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6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

《鲁迅其人》第三部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1）

改造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些研究论著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但都缺乏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想就这一思想的产生及其在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影响，作一点粗略的分析和考察。

一

所谓“国民性”，即“民族性”，原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概念，最初运用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以后又扩展到各民族文学艺术的鉴赏和批评的领域。19世纪，文学与国民性的关系，才成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法国19世纪批评家泰纳(H A Taine 1828～1893)的《艺术哲学》一书，就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时代”是构成各民族文学艺术的三个要素。此后，文学与民族性的关系便成为许多文艺批评家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国民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它指的是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光升：《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新青年》第2卷第6号。，是“以人种为基本而在种种的外底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国民魂”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译,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25。；它为一国民族所共有，具有“因袭的，保守的，固定的性质”邹敬芳：《东西国民性及其社会思想》，《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改造国民性，就是要社会的“先知先觉”，“用个人的努力，渐渐减少人性黑暗的方面，渐渐发展人性光明的方面”陈独秀：《我们应该怎样?》，《新青年》第6卷第4号。。所以，国民性的思想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每个民族存在某些“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这种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形成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文化上的反映。它通过民族的语言、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它以社会划分为对立的阶级为前提；它只“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而不承认各民族有超阶级的共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资产阶级用“国民性”、“民族性”的概念，掩盖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实质，抹煞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上的本质区别。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超阶级的国民性也是不存在的。毛主席在揭露资产阶级“国体”的欺骗性时指出：“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

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新民主主义论》。对资产阶级的国民性，也应这样看。有的人企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心理素质的理论，论证超阶级的国民性的存在，是十分错误的平心：《人民文豪鲁迅》,第5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7。。

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最早是从外国人开始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如旅行家、传教士，随着这些国家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来到中国。他们依据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理论，污蔑中国民族性的“陋劣”，颂扬中国的封建文明，为其侵略中国的目的服务。如鲁迅曾多次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斯密士(AHSmith)，曾留居中国50年，写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极力污蔑中国的“民族性”，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等文章。。到了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才在中国出现。鲁迅就是最早开始研究改造国民性者之一。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民族危机，使中国日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这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到了1900年以后，有了新的高涨。“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这时，“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在内忧外患、丧权辱国的刺激下，这些爱国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中国屡屡失败的原因，努力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就是适应这种爱国图强要求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

当时社会上广泛传播的进化论思想，是国民性研究的思想基础。1898年出版的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中国最早完整地介绍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学说。在当时中国还存在着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条件下，这种进化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武器。维新派人物严

复，就在一些文章里宣称，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国民族若不发愤图强，必将“无以自存，无以遗种”，永沦外国侵略者的奴隶。他从此出发，一方面向清政府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人民鼓吹“保种进化”的主张。这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到了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部分先进分子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思想工具。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使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阶级的压迫，是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主要根源，革命的暴力是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惟一方法，便只能依据生物进化“优胜劣败”的理论，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民族性的“孱弱”，认为若要中国富强，首先要改造国民性。因此，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当时广泛流行的进化论思想用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时产生的进步思潮。

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它们之间又有着重大的区别。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新民”思想。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卷,第53页。的自强主张，梁启超的“采补其本无而新之”的“新民”学说，都包含了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萌芽。但是，他们企图在不积极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基础上，幻想依靠封建势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新民”学说，就不仅没有与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摧毁封建制度联系起来，也没有包含一点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思想。它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终于堕入了保皇主义的泥坑。

随着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改造国民性问题，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注意。当时研究国民性的文章著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国民性的病根。一是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办法。揭示病根，大多都围绕探讨中国落后的原因进行的。如有的人说，“我国之所以孱弱不振者，徒以人民有依赖之性质耳”《论中国人民依赖性之起源》，《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有的人认为，中国不能抵御外患，“一由于自尊，……一由于自弱”《论外患之由起》，《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有的人则认为主要是愚昧：“我社会之现象，至于如此者，虽原因复杂，而其致病之源，则在乎愚。惟愚故堕，惟堕故怯，而种种朽腐卑屈，弱不振，散漫无纪之败德恶行，相因而起。”《论中国社会之现象及其振兴之要旨》，《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社会观点的不同，如果说他们在揭示病根的努力上还大体一致的话，那么在提出如何改造国民性的

