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爱惜自己的羽毛

爱惜羽毛

张爱玲教唆“成名要趁早”。席慕蓉在观察荷叶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她发现，在荷叶间，要出水面到某—个高度才肯打开的叶子才能多吸收阳光，才是好叶子。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打开了的叶子，颜色原来是嫩绿的，但是在低矮的角落得不到阳光的命运之下，终于变得苍黄。于是她说，“太早的炫耀，太急切的追求，虽然可以在眼前给我们—种陶醉的幻境，但是，没有根柢的陶醉也只能是短促的幻境而已”。

胡适先生成名也很早。但他成名之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格外谨慎小心。他曾对唐德刚先生说:“人家以为我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挥而就，其实我写文章是极慢极慢的。”李宗仁评价道:“适之先生，爱惜羽毛。”

比胡适稍早的梁启超先生也是个“爱惜羽毛”之人。胡适先生曾多次向唐德刚教授说，梁启超先生遗墨真迹可稽考者约有3万件，而件件足珍;其中没有—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胡适以为，“因为梁氏成名太早，他知道他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所以他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

这样刊来，成名太早也并不必然导致“短促的幻境”，关键是要懂得“爱惜羽毛”。

—个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固然让人讨厌，但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则很可能趋向沉沦。黑格尔说:“人应当尊敬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个社会，若有很多这样的人，—定是清新可喜的。张百栋先生说得对:“‘要脸的人’与‘不要脸的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就犹如天堂与地狱之别。”

教你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

日期:20111015 作者： 来源：新晨报

第一章（2）

李明桥刚来蓟原那阵，就听人说过，在蓟原地面上有“四大牛人”，任谁来当书记县长，这“四大牛人”是万万开罪不得的，否则，你就甭想在蓟原的地面上混。老百姓中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顺口溜，就是专门说这四个人的：国土局长的胃，煤炭局长的汤；财政局长的钱袋子，公安局长的枪！

老百姓说，县里四个要害部门的宝座就是专门为这四个人定制的，只能他们坐，别人想坐门都没有。

李明桥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不就是几个小小的局长吗？有什么动不了的？没人敢动他们，说明有人的屁股不干净。

来蓟原赴任之前，市委翟副书记告诉李明桥，说蓟原是矿区，情况复杂，凡事要讲究策略。翟副书记说：“明桥啊，万清同志是老资格的县委书记，遇到化解不开的矛盾，多跟万清同志沟通沟通。”李明桥连连点头，感到自己任重道远，同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跟随了五年的市委副书记，而是父亲，一位慈祥的父亲。

据李明桥私下里了解，国土局长张得贵的真实年龄已经六十有五，为了赖在局长的位子上不下来，先后把自己的年龄改小过三次。据说这个国土局长的胃不同于普通人，酒量惊人，属于千杯不醉那种，而且是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他手里掌握着审批土地的大权，围着他转的尽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一次，在饭局上，张得贵扬言：“喝一杯酒，批一亩土地。”一位开发商连喝180杯，当场就喝趴在地板上了，后来进医院躺了半年，出来之后就变成了植物人，整天坐在轮椅上被保姆推来推去。好在国土局长讲信用，如数给了该开发商180亩土地，只是批文交给了继任公司老总的儿子手上。

更有意思的是财政局长周伯明，把年龄一次改小了11岁，结果，档案上显示的年龄只比自己的儿子大12岁。在蓟原，当官的修改自己的实际年龄几乎成了公开的做法。被老百姓戏称为“四大牛人”的另两位局长，一位是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郝国光；一位是公安局长黎长钧。郝国光在煤炭局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十年，还没有歇的意思；黎长钧的公安局长也干了八年了。据说郝国光有一个嗜好，就是不论在什么季节，每天清晨必喝一碗“王八汤”，而且必须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野生鳖配以专门从国外进口的名贵药材，用文火慢慢炖成的汤——背地里，老百姓都把郝国光称为“王八局长”。黎长钧更绝，每逢饭局，先解下腰带上的手枪，往饭桌上一放，谁要敢不喝酒，对不起，看看枪口再说。

