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学论文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对腐败问题的再思考 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因构成了腐败的动力基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公共权力的异化）是造成腐败的体制根源，国有资源产权不明晰构成了腐败的诱致性因素，腐败活动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的危害。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需要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更需要降低公共权力的可租性；建立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彻底变革、透明行政审批制度，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

[关键词]腐败 寻租 成本 收益分析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一）授权关系是腐败产生的政治基础

任何一种形态、制度下的社会，都需要管理（统治），不管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还是多数人居统治地位，管理权、统治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权力，即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构成了社会的威胁。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主要由公共权力来配置资源，缺少监督机制的授权关系的公共权力被少数拥有者异化，这是腐败得以产生的政治制度基础。

（二）商品交换是腐败犯罪的经济基础

1．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异用。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一切有用之物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商品都可以交换，或者说都可以买卖，包括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人的名誉地位、道德良心等。这就使得人们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如信仰、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变异，信用危机，人们就会以其交换价值为转移，一切以是否有利于自己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转移。权钱交易是腐败犯罪的一种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商品交换特殊或变相形式的表现。公共权力可以当作一种“特殊商品”进入“市场”，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中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侵入了政治生活的作用。

2．腐败活动的收益。公共权力的干预、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也就是腐败者从公共权力的异化的活动中，必然会得到经济效用、收益最大化。一个掌握着某种公共权力的人索取一笔贿赂款，一个惯于虚报浮夸的人因假成绩假数字而被提升，都是一种腐败收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把这种腐败收益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叫做“租金”，而把谋求得到“租金”的活动称作“寻租活动”。

二、腐败属于狭义寻租的范畴

关于寻租理论的文献中，寻租有很多定义。本文所指的寻租沿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定义，即布

坎南将寻租定义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当然，其他还有图洛克、巴格瓦蒂、本森等学者的不同定义。在经济学界，寻租活动被称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即就社会总体而言损失大于所得，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些特点：(1)它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2)它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3)一种寻租活动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或避租。

由以上特点得出，寻租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布坎南曾说明这一点：第一层面的寻租活动，是指通过向政府官员进行游说、疏通、行贿等手段促成政府对经济的千预，从而产生租金并获取租金的活动；第二层面的寻租活动是指由于第一层面的寻租活动给政府官员带来了好处，使他们看到了权力的含金量，从而吸引人们耗费精力和钱财去争夺官职的活动；第三层面的寻租活动是指当政府采取措施将暗租变为明租，使部分或全部租金变为政府的财政收入并尚未形成预算支出时，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为了有力地参与这笔财政收入的分配而展开的竞争。

综上所述，腐败属于狭义寻租的范畴。从这一角度分析腐败，比从人性角度、政治角度、社会角度、道德和法律角度分析腐败，富有新意，其提出的对策也具有可操作性。

三、寻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寻租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寻租者之所以选择寻租而非寻利行为，在他看来寻租更容易实现：预期收益≥预期成本(R≥C)，这是寻租人决定采取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采取行动的程度则在于边界条件：边际收益二边际成本(MR=MC)。

寻租人行为的成本函数可表示为：C=C1+C2=f1(r,w,c)+f2(p,q,d)/式中 C1=交易成本，它由所消耗的人力r，物力w和财力c所决定；C2=心理成本，它由机会主义行为被查处的概率p、发生次数q和处罚强度d所决定。寻租人行为的收益函数可表示为：R=f(s，m)/式中：s—物质因素(经济因素)；m—精神因素(非经济因素)。在寻租人的成本—收益函数中，意识形态作用非常重要。意识因素作为一个潜在的变量影响着：s和m，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资本的人对s和m有不同的主观评价，从而有不同的R。分析意识形态因素变动对寻租人行为的影响，对理解第三部分权力者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寻租腐败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上述的成本—收益分析给出了寻租者行为选择的范式。

同样的框架，还有另一种表述方法。假设当权者对腐败行为：①腐败者被抓获并惩罚的概率为p；②腐败者没有被抓获因而没有被处罚的概率为1-p。如果状态①发生，腐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总值为Xa；如果状态②发生，腐败者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的总值为Xb。 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当事人依预期的效用收益排列交替的期望，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预期效

用由各种状态发生的概率来加权，因而有：EU=P×U(Xa)+(1-P)×U(Xb)/这里，EU是预期效用，U(X)是收益所带来的效用。由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可知，进行腐败活动的官员是以经济理性的方式作出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既定时间内，如果两种状态是相互排斥的，他将通过比较各种状态相关预期来选择一种状态。当预期效用（收益）值大于或远远大于腐败总成本时(EU>C1+C2+C3)，当权者才会实施腐败。腐败收益过高的情况下，权力腐败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权力腐败成为世界性公害，确有其内在的制度经济根源。

四、建议

1．加强公众教育，增大腐败的心理成本。2. 提高公务员待遇，加大腐败的机会成本。3. 建立专门的反腐机构和立法，加大腐败的惩罚成本。4. 深化公务员制度改革，降低反腐败的成本。5. 转变政府职能，以减少寻租机会。6. 理顺监督体制，提高反腐败的效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除了以上提出的具体经济对策之外，还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赖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备，有赖于法制的完善。总之，在腐败频度高位势期，严刑重典是反腐败的首要选择，社会系统性反腐方略是反腐的明智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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