇性来读中国小说的;在越南由于受到中国南方口传文艺影响,最受欢迎的是把人们苦难的悲愁加以升华的作品。这种对于中国小说接受情况的差异,不仅表现出作家的不同艺术兴趣,也从深层次反映出各自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

三、越南汉文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特色越南汉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本民族文化特色,既表现在小说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小说的语言形式方面,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借用了中国小说的叙述抒情的表现形式,但是故事中的人物和场景则换成越南本土的。这一方面的例子在越南汉文小说历史演义类作品

①

这样的情况表明,中国的历史

小说及才子佳人小说深受越南人的欢迎。中国小说不但在古代越南可以以汉字和喃文的形式被接受,近代以来拉丁化的越南语也接受了中国小说,这说明了汉文小说已经深入到越南传统社会生活中,汉文小说中的观念也成为越南传统思想观念的一部分。在当代学者颜保《中国小说对越南的影响》一文中,举出了在1906年到1960年之间,越南翻译的书籍有316种。其中《三国演义》、《反唐演义》、《封神演义》等演义小说占有很大比例。关于《二度梅》在越南可见到以下翻译书名:《梅良玉演义》,阮安姜译,西贡1909年出版;《梅良玉演义》,范文强译,西贡1927年出版;《二度梅》,阮文贲译,河内1929年出版。关于《二度

严　明: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中极为常见,可以说基本上是用汉文小说的形式,记载了越南历史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进程,比如《圣宗遗草》、《越南奇逢事录》、《皇越春秋》、《越南开国志传》、《皇黎一统志》、《南翁梦录》、《南天忠义实录》、《人物志》、《科榜标奇》、《南国伟人传》、《大南行义烈女传》、《南国佳事》、《桑沧偶录》、《见闻录》、《大南显应录》等。在越南本民族文字还没有完全成熟和广泛使用之前,汉文是越南朝野通行的文字,从朝廷发布的一切法律公告,到社会上长期使用的各种条约乡规,无一不是使用汉文形式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用汉文小说的形式来演绎越南历史故事,应该说合乎情理,符合社会语言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也是容易被朝野官员文人以及广大民众所接受的。用这样的方式撰写小说,记录历史,并不是掩盖了越南的民族文化,相反则是借助汉文字语言的方式,保留了越南历史的大量真实记录,也保护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代代相传。如果没有汉文的记录,没有保存至今的大量汉文资料文献,那么有关越南近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记录将会变成一片空白。而越南文人借用汉语写作演绎越南历史,传播普及文化知识,则是对于越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对于东亚汉文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贡献。

其二是汉文小说的创作中加入了大量越南的风土材料,这样就使得越南汉文小说出现了浓郁的南国风情。纵观越南汉文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越是艺术上成功的汉文小说作品,其中所引用和包含的越南本土材料就越是丰富。越南较早出现的汉文小说是《岭南摭怪》和《越甸幽灵集》,这两部志怪小说产生在公元14世纪前期即李朝和陈朝交际之时,其内容主要是记录越南各地的神怪显灵之事,可谓乱世中奇闻怪录的集大成者。然而从越南神话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两部汉文小说又成为越南本土神话的源头之作,对于越南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比如后来出现的不少神怪小说,包括著名的《天南云箓》、《马麟逸史》、《南国异人事迹录》、《安南古迹列传》等,都离不开对这两部传奇小说材料的引用和发挥。越南的诸多正史中,也经常采用这两部传奇小说中的说法。尤其是对越南史

前文明的描述,早期先民活动的状况,几乎都是以这两部传奇小说的记载为基准,由此可见早期的汉文小说在越南历史文献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还有越南的不少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最早也记载在汉文小说中,伴随着汉文小说的长期流传,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汉文小说成为越南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对于民族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越南汉文小说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价值。

在越南汉文小说的传奇类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对于中国小说叙述方式语言的模仿,而是运用越南的人物、场景及文化背景材料所编写出来的故事情节,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也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比如阮屿的《传奇漫录》,绝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在描写发生在越南场景中的人物事件,其中涉及的越南神话传说又大都记载在《岭南摭怪》、《越甸幽灵集》等早期的汉文笔记中。比如《岭南摭怪》卷三记载了“范子虚事师傅”的故事:

李惠宗辰,子虚锦江义闾人。家中贫乏,移居华封。少年孤苦,乐道好学。从师公湛,字公直。常如其词,集意成章。及公直卒,其子年幼,未能奉事。……子虚买办等物,以助祭于师。又营室于师墓之侧,日夜灯火,奉事三年毕事还。……至丁卯科再试,中第四场。于本年十一月,子虚自家赴京,到真武寺。日遇大暑,入寓于寺。忽见公直坐于内,子虚惊拜泣曰“师之归阴,已七八岁,不知何由复见于此?”师曰:“子虚有义于我,故我出见以告之。”……子虚曰:“师知臣分命如何?”师曰:“今予未知,汝还,至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汝来至本寺,我则告之。”……至日,即将粜酒就寺,已见师与子弟先在坐。子虚稽首拜,具酒肉而进,师弟共饮食。师告之曰:“脱汝衣冠,付弟子,以弟子之衣衣之。”师乃以手拂之再三,子虚瞈[目]从师登于天上。至南曹北斗街,所见一官衣紫衣坐,北斗南曹坐于左右,师亦坐其下,共论察天下德行文章,以名出榜。……