李明桥知道，这几位局长能够如此跋扈，如此无法无天，肯定不是吃干饭的。有人告诉他，最好别碰那几位局长。提醒他的人是出于好意，不想他得罪人进而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但有些人，是必须得得罪的；有些麻烦，也是根本无法避开的。让李明桥作难的是，牵扯到干部的任免事项，决定权在于县委常委会议。尽管各大局是县政府下辖的职能部门，但局长的任免，他这个县长只有提名权和建议权，最后决策拍板的，还是人家书记杜万清。在李明桥来之前，杜万清就已经在蓟原当了一届县长、一届县委书记，算是蓟原的老干部了。李明桥听人说过，杜万清作风严谨，逢年过节，家里的门一关，任何人不准进；调整干部的时候就住办公室，跟干部谈话时一般都有两名以上的干部在场。李明桥奇怪的是，县委书记杜万清素以清廉著称，却任由这几名局长在蓟原的地面上跋扈，岂不怪哉？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几位局长的背后有一只“大手”，这只“大手”伸得比较长，其力度足以令县委书记杜万清保持缄默。第一章（12）

财政局长周伯明来找县委书记杜万清告状。周伯明说，这李明桥也太霸道了，他来蓟原才几天，就想把财政大权全部揽过去，说什么要一支笔批钱。

杜万清没吭声。他知道周伯明是什么意思，周伯明想让他表个态。如果换成是以前，杜万清也许就顺着财政局长的话头拿个意见出来了。但今天，杜万清的情绪不怎么好，就不想表这个态。见杜万清没有说话的意思，周伯明又说：“杜书记，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开展工作了？他一支笔批钱，连黄副县长批钱的权力都给收了回去，这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多障碍。”

话说到这个份上，杜万清再没个态度显然说不过去。但他没有站在财政局长周伯明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了代县长李明桥的立场上。他告诉财政局长，身为一县之长，李明桥提出一支笔批钱，试图规范财政收支制度，这没有什么不稳妥的地方。更何况，李明桥之前跟他通过气，他是点头同意了的。周伯明的嘴巴张了张，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杜万清心里非常清楚，这些局长手里面的权力太大了，分管的常委和副县长根本就指挥不动他们。李明桥一心要调整这些局长，原因就在这里。但杜万清还是否决了李明桥的意见，他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动干部。他今年58岁了，老了，头发都白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当到头了，再坚持个一年半载他就该解甲归田，彻底退休了——一个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树一大堆敌人呢？李明桥不一样，人家年轻，三十五六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加上又有翟副书记在背后力挺，是很容易干上去的。但蓟原的情况特殊，一些不该招惹的人，最好不要招惹。杜万清很想告诉李明桥一句话，要爱护自己的政治羽毛，不能轻易让自己折了翅膀。

杜万清知道，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和财政局长周伯明关系密切，属于那种能够随时随地尿在同一个壶里的人，李明桥收回黄志安的财权就等于削弱了财政局长周伯明的财权，周伯明当然不痛快。在内心深处，杜万清并不反感李明桥的这种做法，他只是隐隐地有些担心：李明桥这么干无形中又给他自己树了一批敌人，而且这批敌人就盘踞在李明桥的身边，是他手底下那些副县长们，尤其是黄志安，这个人很不简单，富有心机不说，在蓟原干部当中的根基也比较深，如果不是李明桥从市上空降下来，蓟原的县长有可能就是黄志安。杜万清曾经很直接地提醒过李明桥，说他头上的“代”字还没有去掉，行事应该低调些。但李明桥显然没有听进去，依然我行我素。第一章（14）

到杜万清跟前来告状的人，财政局长不是第一个。之前，水电局长、城建局长都来找过他，很委屈地对杜万清诉苦，说李明桥官僚主义，把他们叫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就差让他们停职写检查了。李明桥没有停水电局长和城建局长的职，但却勒令自来水公司的头和城建局负责市政工程建设的一位副局长向县委县政府写出辞呈。李明桥当时的原话是：“撤职太难听，给你们留点面子，自己提出辞职好了。”这位年轻县长的火气很足。