方法上，就表现了不同的政治倾向。从革命的道路角度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倡改良主义的办法。如有人主张，要去掉“自尊”、“自弱”之病根，必使“教育普及”、“宪法立定”《论外患之由起》，《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有的人说：“今欲革人民依赖之性，其惟倡西人社会学说，以进化之公理，志其迷信之心。复假祖国陆王之学术，以良知之论，破其凭藉之藩篱。庶国民之奴性可除，而思想不难进步矣。”《论中国人民依赖性之起源》，《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二)提倡复古与宗教的办法。如有人主张要发扬国民性固有之优点，“凭良土性，遇良气候，施良肥料”，庶几可见新国国民性的“开佳花结美果”《论中国之国民性》，《东方杂志》第5卷第6号。。当时的革命骁将章太炎，也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演说录》，《民报》1906年第6号。。(三)提倡革命的办法。当时这种意见是少数的,只有在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文章里，或《民报》那样的刊物上，才能看到将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同革命联系起来，提出医治中国之道，“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未由”《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民报》1906年第2号。。

以上粗略的叙述可以看到，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初伴随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要求而产生的进步社会思潮。进化论是研究国民性问题的理论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鲁迅作为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主义的青年，在思想上接受了进化论影响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战士，当他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时候，在广泛流行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思潮中，也注意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探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鲁迅的这一实践活动，反映了那些“先进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艰苦努力的战斗足迹。

二

鲁迅是在1902年前后开始思索国民性问题的。在弘文学院读书的时候，便常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回忆鲁迅》，见《我所认识的鲁迅》，第18页。?为了实践改造国民性的愿望，鲁迅最初努力介绍西方进步的自然科学，以图“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弁言》，《鲁迅译文集》第1卷,第5页。；同时，为了“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坟·科学史教篇》。，又十分注视文艺的作用。1903年，他译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即想用文艺来鼓吹人民的爱国反抗精神。

为了实现改良社会的愿望，他始而学医，想以此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后来，当他发现精神上“愚弱的国民”并非医学所能救治的时候，便毅然弃医学文，决心以文艺来实现他改造国民精神的愿望。

想从研究国民性入手找到中国贫弱的原因，把改造国民性当做救国的方法，将文艺看成改造国民精神的主要武器，鲁迅的这些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研究国民性者的思想局限。他们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一部分人民群众身上存在的精神上的“病苦”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摧毁罪恶的社会制度。相反，却把这种“病苦”看成是各个阶级共有的“国民性”，世代相袭，很难改变。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观。但是，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吸收了进化论的发展斗争和革命变革的观点，在思索这个问题时，便能够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途径上，提出了与改良主义复古主义论调迥异，而与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派思想全然一致的结论：“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许寿裳：《回忆鲁迅》，见《我所认识的鲁迅》,第19页。。这样，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与改良派的论调严格划清了界限，就是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较起来，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也带有更加深刻的特点。

鲁迅并不是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是着力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当他一旦发现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最有力的武器的时候，便抛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抽象思索，而积极从事文艺运动的实践了。他筹办的第一个文艺杂志，便取名为《新生》。由于同志星散，筹款困窘，尚未出世，便告夭折。两年后，即1908年，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章，可以看做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进一步实践。

从这些文章来看，强调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作用，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确实十分重视文艺在改变国民精神中的作用。始而弃医学文，是认为改变人民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继之编杂志、写文章，翻译《域外小说集》，同样认为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域外小说集〉序》。。这种过分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是资产阶级启蒙文艺思想的特征，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如《民报》即有人鼓吹“淑移性情，莫善于词”渊实：《虚无党小史》译者按语，《民报》第十一号。。梁启超甚至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把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当做变革

社会、解放民族的道路的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是不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44页。。因此，在旧的社会制度没有用革命的手段进行变革之前，想通过文艺彻底改变人民的精神，从而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鲁迅想通过文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带有这个根本性的局限。

但是，判断一种思想的意义，仅仅看它的哲学实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它的实践在时代革命潮流中的作用。如果我们从鲁迅用文艺实践为革命斗争服务的角度来理解，就会看到他的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在实践中具有的革命意义了。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这一充满革命辩证法的光辉论断，给我们认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实践的历史作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一些所谓的“革新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将西方的“坚甲利兵”、“制造商估”、“国会立宪”等“偏流之至”的破烂货，当作宝贝介绍到中国来，以“物质”杀精神，用“多数”灭个性,想以虚假的“民主”幌子下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制度对人民的统治。结果只能是“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使得“民不堪命”，更何谈“兴国”？《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在这些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和议会制度的一片喧嚣声中，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鲜明地提出并努力实践用反抗挑战的“伟美之声”，唤起人民群众的觉悟，“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这在实际上，就是自觉地执行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思想革命的重要任务。