第4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前后得四十人,著名于榜。判官乃进华封人子虚“文学可取”。南曹曰:“子虚以文章骄人,不可。”判官曰:“子虚年幼,虽有骄人,未尝害人。”紫衣官曰:“子虚孤幼,母有节行,且有义于判官,亦可恕之, 之下第。”即粘子虚姓名于四十人之下,乃挂榜于天门。……至是再取稿,果是子虚,后粘出于四十人之下。乃知天意可验,荣进素定,不可诬者。后子虚历登显官,官至赞治翊运功臣,特进金紫荣禄大夫,玉带金鱼,参从吏部尚书。

单从主人公名叫“子虚”来看,就可知这是一则“子虚乌有”的怪谈异闻,然而从中反映出来的观念却十分明显,那就是劝人敬师孝顺、积德行善,惟有此才能得到苍天保佑,人生才有机会发达顺利。阮屿改编了这一则神奇的传说,将其放在《传奇漫录》卷二,取名为《范子虚游天曹录》,小说的主旨与原来的传说基本一致,但是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描写更为细致精彩,文字也显得更加流畅优美,富有越南社会的风俗人情味,从而使之成为越南汉文小说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其三是翻版中国小说,抒写自己的心情,并有意在小说的语言形式方面加以改造,把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与越南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创作出为越南民众喜闻乐见的汉文小说。越南汉文小说中的许多名篇都来自于中国小说的改编,这样的翻版小说从表面上看与中国小说的故事情节似乎类似,但是实际上在加入了许多越南历史文化因素后,这样的汉文小说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小说翻译本了,而是融入了越南的情景和人情,变成有着本民族语言文学微妙含义的越南作品。在越南文学史上,阮攸(1766—1820)创作的《翘传》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巨著,这部诗体小说由喃字写成,从形式上看完全是越南民族化的作品。然而众所周知,这部伟大的作品直接翻版了明末清初署名为“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金云翘传》在明清小说史上只是一部中等水平的作品,谈不上名作,刊印后既没有得到评点家的青睐,也没有受到读者的追捧,在市井民间也没有引起很大反响,是属于一部默默无闻的小说,在明清时代,像这样默默无闻的小说数量相当多。可就是这样一部小说,被偶然带回越南后,其命运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经过阮攸的精心改编,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便成为了越南文学史上影响力最为巨大的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在东亚汉文学史上,一部作品一旦传入邻国并被改编之后,往往会出现在本国环境中无法想像的巨变,其中的各种缘由是很值得仔细推敲的。有关中国青心才人《金云翘传》与越南阮攸《翘传》(先名《断肠新声》)的关系,越南学者怀清曾经有一段言简意赅的论述:“应记住,若无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就不可能有阮攸的《翘传》。青心才人为阮攸开启更细腻的观察、更深刻的感受,为阮攸提供一个可以借用的故事,以表达当时环境中无法以别的方法表达的悲伤、愤懑、梦想、焦虑。……阮攸再创作,主要用的是自己的原料,以阮攸那个时代的越南社会环境,由他所听所闻、所感触所思考的材料。故事的灵魂是阮攸自己的感情。”这里所谓的“当时环境”,是指阮攸本人的生活环境,而阮攸改编中所采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来自越南本土的所见所闻,而他写入诗体小说《翘传》中的情感主线,就是自己的所思所想,是自己的感情寄托,是一颗越南的良心。阮攸一生历经三个不同的朝廷:后黎朝、西山阮朝和阮朝,这是越南历史中一个战乱纷争的阶段,生活其间的艰难和痛苦可想而知。阮攸曾在黎朝任职,曾经出使过中国。他在黎朝亡国后,又被迫出仕阮朝,这样的身仕两朝的折磨,必然给阮攸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压抑和痛楚,于是便借着编写《翘传》来表现内心的苦楚,他就像诗体小说中的女主角王翠翘那样,本来已经与金重订立了婚约,但是由于家庭突遭变故,她被卖身与人,失去了原先的婚约,陷入了巨大的人生痛苦之中。阮攸把来自于中国的小说结构改换成诗歌的形式,修改了原先的情节结构,尤其在细节方面,增加了许多内容。又利用长篇诗歌有利于细腻抒情的特长,化用了越南民歌中的不少抒情技巧,体现出浓郁的南国色调与浪漫氛围,从而使这段来自于中国的爱情悲欢离合更为紧凑,充满着跌宕悬念,同时又充分展现出越南风情文化的迷人魅力,成为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从这样的事例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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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明:越南汉文小说的异国文化特色

出汉文小说所包含的艺术价值不仅是巨大的,而且还是具有着变化开发活力的。东亚汉文学家通过传播、翻译、改编、化用汉文小说,尤其是通过嫁接汉文化和本土文化,往往能够开发出具有独特民族色彩和文化魅力的艺术作品。

综上所述,越南汉文小说主要由历史演义类小说及传奇类小说组成,这些小说在体制方面大都采用章回体形式,作品旨趣与明清小说颇为接近,但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色。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环境及作者身份与中国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越南汉文小说并没有像中国小说那样经历过从说话艺术到书面文学的长期过渡,而是直接借鉴和模仿了中国小说创作观念及语言结构形式。但总体上看,越南汉文小说作品的最为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悉心模仿,而是大量运用越南的人物、场景及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编写出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故事情节,越南

汉文小说独特的艺术价值也往往表现在这些方面。

注释:

①见矶部佑子《关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传播的特征》,此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参会论文。

参考文献:

[1]　郑阿财.越南汉文小说中的历史演义[Ａ].域外汉文小说

论究[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

[2]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Ｃ].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3]　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传奇漫录》的渊源和影响[Ａ].域

外汉文小说论究[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4]　颜保.中国小说对越南的影响[Ａ].克劳婷,苏尔梦编.颜

保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Ｃ].1989.

[5]　何金兰.试探《金云翘传》与《断肠新声》[Ｊ].汉学研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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