李明桥之所以大发雷霆，是因为有段时间，他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街道老是被挖开，街道堵塞了半边，成了单行道。李明桥让办公室主任卫振华去问了问，回答说是在埋下水管道。折腾了大半个月，下水管道埋完了，路面修补一新。过了没几天，那段街道的另一边又被挖开了，又堵住了半边街道。这次李明桥火了，让司机把车停到工地边上，亲自去问正在施工的民工。民工告诉他，这次是要埋自来水管道。李明桥不去办公室了，他让卫振华通知分管交通城建口的副县长，还有自来水公司的经理，以及水电、城建、交通等部门的头头，让他们统统赶到工地来，他这个代县长临时决定现场办公。

李明桥的现场办公只用了15分钟时间，他向与会的各部门领导提出了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埋下水管道挖开的沟，能不能同时把自来水管道也埋进去？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李明桥说：“既然从技术上来说不存在什么难度，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你挖你的我挖我的，你埋你的我埋我的，各部门要有互助协作精神。如果自来水公司和城建局沟通一下，在埋下水管道的同时埋自来水公司的管道，这样两个项目的施工周期将大大缩短，提高工作效率不说，还可以节省至少50%以上的施工经费。”

接下来，李明桥作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说，他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的名义，建议自来水公司经理和城建局负责市政建设的一位副局长向县委县政府提出辞呈。第二章（10）

这次临时动议的县委常委会议，并没有打算研究干部的任免问题。原本有个别部门的领导职务空缺，但都不是什么要紧单位，十天半个月的没有头头，一时半会儿碍不了什么事。按书记杜万清的意思，这几个部门先放放，过段时间再说。这次常委会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个是讨论县政府拿出的《关于蓟原县跨越式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规划》方案（草案）；还有一个，就是研究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改制的有关问题。

只不过，会议甫一开始，就没能按照正常的惯例开下去。杜万清简单地讲了两句，因为两个议题牵涉的都是政府那边主抓的工作，杜万清就让李明桥做主要发言。谁知，李明桥一张嘴，话题一转，议题就绕到干部问题上去了。

李明桥用手中的钢笔，轻轻地点着面前的文件，说道：“蓟原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发展、怎么样跨越式发展的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最大的障碍，就是干部队伍僵化、人才不流动所造成的困境。这才是我们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首要难题。”

在大多数常委发愣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李明桥接着说：“大家都是蓟原的老干部了，你们比我清楚，为什么蓟原的干部队伍会如此僵化？为什么？因为有个别干部赖在领导的位子上不下来，有的领导干部，甚至把年龄一次又一次地往小了改。”

话说到这份上，杜万清终于明白了李明桥要干啥，同时也明白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上次自己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打动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人家根本就没把自己的话听到耳朵里去。关于干部的问题，李明桥曾经专门找过杜万清，明确表示要换掉郝国光、黎长钧、张得贵、周伯明等几位局长，杜万清没有答应，只是劝李明桥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别碰这几位局长，否则，得不偿失。李明桥显然没有听进去，不但没有听进去，而且准备“逼宫”，逼他杜万清在常委会上点头——问题是，你逼得了吗？

“我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的名义，建议万清同志、建议县委常委会议，对煤炭工业管理局、公安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等四家单位的领导班子，予以认真研究，对现任局长，该退休的退休、该撤职的撤职、该换掉的坚决换掉！”李明桥的发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如果是在演讲台上发表的演说，杜万清肯定会鼓掌叫好。但这不是在演讲台上，而是在县委的会议室里，李明桥面对的也不是看热闹的观众，而是县委的各个常委。

书记杜万清尽管心里恼火，但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在蓟原，动干部是有前车之鉴的，李明桥之前的两任县长，都打算动动郝国光几个，但郝国光他们还没有挪窝，他们自己反倒灰溜溜地离开了蓟原。第三章（1）

一接到市委翟副书记的电话，李明桥立马就明白了：事情正在朝着无法让他掌控的方向发展。翟副书记在电话中明确地告诉李明桥：别碰那几位局长，那不是你碰的。

李明桥试图解释一下，他说：“可是，翟书记，你不知道那几位局长。”

翟副书记打断了李明桥的话：“没有可是。明桥啊，我告诉你，干部的任免问题，你让书记万清同志去打理，你只管干好政府这边的工作就成了。我提醒过你，任何事情，要注意方法，要讲究策略！你头上的‘代’字还没有去掉呢。”