努力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鲁迅当时还不能正确认识革命先觉者和群众的关系，对群众的缺乏民主主义革命觉悟，抱有一种愤激的情绪。他批判一些资产阶级庸众和不觉悟的群众“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形成了一种“无上征，无希望，无努力”的保守苟安的精神状态。这里所批判的“无古民之朴野

，有末世之浇漓”，“不获则劳，既获便睡”《坟·摩罗诗力说》。的“不撄”之民，固然主要指的是骑在人民头上害怕人民群众反抗的“庸众”，但也包含了鲁迅对人民群众不觉悟的愤激之词。这些愤激之词里，有资产阶级个性主义的影响，也流露了他深沉的爱国心情。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痛心地感叹俄罗斯人民的悲苦命运时，曾经写道：“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并没有因此责备车尔尼雪夫斯基，而是在他如此愤激的呼声里，看到了一个革命者因“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中间缺乏革命性而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伟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第610页。。列宁的这个评价，可以启示我们正确认识鲁迅对群众的愤激之词的真正原因。

但是，仅仅愤激于群众的落后，对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回答：“群众落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当时思想界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立宪民主”的保皇论调，抵制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点，当时的《民报》就曾指出：“《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906年,《民报》第3号号外。可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见得高明多少。他们认为，群众落后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们起来革命；而革命成功以后，还不能给民众以权利，要好好“教训”他们几年，才能由“训政”而施行“宪政”。当时的鲁迅，既不同于改良派仇视人民的态度，也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漠视人民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全然不同的回答。

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光辉思想。他说：一国的强弱，“根柢在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显然，鲁迅这里所谓的“尊个性而张精神”并非他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立人”最后达到“兴国”的一种手段。鲁迅自己明确地阐发了“立人”思想的革命内容：“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已兴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鲁迅所追求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的思想同启发广大人民群众民主主义革命觉悟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点，恰恰是鲁迅同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对“群众落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上区别的重要标志。在鲁迅看来，

因为群众落后，所以要解放个性，发扬精神，首先造成大批“精神界的战士”，让他们去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唤起他们革命反抗的精神。在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因为群众落后，必须由自己“包办革命”，只能对人民实行“训政”，等待“训”好之后，才能给他们以权利和自由，即所谓的“还政于民”。鲁迅的回答，虽然过分强调了个人精神解放的意义，过分强调了“先觉之声”的作用，但是这同尼采鼓吹的“超人”反动学说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深刻地观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产生的流弊。由于资本主义物质与金钱在人与人关系中间的深刻影响，使得现实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于是“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坟·文化偏至论》。。同时，鲁迅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民主的虚伪。他们打着“多数”的幌子，残酷镇压反抗者，“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的“非物质”，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物质金钱关系的否定，“排众数”，实质是反对依恃“多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虚伪民主。这同尼采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统治的“超人说”的反动政治目的根本不同，而是表现了鲁迅渴望以精神界战士的个性解放进而达到唤醒群众觉悟的革命要求。鲁迅主张的“先觉之声”，是能够“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是“援吾人出于荒寒”的“温煦之声”《坟·摩罗诗力说》。，而不是尼采鼓吹的“在人群中我以为比在兽群中危险”尼采：《苏鲁支语录·前言》，见《世界文库》第8册,第3503页。而向群众公开“宣战”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超人”之声。正是这种区别，使鲁迅对“群众落后怎么办”问题的回答，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启蒙主义的立场，却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恩赐革命”的“愚民政策”比较起来，带有更加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特征。

更加重要的是，在对拜伦等富于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介绍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人民群众觉醒和反抗的热烈渴望。因为鲁迅自觉地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所以他远离了“欲自强而并颂强者”的尼采，而倾向于“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拜伦。他在拜伦的作品和性格中，不仅看到了“遇敌无所宽假”、“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反抗精神，也看到了他“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只身援助希腊独立的对人民同情的态度。鲁迅介绍拜伦时说：“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

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坟·摩罗诗力说》。这些概括拜伦的话，也可以用来说明鲁迅自己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它包含了同情人民不幸的命运和愤激于他们缺乏反抗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以“怒其不争”为核心。“怒其不争”，有鲁迅对人民群众觉悟和反抗缺乏了解的一面，但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觉醒和反抗的热烈渴望的心情。鲁迅痛斥那些“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的人们，指出“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坟·摩罗诗力说》。，强调斗争的诗歌在唤醒人民觉悟，鼓舞人民爱国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他用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就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坟·杂忆》。。用文艺唤醒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和反抗精神，这正是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精髓。在这一点上，鲁迅远远超出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