停顿了一下，翟副书记继续说：“市上的班子最近要变动，市委书记调回省上，市长何培基同志有可能接任书记。”翟副书记的话说了半截，再没有往下说。

李明桥立马就反应过来了：省上要动衢阳的班子，市委书记调离，市长何培基转任市委书记，市长的位子就空出来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要在衢阳市的干部当中产生一位市长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非翟子翊莫属。

对于年届52岁的翟副书记来说，这次调整班子的机会千载难逢。谁都清楚，他这个年龄，说提，就提起来了，多年的常务副书记嘛，当一任市长无可厚非；不提你，改去人大政协当个一把手，或者直接退居二线，也属正常。滑稽的是，关乎翟副书记仕途升迁的筹码，竟然握在了李明桥的手中：完全取决于李明桥“动不动”郝国光他们。如果李明桥执意要“动”郝国光几个，那么，这个“上头”，不但不会把翟子翊扶到市长的位子上去，弄不好，连常务副书记的帽子都得整丢了；如果李明桥听劝，不“动”郝国光他们，说不定，翟副书记的市长，就当定了。看来，来自省上的这位要员，不但对衢阳市的情况非常了解，对蓟原县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而且不是一般的熟悉，否则，要市上领导出面办事情，书记市长都在前面横着呢，哪轮得到翟子翊说话？对方肯定清楚，以自己和翟副书记的渊源，他李明桥有可能买翟副书记的账，但未必会买书记市长的面子。第三章（8）

黄小娜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打电话的时候，郝国光就在她旁边坐着，电话里周伯明的声音，郝国光听得一清二楚。他有些生气，觉得这个周伯明真是没有出息，堂堂财政局长，一个代县长就把他吓成这样！李明桥不就是想撤了他们几个吗？只要他郝国光不答应，李明桥的阴谋就不能得逞，有什么好怕的？

想了想，郝国光用自己的手机打通周伯明的电话。他说：“老周，咱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蹦一起蹦，要歇菜一起歇菜，别玩那些虚的。”

电话那边，周伯明地吸着气，半天没吭声。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俗语放在夫妻情事上，最是恰当不过。男人家，无论在外面怎么花哨，很正常；但是，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给自己戴绿帽子。

那天，郝国光一进家门，看到赤条条的刁月华，和一个同样赤条条的男人在自己的床上纠缠，大白天的，连卧室门都没有关，他脑袋里嗡的一下，当时就傻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女人疯了，竟敢把野男人往家里带？竟敢给自己戴绿帽子？

郝国光的第二个反应，就是想自己应该冲上去，掐死那个丑陋的男人。

但郝国光没有冲上去。因为他看清楚了，这个肚腹上满是赘肉、皮肤松弛、双腿细得跟蚂蚱一样的丑陋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同僚，多年的老哥们，财政局长周伯明。

郝国光气得手指头都在不住地哆嗦，“你——你——”，你了半天，郝国光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因为爱喝“王八汤”，他知道背地里有人戏谑地称自己为“王八局长”，没有想到的是，他真的当了“王八”——被妻子刁月华戴了绿帽子。

事情就是这么滑稽，老天给郝国光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两个多月前，刁月华还在为黄小娜的事情拼命跟郝国光闹腾，而现在，刁月华自己反被郝国光抓了个现行，赤条条地和另一个男人一起，被堵在了床上。

刁月华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待反应过来，“嗷”地嚎叫一声，触电一般弹坐起来；财政局长周伯明看看刁月华，又看看站在客厅里的郝国光，再看看自己赤裸的身体，满脸惊恐，他抖抖索索地伸出手，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衣服。

这个女人疯了！

这个女人真是疯了！

一头蠢猪！蠢驴！蠢猪！蠢驴！

郝国光在心里面诅咒着。老天把玩笑开大了，他实在不知道，事情该如何收场。他想掐死周伯明，他还想掐死刁月华，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都无法解决问题。这个和他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女人，她的身份不仅仅是妻子，还是自己生意上的合伙人，还是自己仕途生涯的知情者和见证者。这就比较麻烦，她知道得太多！一个女人知道得太多，往往容易坏事，尤其是一个比较愚蠢的女人。她怎么就不明白：男人在外面再花，只要回到家里，就还是她的丈夫，就还是她的精神支柱，就还是她的一片天空，她始终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她怎么就不明白：她自己一出轨，就会改变整个事件的性质和走向！第三章（9）

时间不久，衢阳市的领导班子果然有了变动，市委书记原是省城下来的，在衢阳当了三年市长、四年市委书记，这次调回省城，担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长何培基同志转任市委书记，但市长的职务还兼着，究竟谁接任市长，尚没有定论。

一时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省上本来要让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当市长，但翟子翊有时候不听招呼，怕当了市长以后尾巴翘得更高，比书记还书记；有人说，省上准备空降一位市长下来，是省委副书记的秘书，该副书记分管党群组织，实权派，快退了，准备安排“后事”；也有人说，另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将平调到衢阳来当市长，该市长在当地的名声不好，但有个亲戚在中央某部门工作，发话了，准备换个地方重新发展等等。

李明桥心里不免隐隐着急。如果预想中的翟副书记未能当上市长，那么，他上次的让步和妥协，就不具备任何意义。在内心深处，李明桥还是希望翟副书记能够出任衢阳的市长，尽管翟副书记的形象，在他心里已经打了一定的折扣，但不管怎么说，翟副书记毕竟是一位比较务实的领导，他当市长，对衢阳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他李明桥的工作和个人前途来说，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摘编自《官票》

作者  铁翎

出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明桥出任蓟原县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当地“四大局长”开刀————让他们让出霸占许久的位置。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李明桥一次次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他越来越觉察出蓟原这个地方的水有多深，也深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内心的不堪重负。最终，在县长选举中落选。即将退休的县委书记杜万清在身患绝症之后，逐渐对自己进行了心灵救赎，最终站出来去面对了八年前的那桩24条人命案。利益与利益的角逐、权利与权利的角逐、人性与人性的角逐，正在一步步上演……

李稻川：我爱惜自己的羽毛

2012年05月23日 15:29

来源：今晚报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天津歌舞剧院津版歌剧《白毛女》首演获得圆满成功，该剧导演李稻川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情动人是这部歌剧成功的关键——

李稻川：我爱惜自己的羽毛

本报记者 高丽

发布日期： 2012-05-23 00:00 作者：

本报记者 曹 彤摄

本组图片 津版歌剧《白毛女》剧照。 姚 玉摄

第一次见到著名歌剧导演李稻川，是在天津歌舞剧院举办的津版歌剧《白毛女》新闻发布会上。年近八旬的李导给人的印象很是干练，特别是胸前一条橘红色的围巾，虽是很随意地系着，但鲜亮、跳跃的色彩，却让大家一下子将关注的目光都投向了她。这或许就是作为大导演应该具有的气场。

李稻川是当代中国歌剧、音乐剧的著名导演，由她执导的《原野》、《楚霸王》、《杨贵妃》、《卡门》、《弄臣》等中外歌剧、音乐剧被一部部成功搬上舞台，其中，《原野》被称为是“震撼西方舞台的第一部中国歌剧”。然而这么多年来，李稻川始终对歌剧《白毛女》情有独钟，时时惦记于心，却迟迟未见涉足，这已成为业内皆知的一个“秘密”。李稻川为此一直在寻找和等待一支可以让她信任和满意的创作团队。

那么，李稻川对歌剧《白毛女》到底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情结？在这样不断求新、求变的今天，观众是否还需要《白毛女》？又是什么让她选择了与天津歌舞剧院的这次艺术合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一次见到李稻川导演，并和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艺术访谈。

与《白毛女》有份难解“情缘”

这一次见到李稻川导演，记者来到了她在津居住的公寓，这是天津歌舞剧院为方便李稻川来津排练而特意安排的，这座酒店式的公寓能够俯瞰天津文化中心的全貌。因此，为了排演《白毛女》，李稻川来津工作的小半年时间里，也在关注和见证着天津文化中心从建设到落成的每一天。“歌剧《白毛女》从延安诞生至今已近70年了，70年的风风雨雨抹不去她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熠熠光辉。作为第一部中国民族歌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任何一部歌剧都难以相比的，那优美的旋律，诸如《北风吹》可以说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唱……”

简单寒暄过后，李稻川的谈话直奔主题，她首先讲到了自己与歌剧《白毛女》的那份难解“情缘”。原来，李稻川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时，最早参加的就是《白毛女》演出，对于剧中的台词，她说至今还能够做到倒背如流。“那时候的演出条件非常有限，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舞台，演员们都要和老乡们借衣服，但是每场演出都会出现非常感人的场面，演到动情的时候，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很有可能就会遭到石头和砖头的攻击，因为台下这些打着背包，哼着《北风吹》行军的战士们，家中可能就有像喜儿这样的亲人。”

可以说青春年代参演的一部《白毛女》，影响了李稻川的艺术人生。越是在幸福生活的今天，她越发怀念那个年代演出时的情景。“杨白劳们，喜儿们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也绝不允许它再回来。但是，作为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应该继续‘活’在舞台上。”李稻川所说的“活”，就是要让歌剧《白毛女》回归作者创作的原始风貌，散发出真正的泥土芬芳。“与有的动不动就是上百万元投入的艺术作品相比，我认为《白毛女》重在以情动人。从那个年代一路走来，保留下那份难得的朴素与真情，才是这部歌剧成功的关键。”

津版歌剧《白毛女》质朴厚重

一次，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谈话，更加震撼了李稻川。“他问我，‘你说黄世仁是好人，还是杨白劳是好人？’天啊，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下，多少‘黄世仁’逼死了多少‘杨白劳’，多少‘喜儿’被逼成了‘白毛女’。无数先烈牺牲生命才换来的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应该忘记吗？”

“我要排《白毛女》，我要排《白毛女》。”讲到这里时，坐在面前的李导不经意地变换了坐姿，很是兴奋地讲起来自己与天津歌舞剧院的愉快合作。原来在津版歌剧《白毛女》之前，李稻川与天津歌舞剧院的创作团队已有过多次完美合作，去年年底在福州举行的中国首届歌剧节上，由李稻川执导，天津歌舞剧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瑛、男高音歌唱家王虎鸣主演的歌剧《原野》可以说是赢得“大满贯”，主演李瑛的演唱与表演，以及整个团队呈现出的对艺术的认真与执著，让她在领奖的那一刻，便产生了实现自己心中艺术追求的想法。

其实，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天津歌舞剧院从去年就在着手文艺作品的生产，剧院上下也在为寻找好的导演和制作好的作品苦苦思量。一部歌剧《原野》，亮出了李稻川的艺术功力，亮出了歌剧界这位大家的金字招牌，亮出了剧院艺术人才的实力。而歌剧《白毛女》从延安诞生至今已近70年，力邀名导李稻川再次来津，排演一部津版的具有泥土芬芳的歌剧《白毛女》，真可谓十分恰当。

对于与天津歌舞剧院合作执导津版歌剧《白毛女》，用李稻川自己的话讲“天随人意”。歌剧《白毛女》自问世以来，被移植成各个剧种，包括电影久演不衰，中国歌剧舞剧院也拥有成功的艺术版本，津版歌剧《白毛女》又将如何为观众所接受，成为李导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创作难题。

可以这样讲，李导在这部歌剧中大胆运用了“减法式”的创作。不仅仅是剧情上删减处理，对演员的服装和化妆，要求朴素简单；乐队不使用大型的交响伴奏，而且全部为民族器乐，同时舞台布景也是追求简洁鲜明……整体艺术风格回归原始风貌，演出中，演员的演唱和表演得到了极大烘托，津版歌剧《白毛女》首演圆满成功，真正做到了歌剧所追求的“以声音塑造人物”艺术理念。“为顺应当今观众快节奏的欣赏习惯，我对后半部分比较拖沓的剧情做了删减，并引入陕西华县老腔，以说唱的形式将整个剧情衔接贯通下来。”记者后来在首场近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感受到，正是铿锵有力的老腔，为这部歌剧增添了难得的质朴与厚重。

“再给我十年该多好！”

“我不做平常的事情。我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李稻川的访谈进行了一个上午，除了畅谈关于《白毛女》的艺术创作，这是记者采访记下的最真切的一句话。年近八旬的李稻川依旧“霸气十足”，她说自己绝不为钱做不甘心的事情，在歌剧事业上，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和历史使命感始终在驱使着自己。

当记者告诉她，天津文化中心的大剧院已经投入使用的时候，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很想亲自到天津大剧院去走走看看。记者便和这位刚刚熟络的“忘年交”约好，晚上一同前往大剧院亲身感受一番。于是，原本应该结束的采访，又伴随着大剧院呈现出的靓丽的喷泉夜景而继续着。“天津大剧院各项设施非常完善，特别是声音的传递效果很专业，我期待着在歌剧厅聆听到一场高水准的歌剧。”一个晚上，李稻川都在剧场内静静地欣赏演出，其实转过天一大早，她就要赶去排练场。在艺术上的好奇和学习精神，让这位导演从不知疲倦。

在津版歌剧《白毛女》首演前，记者在排练现场又一次见到了李稻川。“天津歌舞剧院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歌剧人才，一部《原野》发现了李瑛，一部《白毛女》又‘挖’出了一个张成喜，他们的演唱和表演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歌剧是艺术宝塔尖上的钻石，从事这项艺术就是将自己扮作了苦行僧，观众应该知道演员们的甘苦，懂得艺术家的价值……”排练中，李导还不忘夸赞身边的每一位演员。

当时正在排演黄世仁逼死杨白劳，前来抢喜儿，如何表现出这时喜儿的悲痛欲绝，李导亲自在舞台上为歌唱家李瑛示范起了动作。“唱到这时，音乐一起，就要扑通跪地”，说到这时，只听“嗵”的一声，李导已经双膝跪地，在场演员心疼地一起走上前搀扶，但李导推开大家的手，还是跪在地上接着说戏，直到将这一幕的整本台词串下来……

津版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圆满取得成功，在全体演员和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李稻川走上舞台和大家紧紧相拥在一起。面对送上一束束鲜花的热情观众，面对结下深厚友情的合作团队，站在舞台上的她，第一次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庆幸这辈子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为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创造出开阔的艺术天地，真是令人羡慕啊。我很想说，‘再给我十年该多好！’”

人应爱惜自己的羽毛

　　(2010-03-05 11:57:31)

大学时代的班主任王予民老师曾反复告诫我们：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这句话似乎成为了他的口头禅。这么多年这句话时常萦绕在脑海里，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也不能太不把当回事，如果自己都不爱惜自己，别人怎么会来爱惜你？！

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宁波工作，凡事自重自爱、小心谨慎。记得上班的第一天，早早赶到单位，拖地、打开水、打扫办公室卫生，忙的不亦乐乎，笑得办公室主任直不起腰：“居高，你是引进的高材生，没必要做这些，我们有专门的清洁工。”现在回头想想，如果说幼稚的确蛮幼稚，但作为体现一种精神风貌、积极融入新集团的举措，还是很必要的。学历毕竟只是敲门砖，进了单位的门一切就得从头做起。

客观地评价自己，除了腰间盘哪也不突出，谈不上有漂亮的羽毛，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更加珍视寥寥无几的羽毛，苦活累活多干点，利益荣誉多让点，最大程度地被人所认可，给自己多积攒几根羽毛。年前，一个一起分配过来、颇感失意的同事对我说：“我就是想有尊严地活着，所以我不想迎合，但该给我的要给我。”他的话一直让我很纠结，一是自我反思自己活得是否有尊严？二是尊严来自何处？三是什么是“该给我的”？

大学毕业10年后才想起搜索下“人应爱惜自己的羽毛”出处何在：

汉·刘向《说苑·杂言》:“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后以“爱惜羽毛”喻珍惜自己的名声。

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来的；声誉不是空穴之风，是自己努力而来的。转到新单位以来，压力也随之而来，业务不熟悉，人头不熟悉，上有领导的要求和注目，下有同事的考量和比照，恨不能一下子得心应手，但终究要一点点积累。节后的第一个周五一下班，就踏上去南京的旅途，偶然得知一家企业可能来宁波，私下托朋友牵线过去看看情况，担心一无所成，也没敢声张，只得利用节假日自己行动。6个小时的大巴真不舒服，一路上就在想：没有人要求自己这样做，自己也不想如何如何，自费搭着一路开销、把珍藏多年的东西转赠他人、陪着笑脸陪着酒，何苦来着呢？后来想到班主任的话，心理宽慰了不少，就当为自己攒根羽毛吧！

尽管这根羽毛或许不值什么，但敝帚自珍，希望多为自己隐形的翅膀增添一根羽毛、一抹色彩，总可以多份抗击风雨的底气吧！

像丰子恺一样爱惜自己的“羽毛”

李丹崖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正是星期一，刚刚经过一个周末休息的丰子恺先生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书房里打开一张新到的《新民晚报》，约莫浏览了五分钟的时候，丰子恺先生突然停了下来。他显得有些坐卧不安，一杯刚刚冲泡的新茶也没有喝，就蹙眉起来。

原来，这天的《新民晚报》刊登了丰子恺的一幅名叫《亲爱的叔叔……》的漫画，而这幅漫画已经在北京的《漫画》期刊发表过，昨天刚刚收到样刊。他琢磨，这幅漫画自己并没有投给新民晚报社啊？怎么会首发时间间隔这么短就出现在这张报纸上呢？并且，《新民晚报》也没有注明“转自《漫画》”字样。丰子恺略加思忖，就明白了一切，可能是《新民晚报》的编辑们急于让读者看到这样一幅漫画，只顾着赶时间，却把原发刊物的出处忘记标注了。

自己能够想明白，但是，《漫画》编辑部会不会误以为自己是一稿多投呢？想到这里，他连忙找了一张信纸，即刻奋笔疾书起来———

《漫画》编辑部：

敬启者，拙作《亲爱的叔叔……》已在贵志发表，承寄清样及稿费，已于昨日收到，道谢。今日（六月）见上海《新民晚报》，亦登此画，想是从贵刊转载。但该报未注明「转载」字样。想是遗忘所致。深恐见者误以为鄙人「一稿两投」，故特函告。有机会遇见《新民晚报》同人时，亦当请其以后遇同样情形时勿忘注明也。此致

敬礼

丰子恺 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

内容写好以后，他连忙找了一张信封，没有请人代劳，而是亲自把这封信邮寄了出去。《漫画》编辑部的负责人收到此函以后，把丰子恺的这封说明信函几乎传了个遍，几个当时不在场的人还争相索阅，只要是见到这封信的人，无一不为丰子恺此举竖起大拇指。

我是在一家外媒上看到这篇报道的，看后，我不禁再一次浏览了一下丰子恺先生写这封信的时间：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当时，正处于经济普遍不景气时期，想必那时候的丰先生收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为什么不抱着一颗息事宁人的心来了结此事呢？说不定还能向《新民晚报》要到一些转载费呢。然而，丰子恺先生没有捂着此事，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解释。

这是一种多么值得称道的较真儿！丰子恺的举动，不禁让我想起了与他同时期的一位国学大师刘文典所说的一句话：“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是啊，一个连自己的“羽毛”都不爱惜的人，凭什么展翅宽广的苍穹呢？若是不然，见到雪白的云朵，那该有着怎样的汗颜呀！

刘文典：“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11-2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是放浪形骸，狂傲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

……上课铃声响后，走进来的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凹，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如果单从这个第一印象出发，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个形象与名教授联系在一起。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却又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先生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号”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宁以义死，不以幸生”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刘文典具有很浓厚的名士气，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

尽管刘文典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

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他以“发夷声为耻”。

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

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对刘文典夫妇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但儿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刘文典的民族热情，据刘文典在清华的学生回忆：“刘先生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事的艰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

1929年，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当时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获悉学潮事后十分恼怒，于是经教育部下文传令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对蒋介石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去南京前刘文典曾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解散安大”。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章太炎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文典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1938年5月，刘文典悄悄告别家人，离开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人员买到船票，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对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状态，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里有过透露，他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的决心，辛苦危险，在所非计。”此时对刘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义”。对认为“国家民族是大节”的刘文典而言，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

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自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该书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

有人问，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刘文典回答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

“替庄子跑警报”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刘文典对国学的态度。抗战时期，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联大也是日机轰炸的目标。西南联大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停下课来，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谓“跑警报”是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说：“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人云南省境了，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

对于跑警报的经历，陈寅恪也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紧急中不忘幽默。某一天，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在刘文典的“怪”和“狂傲”中，可以看到刘文典对待世事人情，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荡荡”。他的这种率真和坦荡也能见出其可爱处。而在抗战时期艰苦的生活中，刘文典的这种率真和坦荡则尤显得可贵。

摘自《乱世浮生》帅彦著 中华书局 2007年6月版23.00元